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設“媽媽崗”的話題沖上了微博熱搜

最近，“媽媽崗”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從兩會代表的呼吁到各地的積極實踐，它似乎為職場媽媽的困境找到了一個突破口。然而，《職場媽媽生存報告》的作者凱特琳·柯林斯認為工作—家庭政策對女性而言可能既是幫手也是障礙。彈性工作、遠程辦公、兼職等政策雖然鼓勵了媽媽們繼續參與有償勞動，但也可能加劇性別不平等。例如，女性在利用這些政策時，可能會面臨職業發展受限、薪資減少、職場被邊緣化等問題，甚至被貼上“媽媽崗”的標簽，被認為對工作不夠上心。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取決于其背景和職場媽媽們的使用環境，稍有不慎就可能成為性別不平等的新形式。

職場媽媽生存報告

[美]凱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長天 譯

以下內容選摘自《職場媽媽生存報告》

由于工作—家庭政策是向民眾傳遞性別化信息的重要來源，既有可能抑制也有可能加劇性別不平等（或兩者兼備），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這些政策對于媽媽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影響。過去的十年里有一大批關注工作—家庭政策的跨國量化研究，因為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國內的生育率和女性的就業率。這些研究展示了工作—家庭政策對于女性而言既是幫手也是障礙。諸如彈性工作制、遠程辦公、縮減工作時間等政策能鼓勵媽媽們繼續參與有償勞動，因為完全離開職場顯然會失去很多好處。這種勞動力的連續性是很重要的，因為這能防止女性走“下坡路”，即由于家庭責任的拖累而放棄工作。公立或由政府補貼的托兒機構、照顧病患兒的帶薪假、兼職工作也可享受全部福利待遇、帶薪產假等措施，則在很多國家讓女性更容易地維持就業狀態。

然而，社會學家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和凱瑟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提醒我們，很多這樣的政策“恐怕會讓以往的性別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現”。我們已經知道在兒童福利較為全面的地方、在已婚夫婦以家庭為單位共同申報個稅的體制下（在共同申報制度下，僅有一人掙錢的家庭模式獲利更多，而一旦家庭中出現第二筆收入——基本來源于女性——他們則需要繳納更高比例的稅金），媽媽們的就業率相對較低。當女性利用諸如減少工作時間、悠長的產假等政策時，她們需要更多地承擔起包括清潔、烹飪、洗衣、育兒等家庭責任的可能性也變大了。施行工作—家庭政策也可能導致工作經驗積累不足、工作時長縮短、職業軌跡中斷、薪資減少等后果，而所有這一切都會讓女性的畢生收入和職業成就低于男性。

一項在20個西方國家進行的研究表明，那些使用了包括產假等福利的女性有時候會被認為對自己的工作不夠上心，上級主管在面對需要進行大量培訓的崗位、有資歷要求的崗位以及更為重要的管理層崗位時，會盡量避免招聘或者提拔這樣的女性。這也意味著女性在這些高收入的職位面前相較男性競爭力更低。另一項在21個工業化國家進行的跨國研究中，社會學家貝姬·佩蒂特（Becky Pettit）和珍妮弗·胡克（Jennifer Hook）發現，兼職工作——使用這項福利的人群中絕大多數是女性——能夠促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但也會降低她們的職業流動率且擴大由于性別導致的收入差距，這一發現進一步證明了此前提到的福利悖論并非虛言。其他的家庭友好政策，如彈性工作制、在家辦公等，都意味著女性會減少在辦公室中“露臉”的實際面會時間，這經常會導致她們的職位被認為是“媽媽崗”，在職場里，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職場環境更歡迎能夠全心全意撲在工作上的員工。這些政策或許因而成為一柄雙刃劍，它們所起的作用取決于其實施的背景和職場媽媽們使用的環境。

《職場媽媽生存報告》概念圖

這些對工作—家庭政策的國際比較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政策機制以及它們所帶來的影響。但是，這類研究幾乎全都以調查或者人口普查為基礎。沒有了職場媽媽們的聲音意味著我們缺少了一部分關鍵信息。我們需要去了解這些政策對媽媽們的生活世界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我將展現這些政策并不一定能夠達成它們預期的目的，因為這其中還有一個間接過程。媽媽們使用政策、抗拒政策、應付或者試圖通融政策，她們的做法是政策的制定者們無法完全預料到的。我調查了職場媽媽們如何按自己認為可能的選擇來安排生活，以及這些政策對她們而言為何既是約束又是機遇。

我的大部分受訪者都可以利用遠程辦公之類的政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會去用，因為她們覺得不在崗位上“露臉”是有后果的。女性會擔心自己的職位被認為是“媽媽崗”。布里吉特家有可以遠程辦公的設備，但她很少使用，因為她擔心同事會因此覺得她對工作不夠上心——盡管她每周要干滿30個小時：

我并不經常遠程辦公，因為對我來說……大部分時候我會覺得真的到辦公室去工作比較舒服，因為我可以待在同事中間——我們一起去喝杯咖啡什么的，別人會真的能夠“看見”我。因為如果你本來就是兼職工作，然后你還遠程辦公三天，根本不去辦公室，那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坐在家里的時候別人會覺得：“哈？她真的在工作嗎？她真的在家里干活嗎？”

