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3日上映以來，《不說話的愛》累計票房4145.80萬，在清明檔上映的影片中排名前三。這類以特殊人群的生存困難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現實主義電影總是會陷入「煽情爛片」的爭議當中。于是，帶著一些先入為主的「偏見」，筆者走進電影院，觀看了《不說話的愛》。

但是，在看到小馬被騙時，筆者生出巴掌伸不進屏幕的無力感（誰懂，真的很想給騙子兩巴掌！），在看到小馬與木木在機場的互動時，在看到庭審現場阿梅翻供時，筆者眼淚確實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于是，在電影院此起彼伏的抽泣聲中，筆者開始思考，《不說話的愛》為何能夠讓觀眾產生共情？這部由張藝興主演的聽障人士題材電影真的是在強行煽情嗎？電影真的很爛嗎？

圖片來源：中國電影票房微信小程序截圖

以愛之名

為什么筆者覺得《不說話的愛》絕對不是一部「爛片」，因為它找到了殘疾題材電影敘事的平衡點——愛。

殘疾題材電影很容易出現「心理俯視」的問題。因為殘疾人是天然的弱勢群體，這類電影的敘事視角普遍存在「他者化」傾向，即用「健全人」的視角敘述「殘疾人」的苦難，從而使觀眾因為優越而產生同情心理。而在《不說話的愛》中，依靠「愛」打破了這種敘事困境。愛，是破解殘疾題材電影敘事失衡的核心驅動力。

首先是對生活的熱愛。在木木媽媽回來爭奪木木的撫養權之前，小馬和木木的生活有「難」，但沒有「苦」。小馬作為聾人，與聽人之間天然存在溝通問題。而作為聽人的木木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木木成為爸爸的小耳朵與小嘴巴，可以為自己的爸爸爭取工作機會。在家里因為打麻將聲音擾民而被警察找上門的時候，木木也成為小馬和他聾人朋友們的與外界的溝通渠道。在一段劇情中，小馬靠降低薪水得到工作機會，但因為有女兒的陪伴而不覺辛苦。家中沉迷搓麻的聾人朋友，會耍賴，會用手語吵架，甚至可以無聲打架。除了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是「無聲」的，其他的情感表現與正常人無異。他們沒有因為聽不見世界的聲音而自怨自艾，聾人的生活也可以很「快樂熱鬧」。因此，有難但沒有「苦」是聾人熱愛生活的表現，是打破「他者化」傾向的第一種方式。

其次是對木木的愛。為了留住木木的撫養權，小馬開始鉚足力氣賺錢，在四處打工的過程中，聾人的生存困難進一步展現。其中，最大的生存問題是溝通問題。被誤會不懷好意進入酒店客人的房間，被騙去幫詐騙團伙做事，但在種種騙局中，小馬的唯一訴求就是幫助自己留下女兒的撫養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撞車時展現出一種不顧一切的果敢，這與社會普遍對聾人持有的自卑、軟弱刻板印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小馬為了木木在誤解與騙局中的掙扎求生，將「健全人拯救殘疾人」的敘事邏輯轉化為「殘疾人的自立自強」，此時，觀眾的情感也會由「自上而下同情」轉化為「平等的共情」。正如影片結尾，阿梅的坦白是被小馬對女兒毫無保留的愛所打動，而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聾人而產生的同情。

實際上，《不說話的愛》是一部很質樸的電影。它沒有華麗炫目的特效，也沒有燒腦的復雜劇情，而是通過鏡頭匯集起聽障人士在社會中會遇到的各方面的生存困難，最后達到讓觀眾感受到聾人「生存難」的目的。但是，在影片的敘事過程中，導演并沒有沉溺于展示這些困難，而是始終用「愛」作為串聯全片的核心線索。因為愛，聾人的生存與生活雖然困難，但仍然可以積極向上，勇敢地面對一切。

情感敘事學認為，觀眾與故事中的人物在認知和情感上存在一種同構性。這種同構性讓觀眾能夠將個人情感投射到故事中，模擬人物的情感體驗，并最終激發情感上的共鳴或移情。電影《不說話的愛》通過展現聾人在逆境中頑強求生的不屈意志，而非單純描繪因生理缺陷帶來的苦難，實現了觀眾從旁觀者的同情到情感共鳴者的轉變。

殘障題材電影如何適配清明檔？

盡管技術驅動型電影類型主導了當今世界電影工業，現實主義，或者說現實題材，依然是中國電影不可或缺的主題。現實主義電影擁有無比強大的感染力和感動力。其中，殘障題材電影也具有其獨特的魅力。

