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從秦到唐，“陜西+巴蜀”堪稱統一中國的“王炸”組合？

統一天下，是中國古代帝王將相在開創大業時所追尋的終極目標。為了在青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無數謀士會為君王謀劃專屬于本集團的“隆中對”，而在茫茫華夏九州大地上，成功者的經歷總是驚人的相似。清代歷史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言：

（經略天下）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盡管逐鹿天下之人起事并不擇地，但必須尋找“根本之地”以“立本”，進而可以審時度勢而經略天下。

而從秦漢到隋唐，“陜西+巴蜀”這一強大地緣組合，如同一臺“雙子發動機”，誰同時占據了這兩塊區域，便好似啟動了華夏一統的最強引擎，釋放出無人可擋的統一能量。

關山月明：?地形交通的完美進擊組合

“按陜西山川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為歷代建都第一重地，雄長于茲者，誠足揮斥中原矣。”

這是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于陜西地形的經典概括。以函谷關、武關、大散關與蕭關為代表的“四塞”為八百里秦川所在的渭河平原提供了完美的地理屏障。四塞所在，不僅是易守難攻的軍事要塞，更是進退自如的地理通道。自關中向西翻越隴山，可以深入隴右與河西走廊，拓展戰略后方空間，而向東則可以越黃河走蒲阪進入山西或出崤函以通達洛陽，向南則可出武關入荊襄或經大散關入漢中巴蜀。以關山與大河組成的地形要塞與道路網為關中營造了進退自如的國防體系，如果遭遇外敵入侵，則關中之人只需派兵扼守險要便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而一旦有戰機可尋，便可開關延敵，追亡逐北，這便是《過秦論》中秦人可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核心要素所在。

而作為發動機的另一部分巴蜀之地，顧祖禹提出：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于亡。”

這一論斷的核心在守四川者切不可貪圖地利險阻而坐享安逸，而應主動出擊以發揮自身戰略優勢。能夠給守四川者帶來對外爭衡內驅力的恰恰是北方的陜西。

首先，從地理角度上對四川威脅最大的莫過于隔秦嶺大巴山而望的陜西，這也是諸葛亮屢次北伐關隴求戰以存蜀的終極目標所在。一旦巴蜀不能保持對外進攻的勢頭，那么最后永遠逃不過蜀漢劉禪一般敗亡的結局。僅僅坐擁巴蜀，對外爭衡天下難度極高，這也是蜀漢政權北伐關中雖有勝利但難以轉化為實際收獲的原因所在。然而如果將關中納入囊中（或以關中收得巴蜀），那么巴蜀便可以徹底解除最大的威脅側翼，將全部人力物力用于升級唯一的戰爭方向——東出三峽。

單獨由巴蜀之地東出三峽的戰略戰術難度依然較高，但如果獲得了來自陜西的輔助加持，則會完全呈現出迥然不同的地緣態勢。

首先，巴蜀之地地處長江上游，能為這里的水軍船舶提供高差勢能，由巴蜀出發的船舶不僅具有速度優勢，且可以借助水流動能沖撞對方艦船帶來攻擊加成。而這一水上優勢的戰力轉化必須要求岸上步騎兵沿岸推進策應，否則一旦陸軍被阻塞于夷道（湖北宜都一帶）一線無法進入平原，便會困厄于鄂西崎嶇山地之中進退不得，三國時期的劉備便是因此慘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此時，倘若相持之際能有關中方面的策應，則可以引兵由武關、漢中出師沿漢水向東南奇襲湖北襄樊一帶，便可以從陸上達到批亢搗虛（打擊對方要害及防備不周的地方）的關鍵作用，從而使扼守西部的荊襄部隊首尾不得兼顧，取得有利的戰略優勢。《華陽國志?蜀志》中記載，秦國在戰國后期滅亡巴蜀之后便順勢以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人，大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又迫使楚獻漢北及上庸地，從而充分利用了巴蜀之地對江漢平原的牽制作用。在隨后白起自武關南下滅亡楚國的過程中，又同時有“蜀守若伐楚，取巫郡”作為戰略聯動，從而讓楚人顧此失彼，只得狼狽東逃。巴蜀與陜西在長江中游江漢平原一帶的戰略聯動能力不僅可以水陸共舉將雙方戰略優勢實現最大化，同時也具有短時間內快速反應、互動協調作戰的潛在基礎。

