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如何利用專利許可避稅？新的利潤轉移方式能奏效嗎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跨國公司利用專利進行避稅是公開的秘密，基本原理是通過專利許可的方式將利潤從高稅率地區轉移到低稅率地區或免稅地 。具體來說，這通常涉及以下操作步驟：

第一步：講專利等知識產權放到低稅率國家

集團將核心技術專利等知識產權轉移給位于低稅率國家的子公司持有。該子公司往往設立在如愛爾蘭、新加坡等對知識產權許可收入稅率優惠的地區，甚至注冊在開曼群島、百慕大等免征公司稅的避稅天堂 。這些地區對海外所得要么不征稅，要么稅率極低，使得知識產權相關利潤在此累積可幾乎免稅。

第二步：內部許可與費用轉移

低稅率地區的子公司再將知識產權授權給集團在高稅率市場的運營子公司使用，并向后者收取高額的專利許可費。運營所在國允許這筆內部許可費在當地作為成本抵扣收入，從而大幅減少應稅利潤 。換言之，本該在高稅率國家征稅的利潤，被這筆跨國付費沖減掉了。

第三步：多層架構進一步降低稅負

為了避免直接從避稅天堂向高稅國收取費用引發監管關注，公司常在中間引入第三國作為過橋。典型做法是建立“雙層愛爾蘭+荷蘭三明治”架構：在愛爾蘭設立兩個公司A和B，在荷蘭設一家公司C。A負責在高稅區開展實際業務并獲取收入，B持有知識產權但將公司管理架設在百慕大等零稅率地，C作為資金中轉 。A將營業收入大部分以許可費形式支付給荷蘭的C，C再將扣除少量成本后的款項支付給愛爾蘭的B。由于B的管理控制在愛爾蘭境外，根據愛爾蘭當時政策，這家愛爾蘭公司可被視作非居民企業，從而在愛爾蘭適用低稅率，利潤最終匯入百慕大等地也無須繳稅 。整個流程猶如“兩片愛爾蘭面包夾著荷蘭夾心”，因此得名“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避稅結構 。

通過上述內部交易安排，跨國集團可以將大筆利潤從高稅率國家合法轉移出去。在避稅架構運作下，這些公司在海外的實際所得稅率常壓低至個位數，甚至不到3% 。相比之下，若不避稅，這些利潤在本國匯回將面臨高達20-35%的企業稅 。正是這種將成本留在高稅區、利潤留在低稅區的操作邏輯 ，使知識產權成為跨國公司全球避稅的利器。

蘋果公司是這種避稅架構的開創者和積極踐行者。蘋果在愛爾蘭設立關聯公司并與當地政府談判，獲得了超低企業稅率優惠。通過這一架構，蘋果將大部分海外利潤歸入愛爾蘭子公司，在當地幾乎不用納稅，再通過許可費等方式將資金最終匯至如英屬維京群島（BVI）等免稅司法管轄區 。這種避稅行為引發了全球輿論和監管的強烈關注。2016年，歐盟委員會調查認定蘋果在愛爾蘭獲得的超低稅收待遇構成不當的國家補貼，責令蘋果向愛爾蘭補繳最高達130億歐元稅款 。雖然蘋果一度在歐盟初審中推翻了罰款，但歐盟方面持續上訴，歐洲法院最終在2023年確認蘋果需補繳這筆巨額稅款 。在各方壓力下，蘋果近年也開始逐步放棄“雙重愛爾蘭”架構，尋求合規的稅務籌劃途徑 。

谷歌同樣是利用知識產權跨境避稅的典型代表。谷歌基本復制了蘋果的“雙層愛爾蘭+荷蘭三明治”套路，將全球除美國本土之外的營收歸集到愛爾蘭子公司，再經由荷蘭中轉匯至百慕大殼公司，以實現大幅度避稅 。谷歌的避稅安排為其節省了巨額成本，但也屢次受到各國稅務機關質疑和調查。例如，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曾指責谷歌通過愛爾蘭子公司在當地銷售卻幾乎不納稅，要求補繳稅款。