2024年上映的講述了腦癱患者故事的《小小的我》，在第3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獲得觀眾選擇獎，并且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電影《小小的我》上映8天，總票房突破5億元。這印證了殘障題材在中國電影市場中的巨大潛力，以及觀眾對于真實、深刻故事的渴望。

然而，殘障題材電影在頭部電影檔期并不賣座。中國電影市場呈現明顯的「金字塔型」檔期分布，春節、國慶等超級檔期占據頭部流量，暑期檔形成次一級消費矩陣，而清明、端午等 「小檔期」則構成腰部市場。春節作為「團圓節」，觀影行為具有強社交屬性，國慶檔更傾向于主旋律題材電影，殘障題材難以提供有效價值。清明檔作為春節檔與五一檔之間的「過渡性檔期」，頭部大片較少，節日屬性影像較低，市場競爭壓力較小，為現實題材創造了獨特的生存空間。例如，盡管有《我的世界大電影》等進口影片的加入，但相比春節的大片云集以及流量藝人「打架」，清明檔為電影提供了「錯位競爭」的機會。《不說話的愛》《向陽?花》等現實主義題材有機會憑借高流量藝人與電影口碑獲得不錯的票房成績。

根據中國電影報的統計，2022年至2024年動畫電影一直在清明檔獨領風騷，并且這些動畫電影以進口動畫電影為主。今年清明檔《不說話的愛》《向陽·花》的熱映與好口碑表明了清明檔也許能成為現實主義電影的票房突破口。

天時地利還需要人和，找到殘障題材電影能夠更好發揮自己價值的檔期后，如何保障口碑仍是最核心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回答也許能從《小小的我》和《不說話的愛》中找到答案，即，高流量藝人入局殘障題材電影。

頂流明星的「破圈效應」能讓殘障議題突破小眾圈層，進入大眾視野。如張藝興在《不說話的愛》中飾演聾人父親，通過手語表演與沉浸式敘事，將聽障群體的生存困境轉化為全民討論的公共議題。影片上映后，微博話題#張藝興電影不說話的愛#閱讀量超4.6億次，討論量1540.6萬。推動公眾對手語文化的認知從「神秘符號」轉向「情感載體」。這種傳播力是普通文藝片難以企及的。

頂流明星飾演殘障人士的「奇觀化」勾起觀眾的好奇心，從而進一步將好奇心轉化為觀影動力。當這些明星以全新的形象出現在銀幕上，飾演與自己截然不同的角色——殘障人士時，這種角色上的巨大反差無疑成為了一種吸引觀眾眼球的「奇觀」。觀眾好奇于明星如何詮釋這類角色，好奇于電影將如何展現殘障人士的生活與情感，這種好奇心驅使著他們走進影院，一探究竟。而當電影本身也并未辜負觀眾的期待時，細膩的情節設計、真實的場景還原以及演員們精湛的演技會打動觀眾，讓他們對殘障人士產生理解，激發了他們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例如，《小小的我》和《不說話的愛》在電影宣傳期間都以「根本認不出來這是易烊千璽/張藝興」為切入口去宣傳流量藝人塑造角色的真實感，從而勾起觀眾的好奇心。

頂流明星入局殘障題材電影的意義，本質上是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良性互動。當易烊千璽為腦癱群體發聲，當張藝興在微博發布「看見無聲的愛」手語公益短片，這些行動正在構建一個更包容的文化生態。這種生態的價值，不僅在于電影票房的數字，更在于它能否真正改變千萬殘障人士的生存圖景。而這，正是頂流明星參與殘障題材電影最大的意義。

1號結語

《不說話的愛》以聽障群體的生存困境為切口，卻以「愛」為支點撬動了社會對殘障議題的關注。當小馬為撫養權在現實泥沼中掙扎時，觀眾看到的不是施舍式的同情，而是平等視角下的生命韌性。這種敘事轉向，恰恰印證了殘障題材電影的終極使命：不是販賣苦難，而是傳遞尊嚴。當流量大片在春節檔廝殺、主旋律影片在國慶檔云集時，清明檔以其過渡性特質為現實主義題材提供了錯位競爭的舞臺。當小眾題材電影扎根人性、叩問現實，在商業與藝術間找到平衡點時，流量明星的入局，為這場轉型注入了催化劑。

從《不說話的愛》到《小小的我》，殘障題材電影正在書寫新的范式：它既是對個體命運的深情凝視，也是對社會文明的集體叩問。當銀幕上的無聲世界開始被聽見，當「奇觀化」的好奇心轉化為持久的共情力，我們或許可以期待：未來的中國電影，不僅能講好「不說話的愛」，更能讓所有生命的聲音都被溫柔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