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受此影響，今人的史學研究作品，不管是學術界，還是通俗讀物，也大多圍繞王朝興衰、宮廷斗爭、功臣名將展開。而占據絕對數量的平民大眾，往往連名字都不配出現……

可是，主角光環畢竟是少數人的特權，那些寂寂無名的“小民”，才是歷史洪流中的大多數啊！

經緯度叢書《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終于為“小民”群像式立史！由州縣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文代表的生員、富甲一方的紳商、辛勤稼穡的齊民、堅守貞節的節婦烈女……通過對他們生活與命運的剖析，嘗試還原君主專政時期普通州縣平民的生存狀態。

本文摘編自《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推薦序

作者為諶旭彬

眾所周知，中國有著漫長的修史傳統。我卻始終有個偏見，認為我們這個史學大國，實際上長期深陷無史狀態而不自知。無史的第一個表征，是中國史學的好傳統很早便被斬斷。這類好傳統包括如太史公那般掙脫權力干預，站在自主立場上撰史；包括不隱惡不虛美，以起居注與實錄等檔案忠實詳盡地記錄統治者的所作所為。遺憾的是，《史記》成了絕唱，《太史公書》也難逃被刪改的命運，起居注、實錄乃至民 間筆記皆時常遭受封建權力的嚴厲審查。

無史的第二個表征，是上至朝廷組織書寫的所謂“正史”，下至地方士紳發起編撰的地方志，皆屬于以統治者為主體的記錄文本，被統治者始終缺席。被統治者即便偶爾得到機會載入史冊，也只是在充當統治者的背景板。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東漢和帝年間，百姓普遍處于饑餓狀態。今人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后漢書·和帝紀》要記載漢和帝的一項“德政”，說他不但下詔要求地方郡國“勸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即發動官府去號召百姓以蔬菜代替糧食；還破例允許地方郡國的流民去官府控制下的陂池采集“以助蔬食”。如果和帝沒有這般“德政”需要褒揚，百姓吃不飽飯這段史實恐怕就很難被載入《后漢書》。

再如晉代史料《零陵先賢傳》。內中記載東漢末年的零陵郡泉陵縣稅負沉重，“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孩子剛生下來一歲，就會有人上門要收孩子的人頭稅，于是百姓生了孩子普遍不肯養育，或拋棄或溺死。百姓的這番境況會被記載下來，也只是因為《零陵先賢傳》想要表彰一位叫作鄭產的鄉紳。這位鄭產在泉陵縣的白土鄉做“鄉嗇夫”，乃官僚體制內底層人員，主要職責是替朝廷收取賦稅、受理詞訟。鄭產勸說轄下百姓不要殺孩子，還愿意替那些困頓的父母繳納孩子的人頭稅，且通過向上級郡縣反映情況，使該鄉的孩子不必再繳納人頭稅。如果泉陵縣沒有這位值得褒獎的鄭產，該縣百姓遭受的苦難便會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留不下半點痕跡。

在陳壽的《三國志》里，被統治者的慘況因充當統治者德政的背景板而被記錄下來的情況同樣常見。今人能夠知曉曹魏治下的下蔡縣與邵陵縣百姓生計困難，生了孩子后普遍將之殺害不肯養育，是因為《三國志·魏書》要褒揚官員鄭渾在當地實施善政，稍稍緩解了百姓的痛苦。今人能夠知曉曹魏統治時期有大量的孩子未成年就被官府抓了去服勞役，是因為《三國志·魏書》要褒揚官員王朗心系百姓，曾上疏勸剛剛繼任魏王的曹丕取消此類暴政。今人能夠知曉孫吳統治時期百姓甘愿身陷貧困也不肯努力勞作，同樣是因為《三國志·吳書》要贊頌將軍駱統，要褒揚他指出這些現象源自朝廷的暴政，并勸諫孫權變更政策以減輕百姓痛苦。

反之，如果統治者不需要表彰，被統治者及其承受的苦難也就失去了做背景襯托的機會，很難被記錄下來。《州縣之民》以乾隆年間《岐山縣志》等地方志為據，兼采其他明清文獻檔案，嘗試還原明清時期陜西岐山及其周邊地區普通州縣百姓的生存狀態時，明顯注意到了上述情形。比如，書中以清代奏折檔案為資料主體，還原了一樁“李知縣買布”事件。其情節簡言之，就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鳳翔縣知縣李莊就因買布這件小事，將本縣布商活活打死。此一惡劣行徑連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親自下旨將李莊判處死刑。可是，這樣一樁經由皇帝御斷過的案子，在乾隆版《鳳翔縣志》里竟然只字不提——要知道，這部《鳳翔縣志》重修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也就是李莊案發生后的第四年。知縣被誅殺于一縣而言是大事，鳳翔縣的官員與士紳斷無可能這么快就遺忘了李莊之死。可他們在編修縣志時，對李莊其人僅扼要記載：“李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拔貢，乾隆二十四年任。”

為什么會這樣？本書作者認為：在體例設置上，乾隆年間《鳳翔縣志》根本就沒考慮記載貪虐官員的事跡。不獨《鳳翔縣志》，許多清代方志皆是如此。“道理也很簡單，方志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教化人心，如果都詳細記載官員如何貪虐，豈非有損官府衙門的威嚴？若非相關奏折檔案留存至今，僅僅依靠方志，恐怕后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乾隆二十八年（1763），鳳翔縣有過一位如此瘋狂的縣太爺。”我覺得作者的解釋相當精辟，直接道破了傳統中國空有浩如煙海的史書與史料，卻深陷無史狀態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同時也是一種提醒，即：在傳統中國，受權力之手操縱的絕不僅僅只是官修的起居注、實錄與所謂“正史”，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地方志。這些地方志看似成于地方士紳之手，實則仍是統治秩序的一部分，仍普遍承載著為統治者塑造光輝形象并提供統治合法性的功能。普通民眾及其生存狀態，從來就不是此類地方志的敘述主體。

從統治者的頌歌聲中聽出被統治者的呼號。從這個意義來看，《州縣之民》的寫作乃是在“化無史為有史”。

《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

作者 王帆

內容簡介

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崇禎帝自縊，明亡。次月，清軍入關，進據北京。是為“天下亡”。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經歷百余年恢復發展，社會安定，人口繁盛，全國總人口突破兩億七千萬。是為“天下興”。

興亡之間，無數平民被時代洪流裹挾，隨波漂蕩。

本書以關中地區的西岐之地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乾隆年間的《岐山縣志》等西府地方志為主，兼采其他明清文獻檔案，由州縣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文代表的生員、富甲一方的紳商、辛勤稼穡的齊民、堅守貞節的節婦烈女……通過對他們生活與命運的剖析，嘗試還原君主專政時期普通州縣平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