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行書楞嚴經旨要》現正在上海博物館東館展覽，現世僅存兩件王安石真跡，另一件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這幅作品是中國永久禁止出國展覽的195件國寶之一，大概五年才輪展一次，是上博壓箱底的鎮館之寶。

這幅作品粗看歪歪斜斜，密密麻麻。再一細看，又覺得疏影橫斜，頗有意趣。

寫的人仿佛只是隨手抄經，沒有刻意當成一幅書法作品來對待，討好、炫技的心思都沒有。

可是落款的“王安石”三個字怎么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

余歸鐘山，道原假楞嚴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時元豐八年（1058年）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隔了一千年，和宋朝的筆墨淡淡相望，莫名覺得王安石的落款就該這么寫。

好像，我原本就認識他似的。

這是那位“王安石”，王荊公（被封荊國公，所以世人多這樣稱呼），拗相公。

在文化史最精華的朝代傲立群雄，不光詩詞文章流芳百世，還做到了宰相，組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改革。

歷史上對他的為人處世和變法運動，爭議頗多。

他寫日記，把執掌大權時，跟宋神宗奏對的內容都記了下來，結成《日録》。臨終前吩咐侄兒燒掉，結果侄兒另拿了一本書假裝燒掉，后把《日祿》交給了下任皇帝的史官。

這樣在他最得勢的時候，跟皇帝討論何人可用，講過的各種官員的小話都被曝光了，包括曾對他有提攜之恩的人，導致他被后人罵了很久。

好慘，誰家公司曝光總裁跟人力老總一起點評下屬的內容，必然都是十分政治不正確及露骨的。

這樣的點評并非不近人情，而是為了做成事考慮，用人只考慮人情世故，那是沒把公司當成自己的，虧了也跟我無關。

我不關心文人吵架的事情，只憑他最喜歡的是《楞嚴經》，作為同好，先從他抄寫的佛經試圖去了解真實的他。他抄寫的這段正是觀世音菩薩講自己如何證悟的法門，確是《楞嚴經》精華中的精華。

對照手上的《楞嚴經》，發現王安石這個“準狀元”抄寫居然有諸多錯漏，不知是他手上那本借別人的楞嚴經有缺失，還是他本人看漏寫錯。畢竟那時他已有65歲，隔一年就因背部生疽感染而死。

南宋學者張栻喜歡收藏王安石的筆墨，發現他給人寫信，總是“匆匆草草”，快快寫完。

對他的書法點評，我覺得最貼切的形容是，“運筆如插兩翼，凌轢于霜空雕鶚之后...紙上直欲飛動”，字像翅膀收緊、高速滑行的隼，要從紙上飛走似的。

晚年罷相之后，王安石醉心于研究佛、道。曾以對儒家經典的闡釋聞名于世，所作文章多作為學生參考答案的他，研究佛道受到了反對黨的各種嘲笑。諷刺他難道能從道德經推出經世治國的方法？又說佛經亂俗。

他在給好朋友曾鞏的書信里回復：

世上早已沒有完整的經書。只讀經，不足以理解經。他自己諸子百家之書，乃至于醫書、農籍，各種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沒有不請教的，然后對于經書才能明白大體而沒有疑問。

多方求證，有所取舍，用來驗證自己的道理，面對異端邪說豈會輕易動搖。當今社會的混亂不在于佛經的流行，而是士大夫階層沉迷于追求利欲，互相拍馬屁，不反省修身。

王安石學佛在鐵面僧人法秀那里也吃癟，他編了個字典，叫《字說》，把字的偏旁部首拆開來解釋字意，并強加一些自己的理解。

他興沖沖的拿著這個字典去給法秀講他怎么理解佛經三昧的，法秀和尚直接回復他：“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

王安石悻悻的繼續追問，法秀答，梵語三昧，意思是正定。相公用華麗的語言解釋，搞錯了！王安石就特別不爽法秀。

他以為自己要死了，就把住的地方捐給了寺廟。結果病又好了，只好租了個房子。神宗皇帝賜給他的駿馬死掉之后，他非常悲傷，從此只騎一條毛驢。他不喜歡坐著，經常騎著毛驢在外游覽。

黃庭堅嘲笑他學佛學得四不像，但是看他的風度真乃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里，楞嚴經最打動他的不只是：

“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剖斷幫邑。我于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還是

“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

感謝這個藏品讓我生出興趣，了解一些王安石的故事，他像我歷史里的舊友。

大家也不要錯過這個展覽，不需要預約，拿身份證直接去上海博物館東館，記得每周二閉館。

如果在他展柜面前有人拿著獾的玩偶拍照，那是因為小王安石出生時，有一只獾跑進產房然后消失了，所以他的小名叫“獾郎”。

為了紀念獾郎，幫他校對一下這份手稿里的缺失的一句：

“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于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后面漏掉了：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敬王荊公！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