制藥等行業的跨國企業也廣泛利用知識產權和海外架構避稅，輝瑞尤具代表性，輝瑞擁有大量專利藥品和技術，該公司被曝通過在低稅率地區安置無形資產并進行全球內部交易，大幅壓低其整體稅負。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于2025年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指出：輝瑞在2019年的全球有效稅率僅為5.4%，隨后2020-2022年也僅分別為5.3%、7.6%和9.6%，遠低于美國21%的法定企業稅率 。報告稱輝瑞之所以繳納如此之低的稅率，正是因為其“將大量利潤記在愛爾蘭的子公司”，并通過愛爾蘭、波多黎各、新加坡等轄區的優惠稅制來大幅降低全球稅單 。

跨國企業知識產權避稅架構中，愛爾蘭、荷蘭、新加坡等扮演的角色幾個關鍵國家經常扮演避稅天堂或中轉站的角色。愛爾蘭的企業稅率僅12.5%，對研發和知識產權投資還有額外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歷史上愛爾蘭稅法存在漏洞：外國控股但在本地無管理機構的公司可被視為非居民企業，從而在愛爾蘭境內適用0%稅率。憑借低稅率和寬松政策，愛爾蘭吸引了蘋果、谷歌、臉書等眾多跨國公司設立歐洲總部，將巨額利潤在此低稅過賬。例如蘋果通過與愛爾蘭政府的稅收協議，一度將實際稅率壓低到2%以下 。愛爾蘭也成為避稅的核心地點。荷蘭擁有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和對歐盟內部付款免征預提稅的制度，是理想的過橋管道。跨國公司常在荷蘭設立空殼公司充當資金中轉，因為荷蘭對向歐盟國家支付的專利許可費使用費不征收預提所得稅，資金在歐盟內部流動成本極低 。這正是“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中荷蘭公司的作用，作為夾心層，避免直接從愛爾蘭向避稅天堂付款而觸發稅負。

新加坡是亞洲的低稅率金融中心，法定企業稅率17%，但對符合條件的跨國企業常給予大幅減稅或免稅激勵。許多公司將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并將部分知識產權放在這里，以享受優惠稅率。新加坡吸引谷歌、微軟等眾多企業設立區域業務，也經常出現在避稅架構中。百慕大、開曼群島等這類加勒比離岸地區企業所得稅率為0，是許多避稅架構中利潤的最終歸宿地。百慕大、開曼通常沒有實際業務運營，僅提供法定注冊地，但因無直接稅而成為利潤沉淀地。此外，英屬維爾京群島（BVI）等也常用于持股和分紅架構。這些離岸天堂島嶼通過保密和零稅率，為跨國公司提供了避稅的最后“一跳”。

總體而言，上述國家和地區組成了跨國公司全球避稅網絡的關鍵節點。科技巨頭普遍將利潤轉移至愛爾蘭、新加坡等低稅國或百慕大、開曼等零稅地 。正因為有這些“避稅港灣”的配合，跨國企業才能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極低的有效稅率。

跨國避稅行為造成各國稅基流失，近年來國際組織和主要經濟體紛紛出臺措施加以應對。其中，以經合組織（OECD）牽頭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最為引人注目。

G20與OECD在2013年發起BEPS項目，提出了包括數字經濟稅收、跨國稅收協調、利潤歸屬等15項具體行動方案，旨在確保利潤在發生經濟活動和價值創造的地點交稅，堵塞國際稅收規則漏洞。BEPS項目的一系列成果對跨國公司避稅施加了實質性約束：例如，要求限制利用混合型公司身份差異避稅、杜絕濫用稅收協定的行為、加強無形資產轉讓定價規范以及推行國別報告制度等 。其中與知識產權避稅密切相關的是第8-10項行動計劃，重新界定了無形資產在關聯企業間交易的定價原則，防止企業借專利許可等方式轉移利潤。隨著各國逐步落實BEPS建議，一些著名避稅策略受到打擊。例如愛爾蘭在BEPS壓力下修改了法律，規定自2015年起新設的愛爾蘭公司必須是本地稅務居民，從而終結了“雙層愛爾蘭”機制。又如，多個避稅地在BEPS框架下承諾提高稅制透明度，增加了跨境避稅的難度。可以說，BEPS行動是全球稅收合作打擊避稅的里程碑，讓“稅收洼地”的空間不斷受到擠壓。

