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四川宜賓的一起殘忍案件，向人們展現了“權大于法”的弊端以及建設“法制社會”的必要性。

1993年，宜賓市菜壩鎮一對年輕情侶在路邊遭殘忍殺害，當地警方迅速行動，以極高的效率偵破此案。過程中幾位犯罪嫌疑人不斷喊冤，相關部門卻視若無睹，只當殺人狂徒的負隅頑抗。

哪知10年后，另有兩名犯罪分子被捕，警方傻了眼。

審訊中，嫌犯徐英勇承認，當年菜壩鎮那對青年是他和同伙孫建勛殺害的，目的是為了“試膽”。事實上，由于案發于軍隊轄區內，警方宜昌警方一開始便懷疑是軍方人員所為，將調查方向指向“劣跡軍人”，并一度十分接近真相。怎料部隊方面因為某些因素，拒絕配合公安機關調查，這才使后者不得不調轉方向，最終釀成錯案。

而讓無辜者老老實實認罪，這樣的過程往往是殘酷的。相關資料對此案的記述較為詳盡，我們雖是旁觀者，也很容易從中體會到那種身陷囹圄、身不由己的絕望。

事發于1993年11月28日。

當天清晨，四川省宜賓市菜壩鎮菜壩村一名老農在趕路時，隱約看到遠處有兩個人躺在草坪上。

老農起初并未在意，以為是小情侶在打情罵俏。他很快感到詭異：那兩人一動也不動，姿勢扭曲，顯然不是在睡覺。好奇之下湊過去一看，老農差點嚇丟了魂。

只見一男一女面容猙獰，渾身是血，已死去多時。

警方接到報案后迅速趕到現場，經過一番調查后得到如下線索：男性死者名叫葉云波，時年22歲，宜賓市翠屏區五星村人；女性死者名叫謝光桂，時年20歲，宜賓市翠屏區中和村人。

經確認兩人是一對情侶，約會時突遭襲擊，頭部遭到鈍器反復打擊，頸部有勒痕。從現場痕跡來看，死前曾做過極為激烈的抵抗，無奈雙方力量太過懸殊，終究未能逃過厄運。

起初，調查人員認為此案的方向非常明確。

事發地位于宜賓菜壩機場跑道北側草坪某處，該機場距離宜昌市市區約8公里，并不太遠，但菜壩機場當時是軍用機場，附近駐扎著一個陸航團，加上該機場于1991年4月擴建，案發時仍在施工，平時基本不會有附近居民來。因此，警方懷疑兇手是軍方人員。

日次，部隊便同意配合調查，與當地公安組成聯合調查團，對陸航團官兵展開逐一排查，最終篩選出23名嫌疑對象。

據了解，這批嫌疑對象要么是部隊里的刺頭，平日里表現不良；要么已經有過違反紀律的前科，屬于“劣跡軍人”。而事實上，此案的真兇就在其中，倘若順著這個方向調查下去，此案定會水落石出，后來屈打成招的冤情便不會上演了。

哪知就在這關鍵的節點上，部隊因“強調自身的穩定性”，擔心負面影響會造成不良反應，因此做出擔保，稱這23名嫌疑對象“審查正常，表現正常，予以全數排除”。至于真兇的具體情況，我們過會兒會提到。

這條線被阻斷后，警方一度陷入極大的迷茫，將調查方向轉向社會后，雖投入大量資源卻始終沒有任何進展。即便如此，當地公安部門一直沒有放棄，直到1995年9月，一條消息令調查人員為之一振。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當地有個經營著修車鋪的肖姓男子與一名包工頭發生了經濟糾紛，包工頭欠錢不給，肖某氣不過，找朋友幫忙教訓了包工頭一番。這些打手里有個名叫李杰的人，此人肯出手并非為朋友兩肋插刀，而是聽說事成后有“酬勞”。然而當李杰去找肖某討好處時，后者卻說壓根沒這檔子事。

1995年9月25日，李杰突然登門造訪，再度向肖某要錢。過程中，他陰惻惻地說道：我在菜壩殺了人，現在要逃難，希望老兄能“資助”一點。

說自己身上背著人命，暗示自己為了錢可以不擇手段，這是那會兒流氓欺負老實人的慣用手段，這話壓根就是瞎編的，他哪兒想得到自己即將為這句話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作為“抵債”，李杰強行騎走一輛自行車。當他離開后，肖某趕緊讓妻子報了警。

肖某或許也沒把對方“殺人”這件事當真，只是希望警方能幫忙拿回自行車。得到消息的警方卻是十分激動，當晚便把李杰緝拿歸案。

據他回憶：警方最初的所作所為并沒有給他帶來太糟糕的預感，他只是被帶到一間審訊室里，被反復詢問搶奪自行車一事的前因后果。在弄明白事情原委后，審訊人員還告訴他：只要讓家人交一筆罰款，再認個錯，把自行車還回去，基本就沒什么問題了。

1995年10月27日，李杰突然被幾名看管人員帶出了收審所。走出收審所時，他恰好看到母親張映輝、姐夫朱勇和朋友何軍，這令他極為欣喜，以為自己是要獲釋，警方通知他們來接自己回家呢。