《職場媽媽生存報告》實拍圖

有兩個孩子的記者媽媽索尼婭，她的經歷也很相似。她是在開始利用彈性辦公制度之后才發現自己和上司在辦公室的時間經常是錯開的。索尼婭的男性上司會在她已經下班回家之后安排會議，不能參加會議讓她很是擔心，生怕這會讓她的同事覺得她對工作漫不經心。

盡管媽媽們對工作是勤奮、忠誠和熱心的，現有的法令和工作—家庭政策并不足以保障她們在職場中處于有利地位。女性仍會感到自己因為當了媽媽而被人輕視，也因而對工作—家庭政策懷有矛盾的心態：它幾乎肯定會為職場媽媽帶來麻煩。

《職場媽媽生存報告》實拍圖

媽媽們解決工作—家庭沖突的第三種方法是重新定義自己眼中的成功，這往往意味著降低她們對自己、對事業、對家庭生活的期待。切爾茜說當她決定不一定需要在工作中表現得太過完美時，她突然覺得壓力小了一些。秘書阿什莉是少數幾個獲得兼職工作的媽媽，她解釋說：

別人會把有些工作叫作“媽媽崗”。我覺得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并不是件壞事。你沒辦法樣樣都占全，至少孩子出生的頭一兩年里不行……工作和做媽媽都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得排在后面。我覺得從某些方面看，減少工作時間，暫時降低你的志向也是件好事……你想讓事事都有條不紊的唯一方法就是放棄一些什么。

阿什莉覺得自己沒辦法全職工作的同時做一個她希望自己成為的媽媽。所以她選擇換工作，說服自己媽媽崗也“不是件壞事”，因為“你沒辦法樣樣都占全”。她說：“這聽起來胸無大志，但我覺得你不得不把自己對于成功的標準降低一些。”但是阿什莉也表達了對自己決定的疑惑：

在這兒，在華盛頓特區，我自己已經退出了競爭，但是真的還是有一大群成就很高的女性，如果你去想的話，她們會讓你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情緒復雜……你可能會想：“我又成就了什么呢？”而且她們也有孩子……和這樣的人一起喝著雞尾酒聊天真是會讓人自尊受挫。

阿什莉說話的時候，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失落。盡管是她自己做出的選擇，她似乎也不確定自己的方式究竟對不對。

媽媽們承認會覺得愧疚，甚至在解釋她們認為事業進步與當個好媽媽無法兼得時壓低聲音，仿佛在囈語一般。她們會在職場中“后退”和重新定義成功來適應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白人銀行高管珍妮特已婚，每周工作45小時，她在公司的職位可謂顯赫。但她解釋說自己能做到這個級別的原因是她選擇先立業再成家，然后因為不能生育而領養了一個孩子。在我們進行采訪的時候，她的兒子4歲了。珍妮特帶著我穿過辦公樓的玻璃大堂，走進她設備完善的辦公室。一進門我就看見了她兒子的照片，她書桌邊的墻幾乎被大幅照片填滿了。我問她媽媽們是否有機會踏上事業巔峰，珍妮特停頓了一下，然后輕聲說：“我不知道。老實講，我覺得很愧疚，而且現階段我在工作上也沒有特別努力。能成就事業巔峰，又能同時平衡工作和家庭，有時間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定是非凡的女性。”我問她：“能做到這一切的女性應該具備怎樣的特質呢？”珍妮特又停頓了一下，能明顯看出她在猶豫，然后她回答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能……或許根本沒有這樣的人存在吧，或者我不認識這樣的人。我這樣說或許有些刻薄，不過我真的覺得在某些時刻，你只能二選一，在事業上全力以赴，或者全心顧家。”

從珍妮特的話中能發現她們都有“媽媽的戰爭”觀念：好媽媽沒辦法在事業上走得很遠，因為這樣她們就連看看自己孩子的時間也沒有了。在這方面，美國媽媽的想法與德國媽媽擔心自己被叫作“烏鴉媽媽”很接近。不過大部分批評別人野心太大的德國媽媽自己都有兼職工作，因為兼職工作在德國要比在美國普及得多。

即便是已經身處高層的受訪者，如切爾茜和珍妮特，也認為在工作上“后退”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能減輕她們的工作—家庭沖突。急診室醫生勞倫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你不能期望一切都做得完美。有些事情就是得放棄……我自己把對工作和家庭生活兩方面的期望都降低了（笑），才覺得自己能撐得下去。這可不是說我不會再對工作或者生活抱著不好的感受——我仍舊時不時地覺得糟糕透了。”這種無可避免的失望在我采訪的大多數女性身上都很明顯。媽媽們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她們無法擺脫對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時抱有愧疚感。這種傷感也曾出現在德國和意大利媽媽的話語中，不過對德國媽媽而言在工作上“后退”意味著兼職。無論成為理想員工或是履行密集母職，都要求極高的關注度且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因此媽媽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兩個領域都取得了成功。這是很合邏輯的：媽媽們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

職場媽媽生存報告

[美]凱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長天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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