內蒙古呼倫貝爾，男子為母牛配種后，母牛再次發情，男子請獸醫前來診療，不料1個月后母牛死亡，死因為子宮內膜炎，男子認為是獸醫治療失當造成子宮上壁破裂，向其索賠2.6萬元，獸醫卻說：是其他公牛配種時導致！法院會如何判決？

（案例來源：莫旗人民法院）

郭恒是內蒙古農民，5月初購買一頭4歲的紅花母牛，該母牛在5月初出現發情，郭恒遂用公牛為其進行配種，不料，5月20日母牛又出現發情。

因此郭恒找到獸醫黃國進行診療，經黃國確診為子宮內膜炎，并對子宮進行清洗，同時留下4天肌肉注射的消炎藥，郭恒遵從醫囑連續用藥4天。

5月27日黃國又對牛進行一次子宮清洗，并再次留下肌肉注射藥物，郭恒仍然每日對牛進行肌肉注射治療。

6月5日，該牛開始出現尿血、弓腰、精神萎靡，經過溝通，黃國讓郭恒仍注射消炎藥，6月9日，郭恒表示牛的病情好轉。

6月13日，該牛又出現腹瀉情況，黃國先捎去治療藥物，后郭恒又自行去黃國家取治療腹瀉的藥物，6月17日用完藥物后，該牛18日一天未進食，19日該牛死亡。

6月20日，疫控中心對牛進行尸檢，作出001號《尸檢報告》，認為死因為：子宮內膜炎，因治療不當造成子宮內膜破損，腹腔感染，引起嚴重炎癥病變，最終引發全身敗血癥而死亡。

疫控中心要求對尸體作無害化處理，后疫控中心再次對雙方進行詢問，經調查發現，郭恒向疫控中心隱瞞了其將牛趕到牛倌家牛群配種一事。

莫旗農業科技局了解這一情況后，于7月31日將診斷結果更正為：由外力造成的子宮上壁破裂，引起腹腔嚴重感染，最終引發全身敗血癥死亡。

經鑒定機構評定，該牛市場價值為21000元，鑒定費為5000元，事后郭恒向法院起訴，要求黃國賠償2.6萬元，并提出如下理由：

根據001號《尸檢報告》，完全可以認定牛的死亡是黃國不當治療造成，黃國的治療行為與牛的死亡之間，有直接因果關系，依法負有賠償義務。

黃國辯稱：

1.治療期間，郭恒于6月9日通過微信告訴我，牛已經完全治好，我告訴郭恒牛沒好利索，要繼續治療，單獨隔離飼養，讓該牛子宮恢復，但郭恒終止治療。

2.郭恒在訴狀中，對于牛腹瀉一事只字未提，片面強調子宮內膜炎找我治療，其中必有隱情，牛腹瀉會導致脫水引起酸中毒，也會導致牛死亡。

只是這種情況需要實驗室化驗，尸體剖檢檢驗不出來結果，7月8日，法庭通知我應訴后，我才知道疫控中心對該牛進行過尸體解剖，解剖時未通知我到場。

3.郭恒依據001號報告，主張因我治療不當導致其牛死亡不能成立，更正后的結論只能證明牛是因外力作用導致子宮破裂。

4.鑒定機構評估涉案母牛死亡時價值21000元，并不能證明郭恒的實際損失是21000元，該牛非因疾病死亡，其牛皮、牛肉價值等并非是郭恒實際損失。

郭恒申請價格評估時，主張該牛體重850斤重，牛肉等均可變現，該牛剩余價值不屬于郭恒的損失，且郭恒曾承認，將牛肉賣一部分，自家冰柜中留一部分。

5.我按照正確診療方法及合理治療程序為郭恒的牛治療，治療后，郭恒親自向我確認該牛痊愈，牛的死亡是郭恒著急想讓母牛進行交配造成的。

我已告訴郭恒牛并未痊愈，還需把子宮內膜恢復好才能交配，郭恒不聽建議，私自讓涉案母牛與其他牛進行交配，導致母牛子宮內壁破裂死亡，具有全部過錯。

那么，法院會如何判決？

郭恒請黃國為自己的牛治療，并支付相應價款，因此雙方形成動物診療服務合同關系，因郭恒的患牛在診療過程中死亡，因此也存在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

郭恒選擇了侵權責任請求權，本案是動物診療服務，提供服務一方應當按照專業要求提供服務，即使未能做到治愈甚至因病死亡也屬于合理的風險范圍。

但黃國作為診療人員，在對病牛的診療中，不僅要對牛做出最基本的診斷和治療，同時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又負有充分的注意義務。

該充分注意義務應當包括：對畜主說明患牛處于特殊時期，某種行為有可能引發病情惡化；治療措施所伴隨的后果危險、現有癥狀及原因、預定治療方案、不治療將發生的后果等。

本案中，疫控中心對子宮破裂的原因認定為外力導致，但并未排除是在治療過程中因不當檢查導致，也未明確是因公牛交配導致破損破裂。

郭恒作為牛的實際管理者，應當按照醫囑對牛進行照料，在沒有得到確認可以送群的情況下將牛放歸牛群，導致病情惡化，最終導致死亡，應承擔主要責任。

黃國作為診療服務提供者，應當以治愈為目的提供診療服務，本案中雖然牛不是因子宮內膜炎導致死亡，但縱觀全案，從開始治療直至牛死亡，一直處于黃國的治療期間。

黃國作為具有專業知識的獸醫，沒有盡到注意告知義務，只是告知不能配種，且在診療過程中沒有對牛的病情作出正確判斷，客觀上延誤病情，對牛的死亡有過失，應負次要責任。

綜上，結合雙方各自過錯，郭恒應承擔70%，黃國負30%責任，黃國應賠償郭恒7800元，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