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活得這么沒有安全感

杭州市余杭區自來水發臭事件，現已公布檢測結果，不出意外，定論是“符合衛生標準”。根據官方通報，這并非如傳聞的那樣是誤接了“糞水”，異味的原因是“特定自然氣候條件下藻類厭氧降解產生的硫醚類物質”。

通報出來后，有人不無諷刺地說：杭州仁和水廠的這次自來水檢測，應該送到甘肅天水，而日前天水幼兒園食物的含鉛檢測則交給杭州，“異地監督嘛”。

網上還有人總結：“甘肅人在吃鉛，杭州在吃屎，湖南人在吃鎘，北京人在吃鋰。”底下有人揶揄：“杭州人起碼吃的有機。”

所謂“糞水”，與其說是人們真的這么認為，不如說是出于憤激情緒的形容，就好比說“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并不是指真的吃了蒼蠅，只不過引發的內心感受是一致的。正因此，不管官方如何斥責這是“謠傳”，那種感受卻不會就此憑空消失。

從大多數人的反應來看，大家對那份情況通報的解釋，與其說是相信，不如說是：“不相信又能如何？”

這是近年來一再出現的僵局：政府希望通過壟斷信息源頭，由“情況通報”給出一錘定音的結論，就此平息事態，然而這卻并不總能打消人們的疑慮，有時反倒由于無視公眾的主觀感受和情緒，使公信力受到了重創。

杭州自來水污染事件，在短短幾天內，就從產品危機演變為信任危機，有關部門看來完全措手不及，正如東方衛視所言，是“反應滯后、責任推諉、數據缺位”，但問題是為什么會這樣？

很大一個原因恐怕在于，有關部門根本就沒料到水質問題會引發鋪天蓋地的輿論海嘯。事實上，網上雖然絕大部分關注這一話題的聲音都強調追責，但也有一些人不解：為什么余杭一個水廠的水質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注，而且公眾的態度還普遍如此激烈？

我想，這是因為自來水水質問題激起了普遍的恐慌：幾乎每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用水，而杭州這樣一貫治理良好的城市都出現了這樣的事，那么這樣的事也很有可能落到自己頭上。問題倒不在于這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帶來了多大不便，而是這與每個人切身相關。

這些年來的許多公共事件，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油罐車裝食用油、學校門口無差別傷人，現在又是血鉛超標、自來水發臭……凡此等等，每一次都在沖擊著人們最基本的安全感。

你要是從“大局”來看，那它們造成的損失有限，大不了也就是死若干人，但它對安全和公信力的沖擊則極為深遠，因為你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你連吃的、喝的都無法安心，最可憐也最讓人揪心的是孩子，他們從嬰幼兒起就在危機四伏的有毒環境中，事實上，這本身就影響了不少的生育欲望，因為他們覺得把孩子帶到這樣一個世界上是不負責任的。

這無疑是社會心態的顯著變化。在傳統社會，普通百姓確實很少會因為這些公共事件而陷入恐慌，倒不是那時的人“天良尚在”，沒整出那么多幺蛾子，而是就算有這樣的事，一是很難傳開，二是就算輪到頭上，人們大抵也就以一種宿命論的態度平靜地接受了下來。

在我老家鄉下，像我祖父母那一代人根本沒有什么“食品安全”的概念，常說的是“吃得邋遢，長得寶塔”（相當于“不干不凈，吃了沒病”），就算吃出什么病來，那也“都是命”。至于水質，那就更是想都不會想到了，農村能用上自來水才多少年？以前自家水井的水，那大不了用點明礬凈化，要不然還能怎樣？

只有當這樣一個“命運社會”過度到“風險社會”時，社會群體才有可能因為這些事件陷入恐慌。此時，在初步成形的“公眾”眼里，影響自己生活的已經不是上天，而是一群把控各種風險的專家。

這種轉變本身就是現代化進程不可避免的一環，但在我們當下，不幸的一點是：這個轉變過程不但急驟、倉促，而且人們一次次失望地發現，原來那些自己寄予希望和信任的專家，竟然也只是“草臺班子”。

從近些年來公共事件的危機處理來看，重點早已不是解決問題本身，甚至也不是為了回應公眾關切、持續改進，而是為了在尋求免責的基礎上，盡快平息公眾爭議，擺平事態——換句話說，在他們眼里，我們才是“問題”。

當然，肯定有人說，有關部門不是不做事，但希望先平息事態，然后悄悄地去做。但問題是，如果在輿論壓力之下尚且沒什么交代，那你怎么能指望在壓力消失之后他們就能變好？

其結果，這些事件的博弈，最終往往成了曇花一現的口水戰：雖然有那么幾天大家吵得熱烈，但不論是官方定調了也好，又或是新的熱點起來了也罷，很快那事就過去了，再也無人關注。經歷了大連工業大學女生“國格”事件、娃哈哈宗家爭產事件、杭州余杭自來水發臭事件，現在還有多少人盯著天水幼兒園孩子血鉛超標問題嗎？

到頭來，所有這些事件的結果，是我們在這個風險社會里“風險自負”——天水的孩子血鉛超標是家長自己發現的，三聚氰胺事件后也是家長掏錢買進口奶粉，校門口不安全了就自己護送孩子，到現在自來水發臭了，你要是不放心，那也只能自己買桶裝水。

本來，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感，本身就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但當人們被迫風險自負時，其實就意味著退回到私力救濟的狀態。實際上，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在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里，依靠著以自己為中心的一個熟人網絡活下來。

固然，這可以讓治理成本大大下降，因為人們看起來自己就能活好，就像一個窮家里不指望家長的孩子，知道只能靠自己；然而這是有代價的，有時這代價可能還相當嚴重：想想就知道，像這樣被迫風險自負的獨立個體，在失望之余是不會對公共機構有任何信任感的。這就是我們當下公信力危機的根源。

最終，這是一個荒蕪的散沙化社會：我們不僅活得沒有安全感，而且除了自己和親人，不知道還能信任誰，因為一直以來，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掙扎地活下去。

這樣的社會，確實倒也很穩定，哪怕有普遍的潛在不滿，除了發發牢騷，往往也做不了什么，但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當你活成這樣，必然就會做出自己的選擇。當無數人都開始清醒過來，“我不想要（我的下一代）這樣活著”，那才會影響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