歐盟作為多個企業避稅案例的發生地，這些年采取了強硬的監管和改革措施。一方面，歐盟委員會運用反壟斷領域的國家援助規則，直接追責成員國對個別企業的超優惠稅收協議。蘋果被裁定需補繳愛爾蘭13億歐元稅款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星巴克被要求向荷蘭補稅最多3000萬歐元、亞馬遜和麥當勞在盧森堡的稅收安排也受到調查 。這些執法行動有效震懾了“稅收洼地”式的雙邊優惠協議。另一方面，歐盟出臺了反避稅指令（ATAD）等一系列立法，統一成員國在受控外國公司（CFC）、利息扣除、反混合錯配等方面的反避稅規則，堵住企業利用歐盟內部差異套利的漏洞。此外，為了應對科技巨頭在歐盟國家銷售卻少繳稅的問題，部分歐盟國家一度推行了數字服務稅（DST），對大型互聯網企業的當地數字營業額征稅 。2021年包括愛爾蘭在內的歐盟低稅率國家終于同意加入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計劃，使歐盟內部達成一致，在2024年前后落實這一新規 。總體而言，歐盟通過執法和立法雙管齊下，既補回了一些漏繳稅款，也在制度上減少了企業轉移利潤的動力。

美國作為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美國同樣在調整稅制以防止本國稅基被侵蝕。長期以來，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只要不匯回本土即可暫緩繳稅，這激勵了蘋果、谷歌等將大量利潤停留海外避稅。2017年底，美國通過了《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大幅下調聯邦公司稅率從35%至21%，削弱了將利潤留在海外的動機。此外，該法引入了一項專門針對跨國公司無形資產海外所得的最低稅收，全球無形低稅所得稅（GILTI）。GILTI對美國公司在海外子公司所獲超額利潤課征約10.5%的最低稅 ，確保像專利許可此類收入即使留在低稅國，也要向美國補交一定稅款。換言之，美國開始對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海外收益設立“補稅底線”，促使其繳納合理稅負 。同時，美國還推出基地侵蝕與反濫用稅（BEAT）等措施，防范企業通過支付利息、專利許可費給海外關聯方。一系列政策改變提高了利潤轉移的成本。

在全球監管高壓下，跨國公司通過知識產權大規模避稅的傳統模式正在結束。以“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為代表的經典架構已基本成為歷史 。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絕跡。新的避稅途徑和博弈仍在繼續。一些企業開始鉆研更加隱蔽復雜的稅務籌劃，比如利用內部債務融資架構將利潤以利息形式轉移，或借助衍生工具和保險公司等載體在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騰挪收入。此外，有些國家推出的專利盒優惠政策，允許合格知識產權收益適用超低稅率，某種程度上成為企業替代性的避稅工具。例如比利時、英國等國都有低至5%-10%的專利收入稅，吸引企業把專利權遷入當地，從而在集團層面降低整體稅負。這被視為各國為了留住投資而進行的稅收競爭新前線。同時，仍有公司嘗試通過跨境并購實現變相遷移。現在依然很多企業搬到愛爾蘭。

2021年，在OECD推動下包括愛爾蘭、新加坡在內的136個國家地區達成協議，同意對跨國企業利潤實施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這一改革于2024年起逐步實施，意味著無論跨國公司把利潤轉到哪，只要當地稅率低于15%，本國或其他國家就有權對差額部分補稅。大幅削弱純粹依賴稅率差異的避稅策略。同時，信息交換和透明度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超過160個司法管轄區參與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企業再難將利潤神不知鬼不覺地藏離岸賬戶。各國稅務機關也更主動合作，聯合調查大型跨國公司的避稅安排。

盡管如此，跨國公司龐大的盈利誘惑和股東壓利益求，決定了避稅的技術攻防戰不會停止。在新規生效前夕，一些企業已在尋找應對辦法，如將更多實體業務和人員轉移到原先的低稅國家以證明利潤實至名歸，或利用不同國家實施最低稅的細節差異進行結構優化。也有分析指出，某些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促進需要，可能采取變通措施在最低稅框架下繼續提供實質等值的優惠。

值得關注的是，稅收和專利許可費的稅收是吸引跨國企業安置專利所有權的重要的因素。專利作為最為理想的國際避稅媒介依然發揮重要的作用，這對各國的收入和經濟貿易都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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