除了對單一區域協同作戰的優勢外，從關中與巴蜀共同舉兵同樣可以在全國戰略上實現對東部地區的巨大威懾。關中與巴蜀位于中國地理第二階梯，對黃淮海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平原有著天然的高差優勢，如果從關中出崤函沿黃河一路東進，便可截斷河北、山東與中原大地的戰略聯系，以金墉（河南洛陽）、虎牢（河南滎陽）、滑臺（河南滑縣）、碻磝（山東茌平縣）等河南四鎮隔絕南北，完全掌握黃河中下游的東西航運與南北航運通道，而此時再由巴蜀出三峽作為長江流域的策應，則占據東南的政治勢力必然擔心腹背之患，而無法出淮北馳援河南，如此進軍如同持南北雙刃截斷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戰略動脈。劉邦領兵出關中在河南與項羽大軍相持之際，處在長江中游、以江陵（湖北荊州）為都城的臨江王共氏父子雖然忠誠楚人，卻并未從襄樊一線北上側面襲擾劉邦軍隊，其主要原因便是因劉邦占據巴蜀地區，導致其兵馬無法輕動，從而讓漢軍在北方徹底擊敗項羽。

珠聯璧合：???地緣聯盟帶來的強大向心力

《讀史方輿紀要》對陜西的地緣評價是：

“陜西據守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陜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

占據陜西固然是王霸之業的良好開端，然而貿然東出也將面臨關東群雄反抗的隱患，此時選擇巴蜀作為地緣聯盟顯得尤為重要。除了上文提到的雙方在戰略聯動層面的強大合作潛力外，陜川聯盟對周邊地域的強大地緣政治向心力也是不可忽視的。

世人皆知“得隴望蜀”的典故，是指東漢劉秀部將岑彭在平定隴右后便可以染指四川。然而在實際的戰略態勢中，一旦政治勢力能夠包攬陜西與四川兩大地緣板塊，便會對今天甘肅境內的隴右與河西走廊從東南兩大方向產生巨大戰略壓迫，觸發隴右河西之地的“心向統一”的被動技能。

劉邦從巴蜀略定三秦后，便派遣別部隨周勃破西丞、取上邽（甘肅天水），以靳歙擊章邯的弟弟章平于隴西，定隴西六縣，同時收取北地郡（今甘肅慶陽），輕松完成了對關中大后方的全面占領。而東漢劉秀占據關中之后對河西竇融進行招撫時，河西竇融等人居然因“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甚至有人提出“今皇帝（劉秀）姓號見于圖書”來佐證劉秀政權的合法性，可見河西隴右之地對關中政治力量的天然依附性。

唐朝在建立陜西+四川同盟的層面上則更有前瞻性，早在李淵自晉陽起兵、入主長安不到兩個月時間，便遣使授剛剛歸降的隋朝漢中將領李襲譽為蜀漢道招慰大使，使其率漢川之眾，西指成都，隨后又以段綸為益州總管招撫巴蜀地區，迅速將整個四川之地收入囊中。也就是說，在李淵尚未建立唐朝之前便已實際掌握了陜西+四川這個地緣戰略組合。正因如此，完全無后顧之憂的李唐在一年之內便集中兵力消滅隴右薛仁杲，又利用河西內部紛爭使安興貴等胡人反戈涼州李軌，兵不血刃收下整個河西走廊，再次重現了陜西+四川組合對整個甘肅境內割據勢力的碾壓性實力。

除了對隴右河西之地具有輕而易舉的整合能力，同時掌握陜西與大四川的陣營還可以快速解鎖入主長安、洛陽二都的歷史正統影響力。自漢代以降，沿至唐末，長安與洛陽在王侯將相與市井草民眼中皆是神圣都邑，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正統地位。掌握陜西與四川的政治勢力自然擁有長安城及其東面的重要關隘，而隨著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的廣關戰略實施，函谷關由崤函故道起始的舊函谷關（河南三門峽）向東遷徙到距離洛陽不過二十公里的新安縣，從而將關中與關東的分界線貼到了洛陽城的西門口，并以整個崤函道與南方的武關地區新設弘農郡以屬關中，“廣關”直接大幅度擴張了關中的直轄領域，使得擁有武庫與敖倉的洛陽城完全喪失了西部的關隘門戶，在地緣上完全淪為關中戰略前出的附庸，所以一旦關東有變，關中大軍收取洛陽便易如反掌，此時若四川在手，便更能對南陽盆地及襄樊一線的軍事力量進行有效制衡，從而讓洛陽之地無援可待。

在西漢強化關中這一中央直屬區域的政策指引下，“大關中”地理概念基本囊括了整個大四川，比如張家山漢簡《津關》中就將函谷關、武關與捍關（今重慶奉節東）并稱，將之作為關東與關中分隔的重要隘口，從而深化了陜西與四川的內在統一性。自漢代以后，由關中出武關沿漢水而下直逼襄樊，自巴蜀順長江直下江陵可謂暢通無阻。這也導致盤踞在以襄樊與江陵一線的荊州集團對這一套組合拳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以侯景之亂后的南梁為例，梁元帝蕭繹以荊州江陵（湖北荊州）起家順流而下，擊破侯景占領建康（江蘇南京），卻依舊以江陵為都城，堅持將政治中心安放在長江中游。而當時已經占據今陜西甘肅一帶的西魏政權則敏銳捕捉到梁朝內亂的時機，在西魏廢帝二年（553）春，以名將尉遲迥領兵出散關進入蜀地，在成都擊破南梁蕭撝，席卷巴蜀之地，從而占據長江上游的整個四川，對荊州一帶形成夾擊之勢。此戰之后，代表關隴軍事政治集團的西魏統一便大勢已成。一年之后，西魏權臣宇文泰派五萬大軍直撲江陵，梁元帝困守江陵不成投降，荊州十萬士庶盡數遷往關中，南朝徹底喪失了與北朝爭衡的實力，也為日后在西魏母體上建立的北周與隋朝完成統一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完美詮釋了所謂“搤（è）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究極奧義。

