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入世的“心學”

前些天看《季羨林談佛》（點擊可跳轉），忽然想到我還沒看過王陽明相關的書。

這些年，王陽明太熱門了。“陽明學”兼備政治、心性、學術，有些出版商還特別強調王陽明的“實用性”。

為何挑了這本書呢？因為封面很樸實，簡介說：“本書初版于1987年，具有那個時代漢學學者平實、儒雅的學術風格。”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余姚人。

學術界對王陽明的評價愛憎并存。

他被視為“殺人的王陽明”：身兼軍職，又平亂、又打仗、又殺人。

他被視為“思想的王陽明”：思想內容豐富，他的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學說是宋代理學的延續和發展。

中國思想史上若是沒朱熹，也不會有王陽明。這不是說，陽明思想得自朱熹；而是說，陽明思想，是他給程頤、朱熹所建立的宋朝理學體系的反應。讀陽明書，即可知他偏重程頤，又以陸九淵為先驅。

王陽明早年曾積極嘗試“格物窮理”的成圣之法，不但未能達到目的，健康還大受打擊。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不夠用的，他后來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學說。

修德之前，若必先求明理，能修德的人，定屬少數，而“人人皆可成圣”即成廢話。為解決此項難題，陽明并不否認“知”之價值，反而為此字加上新義：知即是行，而行即是德行。成圣之道，唯在修德，而修德亦是求知之路。

王陽明向經書求證，又強調自己的見解，“不必盡合于先賢”。他甚至覺得，經書只是求道的用具，得道后即可放棄。

王陽明強調“心”有自決的、自善的能力，無須外求。他不反對功業，但反對為了名利去求功立業。

善行發自善心，“心即理”。

陽明的“心即理”的學說，既是解釋人人皆可成圣的出發點，又是他的實踐與修養法的基礎。
因為“心”有自決的能力；心的所知，包括了經驗和行動。
為陽明而說，“知”指的，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知識，也是人生智慧。
而“行”指的，是如何循知行事。
所以真的“知”即是有關道德行為的知，而真的“行”即是道德行為本身。換句話說，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也就是他的道德理想。

他認為成圣的方法是“致良知”。

“心”和“良知”不易分辨，晚年他更多使用“本體”二字。“人心”易變無常，“良知”可應萬變。

“方法論”實是超出“道統”的范圍的。因為所謂正與邪，或不正，是概念的問題，不易用來鑒別方法。
方法來自實踐，陽明親自用過佛老的靜坐與導引法，又承認受過益，但是他沒有完全接受這些方法的前提。他鑒別方法的準則，來自良知。這確是循環性的作用：他的良知，為他指出，“致良知”是成圣的方法。

他悟到“知行合一”，又悟到“致良知”，達到與萬物一體的心境。

他的“知”，不是知識的“知”，而是知“道”的智慧。

他的“行”，是發明本心，“萬物俱備于我”。

一心觀萬物，以一心成萬物。“心體”無善惡，“體用一源”。

縱觀王陽明思想，“簡易而精細”。

一心明萬理，化萬理為一心。

良知能應萬變，沒有體驗就沒有成長。

他的思想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大體上屬于儒家主流。但他改造了儒家，尤其是性理學，將“性理學”帶上了“心學”的路。

王陽明的學說在明代中葉興起，有排斥者視為異端，也經過后世激烈的批評。他的學說還流入日本和朝鮮，在日本發生積極作用。

基本上說，陽明思想是入世性，救世性的；是好動過于好靜的；可以用在現代化，民主化的。

總體來說，這是一本入門的書，方便你了解王陽明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哲學。

作者說，王陽明的學說是徹底的“心學”，“但是‘心學’實不可廢，它也有永恒價值：若是人們忘了心，而去‘逐外物’，則會發現另一危機。這是我們在處于繁榮世界的今日，不應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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