哪知狀況急轉直下：李杰當著親朋好友的面被押上囚車，轉而送進了看守所。與此同時，3人也被警方拘留，配合調查。

噩夢旋即上演了：當天晚上11時許，警方對李杰展開突擊審訊。過程持續了一天兩夜，其間審訊人員反復向他詢問一些問題，不讓他休息睡覺。

29日凌晨，審訊暫時結束，此事李杰已是筋疲力盡，但仍未從巨大的震驚中緩過神來——他到現在都沒有弄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命案的嫌疑人。

當天下午，李杰被批準去洗手間。不知警方是否有意為之：隔壁審訊室的門是開著的，李杰路過時往里看了一眼，一眼便看到好友何軍衣衫凌亂，臉色青白，光著腳表情木然地站在地板上，看起來十分痛苦。

見狀，李杰當場崩潰了，癱倒在地大哭起來，大喊“冤枉”。審訊人員大怒，指責他“傳遞信息”，將他強行拖回審訊室，將他狠狠地打了一頓。

10月30日下午，噩耗再度傳來。審訊人員通知李杰：他的母親在審訊中昏了過去，“如果不認罪，我們是不會把她送去醫院的”。無論李杰如何懇求，即便跪地求饒，對方依舊絲毫不為所動。見狀，他突然意識到眼下自己只有“認罪”這一條路了。

此后，李杰在審訊中表現得十分配合，總是提供警方想要的“線索”。

李杰積極認罪，是想把所有的罪責都攬在自己頭上，解救同樣遭受逼供的親朋好友。哪知審訊人員反倒十分“嚴謹”，稱就憑李杰一人之力無法殺害一對青年男女。無奈之下，他只好供出“同伙”黃德海——這位好友早些年便已南下打工，李覺得警方找他需要花費時間，希望能以此拖住警方，先營救其他人。

對此，警方依舊不滿意，在不斷的拷問之下，李杰不得不再將另一位名叫黃剛的朋友拖下水。這樣一來，他、何軍、黃德海和黃剛組成的“犯罪團伙”便有了雛形。

至于犯罪過程，在審訊人員的“指導”下，李杰也講述得有模有樣。據他所說：當天哥幾個喝了些酒，在機場附近散步，煙不夠抽了，恰好看到有對小情侶在路邊打情罵俏。他們本想去討幾根煙，哪知情侶以為遭遇搶劫，反應激烈，當場就跟他們打了氣來。借著酒勁兒，幾人一怒之下撿起石頭，把這對男女給生生砸死了。

諷刺的是，被問到怎么走到機場時，李杰壓根就不知道路線。他按照警方的要求不斷練習畫路線圖，直到練得十分熟練為止。

在警方的不斷“努力”下，何軍和黃剛也相繼認罪。

1996年11月15日，宜賓中院不公開開庭審理此案，并對4名被告做出有罪判決，其中李杰被判無期徒刑，何軍獲刑10年、黃剛8年。

最倒霉的莫過于黃德海：2001年，正在東莞電子廠打工的他突然被警方抓獲，接著被扔進監獄，告知被判了12年，糊里糊涂地成了“殺人犯”。

其間，幾人的上訴均已失敗告終。

眼看此案已蓋棺定論，結果無法改寫，哪知戲劇性的轉折偏偏又上演了。

2003年1月，警方抓獲一系列案兇犯徐英勇，此人在審訊中供認不諱，可一開口就讓審訊人員大呼不妙。

據稱，早在陸航團服役時，他與同伙孫建勛就嫌軍旅生活太過艱苦，好逸惡勞的二人便想到了個在退伍后輕松“致富”的法子——搶劫。

在10年的犯罪生涯里，兩人流竄于四川省內犯案3起，共殺害兩男兩女。

起初，他們還拿不定主意，于是決定先找個機會“練練膽子”。恰在1993年11月27日晚，受害者葉云波、謝光桂在機場跑道便的草坪約會時被酒后的徐、孫二人撞見，后二人立馬走上前去，不由分說便手持木棍對受害者頭部猛擊。

掙扎中，女受害者謝光桂察覺對方身份，大喊“我要去部隊告你們”，此話更是為她引來殺身之禍。徐英勇原本沒打算殺人，只想將人打暈后搜刮財物，聽聞此言，當即與孫建勛商量是否要殺人滅口。

在將受害者擊打昏迷后，兩人又撿起石頭繼續猛砸其頭部，末了還用皮帶勒受害者頸部，直到受害者再無動靜。

正如我們先前所說：徐英勇、孫建勛恰在警方最初的23名嫌疑人員名單中，若非部隊“護短”，單方面強行為他們洗清嫌疑，此案后續的冤情恐怕就不會發生了。

2003年7月1日，宜賓中院宣判：李杰、何軍、黃剛、黃德海無罪。錯案在多年后得以糾正，對于平白遭受冤獄的4人而言，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亡羊補牢，為時晚矣。

此外，從這一事例中我們便不難看出國家一直強調的“依法治國”、建立法制社會的重要性：只有將法律置于權力之上時，權力才會受到監督，類似狀況才會最大程度地避免——無論犯罪者身份尊卑，只要犯了錯就會受到責罰，無妄之災便不會落到無辜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