人杰地靈：????天然互補的資源協調

陜西與四川的最強組合，不僅在于縱橫捭闔的地緣政治優勢與恰到好處的軍事地理環境，同樣也與其自身的各項資源稟賦與歷史特性息息相關。

兩地在區域內部更具有其他區域難以企及的統一性。自古以來，三秦與四川在區域內部總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幾乎未有勢力可以割據陜西一隅之地以割裂三秦，也從未有人可以據四川一角而孤立于整個巴蜀之間，內部的政治文化統一性讓起事之人可以擁有完整統一的戰略后方，更能對外放手一搏。

在農業立國的古代中國，軍事政治實力強弱的根基主要來源于種植業，而關中與四川盆地恰好又是中國歷史上唯二的“天府之國”。《戰國策》記載：

“（關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積饒多……此所謂天府。”

八百里秦川在鄭國渠、白渠等水利設施的灌溉下足以為一個強大政權提供充裕的人口與糧草。而《三國志》中諸葛亮同樣稱：“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將四川盆地同樣視為重要的農業基地。兩大農業富饒區域的聯合使統治者完全不需要考慮因糧于敵或互相支援，兩者完全可以在一個戰略方向上對軍隊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

除了農作物資源以外，陜西與四川的其他資源也恰好相互匹配。如《后漢書·馬援列傳》載：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馬匹與騎兵在古代軍事政治領域可以說是決定性存在。陜西與甘肅自古以來便是繁衍軍馬的重要基地，《漢舊儀》載：

“西漢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匹）。”

其中較為有名的堵苑、白馬苑與天封苑便位于今天的陜西延安、榆林兩地之間。到唐朝時，關中的養馬業更加繁盛，《新唐書·兵志》記載：

“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如果再加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的龐大畜牧業資源（如山丹軍馬場），龐大的馬匹數量為關中集團建立強大的騎兵部隊提供了基礎。有了馬匹，便需要勇將精兵，《后漢書》載當時諺語：“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而漢代又多以“六郡良家子（天水郡、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和西河郡等，多在陜甘兩省之間）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陜甘一帶所擁有的強大軍事人才潛力可見一斑。有了陜甘的馬匹與精兵，巴蜀的林業資源便是最好的搭檔。騎兵的武器矛、槊等長兵器及遠程武器對林木需求巨大，修造長江流域水軍船舶同樣耗材巨大，而巴蜀地區林業資源相對中原可以說具有壓倒性優勢，早在秦修建阿房宮時便提及“蜀山兀，阿房出”，側面體現出巴蜀森林的繁盛，而隨著全國其他地區樹木開采加劇、森林退化，四川地區龐大的亞熱帶針闊混交林直至明清仍是皇家木材的首選，可見當地自然資源在歷史長時間都處于富裕的狀態。

相對廣闊的關東地區，陜西與四川在軍事地理條件、地緣政治張力以及資源稟賦等多方面具有極大的適配性，自秦漢至隋唐，一旦某位人物同時占據兩地，便會激發1+1＞2的統一歷史動能，成為眾望所歸的天命之人。然而，隨著唐末關中在自然環境惡化、戰爭摧殘以及隋唐大運河壅塞等多重內因影響下逐漸衰落，陜西+四川的最強戰略伙伴逐漸淡出歷史視野，而西夏對關中外圍的鯨吞蠶食、經濟中心南移以及金元時期對華北地區的戰略重構，最終讓曾引擎天下的“發動機”熄火停歇。

最后，讓我們重新翻閱《讀史方輿紀要》的一段文字：

“（一軍向北）徑上洮岷，直趣秦隴，天下之視聽，必且一易，以為此師從天而降也。”

遙想當年紅軍自四川西部北上遠征，爬雪山越草地，最終建立陜甘寧根據地的傳奇故事，我們或許會發現，那架歷史統一的發動機盡管沉寂彌遠，它那蒼勁而厚重的轟鳴或許依舊會在某個時刻撞入中華民族磅礴的歷史脈動中，給我們的靈魂帶來獨屬于華夏的血脈僨張。

參考資料：

[1]《讀史方輿紀要》

[2]《漢書》

[3]《戰國策》

[4]《舊唐書》

[5]《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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