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作家莫言，有人提出要搞一場“批莫反莫的群眾運動”。

如此妄言，出自一個名為“浙教先鋒”的微信公眾號，“號主”是浙江師范大學退休教授蔡偉。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地相似”。在對待莫言問題上，倒下一個司馬南，又冒出一個“先鋒”人物。

蔡偉在“浙教先鋒”發表多篇文章，對莫言發起系統性攻擊。

聲稱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莫言作品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判，“贏得了愛國民眾的熱情支持”。

其在文中稱莫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并指責莫粉“發表大量反D反社會主義言論”。

其將莫言貼上“媚日”“漢奸”等政治化標簽，指控莫言作品“侮辱革命先烈”，要向全國人民道歉并賠償。

蔡偉在文中聲色俱厲、破口大罵，如“莫粉之惡，可用喪心病狂來形容”，“莫言的作品真的是毒品，浸漬出一群無德無行無恥無聊的無賴”，并威脅“恨不得宰了你”。

蔡偉要發起“批莫反莫的群眾運動”，不只是圖個嘴上快活，其聲稱要開展“批莫征文”活動。

由于上述內容過于偏激和富有攻擊性，“浙教先鋒”微信公眾號被封禁。

蔡偉轉戰到“今日頭條”，利用“龍國衛士”頭條號繼續發表“污莫宏論”，看來要將“運動”進行到底了。

有浙江師范大學校友，看不下去這種鬧劇，呼吁該校“必須明確立場，采取有力措施”。

當年文痞姚棍子炮制大批判文章，從批胡風到批馮雪峰，從批王實味倒批蕭軍，從批丁玲到批艾青，從批吳晗到批周揚，實際上就是這種打棍子、扣帽子的招數，將文學批評簡化為政治站隊。

蔡偉對付莫言的那一套，屬于姚棍子、司馬南等人玩剩下的。但凡有那么點人文素養且為人基本正派者，無不對這種充斥著歷史惡臭的搞法抱以鄙棄。

司馬南是個“社會混子”，批莫言不過是將“愛國”工具化牟利，但蔡偉身為退休教授，何以荒謬到借批判莫言，將文學批評上升為“政治忠誠度測試”？

以蔡偉的社會身份，其不僅僅是高級知識分子，更應是智識分子。智識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能力，它超越了單純的知識積累，涉及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自我形塑。

蔡偉是否要效仿司馬南，挑動民眾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意圖這種將民粹情緒貨幣化？

這尚需觀察。其將莫言的文學主張曲解為政治對立，將其文學成就矮化為政治投機的產物，本質上是對民粹主義和原教旨民族主義的迎合，乃至于成為一種充滿顛覆性、反叛性的文化民粹主義，并以此“革命事業”為榮。

蔡偉對莫言及作品的批判，自詡“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其拿腔作勢，根本不值一駁。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共產黨宣言》提出“世界的文學”概念，指出工業文明將沖破一切傳統民族國家的壁壘，克服民族的片面性，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世界性的精神產品。

馬克思在一百七十七年之前所描述的全球共同體，今天飛速發展的市場體系越來越深刻地為之提供了論證的依據。

“世界的文學”成了一種各民族可以共同對話的精神產品，凝聚著各自情感、體驗與思想。

任何偉大的文學經典，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機統一。

莫言作品正是始終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又能超越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方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廣泛傳播，成為世界文學經典的一部分。

如果連這些都真不懂得的話，不知道曾經身為教授的蔡偉，是如何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出的學生是否跟他一樣淺薄粗鄙、褊狹極端。

一些人民粹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恰恰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比如馬克思主義并不一概地批判、否定資本主義，曾肯定資本主義創造了無可比擬的巨大生產力，主張吸收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切成果，在這一文明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

民粹主義則一概否定資本主義，完全把資本主義視為青面獠牙或洪水猛獸。司馬南對資本的仇視和批判，正是如此。

蔡偉對于莫言及作品的“政治審判”，在嚴肅的外表下，隱藏著反智的敘事內核。

正像柏格森關于鬧劇和滑稽劇的論述那樣，其想扮演的角色與他本性之間是矛盾和力不從心的，他的滑稽程度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結果大家都看得見他，而他卻看不見自己。

文化民粹主義及其反智傾向，是一種以無知為個性、視放縱為自由、以低劣為崇高的具有強烈排他性的認知偏見。

任由蔡偉們聒噪反智并泛濫開去，極易置文化發展于封閉的低質循環框架之內，削弱社會開放包容發展的價值前提和共識根基，助長一種封閉、割裂、對立的社會思想傾向，無益于涵養真正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通過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至少可以得出結論：在關乎生產關系變動、意識形態取向以及涉及后代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領域，不宜采取“運動”的方式。

蔡偉言之鑿鑿，要發起“批莫反莫的群眾運動”，能搞到啥程度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暴露的是其內心深處的“運動情結”和“運動偏好”。

“大批判”已成為往事，但是現今在某些人的思想態度、文化精神里，還能找到它的酵母。

那些依附于政治話語、擁有超常話語霸權的文藝批評，雖然已逐漸被歷史塵封，但還會以種種變體形式還魂。

像當年“大批判”那樣，攜政治之威大開殺戒的文藝批評，似乎不太可能復活，但看客心理依舊盛行。蔡偉說“贏得了愛國民眾的熱情支持”，正是其發起“群眾運動”的底氣所在。

看客喝彩和慫恿所謂“犀利的”否定性的批評，因為那樣的批評與戰斗無異，舉著長矛戳或是拿著棍棒敲打，這是所有圍觀的人所樂見的精彩場景。

當年的看客被時代的惡意所支配，只要能看著別人倒霉，自己就過得不算壞。

現在的很多看客被仇外、仇資本、仇精英心理所支配，只要看著有人打斗，就等于圍觀了一場好戲，這日子才不至于平淡無奇，順便出了一口身為社會邊緣群體的“惡氣”。

似乎批評只有上綱上線，痛斥和否定作家作品、痛斥和否定資本時，最好置對方于死地，才是在“說真話”。一些民眾對“否定”和“犀利”的渴求，就像期盼一場集體受虐的游戲一樣興奮不已。

這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警惕的。當年的姚棍子也好，現今的司馬南、蔡偉也好，之所以批倒這個、批臭那個，就在于認為他們掌握了一種“絕對正確”，因此可以橫掃一切。

連《芙蓉鎮》里的王秋赦，也認為自己信奉的“革命”是“絕對正確”的。

王秋赦沉浸在往昔虛幻的輝煌里，盼著年年搞土改、分浮財、享口福、得艷福，敲著破鑼終日嘶啞著嗓子叫嚷：“運動了，運動了……”， “千萬不要忘記啊———”“五、六 年又來一次啊——”“階級斗爭，你死我活啊——— ”

這看似“一個可悲可嘆的時代的尾音”。而如今有人公然喊出，要搞“批莫反莫的群眾運動”，足以說明王秋赦的破鑼聲并未遠去。

一旦歷史進程生成某種機緣、出現某種異常風向，就會立即激起他們適逢其時般的亢奮，甚或直接地轉化成燒書，用帶釘子的桌子腿、帶銅頭的皮帶打人，給人剃陰陽頭，戴紙糊高帽，掛著打紅叉的黑牌子游街，搞“噴氣式” 批斗的

暴力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