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令人悲痛的消息：

當代史學大家、美國匹茲保大學榮休講座教授許倬云先生已于2025年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很多朋友最初認識史學大家許倬云先生，也許是通過“十三邀”的一期節目。

節目中，許知遠以“人無法安身立命”的精神危機向先生請教，

先生淡然地回應：“往里走，安頓自己”。

95歲的人生中，他經歷過無數的危機：

天生癱瘓，親歷戰爭，目睹屠殺，

背井離鄉，獨自求學……

盡管人生艱難，他卻非常清楚：

越是被逼得走投無路，

就越要去心中探索答案。

往里走，絕不是逃避，

而是通過內修來安頓自我。

后來，先生將這些 所思、所感、所悟 ，全部收錄在了《往里走，安頓自己》一書里。

他說——

“我內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

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哀憐，

為這個世界痛苦，

為這個世界半夜流淚，

但我也為世間人性光輝的部分

歡喜且心存希望。”

今天，我們就將先生的人生故事分享給大家。

看完你就會明白——

即使命運百般為難，

人也可以憑借自己完成救贖。

以下內容摘自《往里走，安頓自己》

作者： 許倬云

0 1

我向來不喜歡訴苦，不過現在不是訴苦，我是將自己所經歷的時代解釋給大家聽。

我的困難從出生就開始了，我是生為殘疾，長于憂患，后來背井離鄉，現在病殘到這個地步，基本上已經是癱瘓之人。我依靠著我的病床和病床上的那些設備，包括電動的吊兜—— 可以把我從床上吊到椅子上，再從椅子上吊到床上。椅子是個電動輪椅，讓我可以自由移動。醫院替我在家里布置這個病房，每個禮拜會派醫護人員來了解我的情況。所以我是一個待走之人，待走以前，他們想要照顧好我。

從開頭講起。我是雙胞胎之一，還是早產兒，生產的時候先母又生了一場病，由于雙胞胎的養分為兩個人共有，養料完全不夠。我處在比較下面的位置，所以我是哥哥。在下面位置的胎兒只能吸收上面胎兒用剩的養料，于是我的肌肉就沒有足夠的營養。在該發展肌肉時，我的肌肉沒有成長的機會。

1937年，許先生與小姑媽、雙胞胎弟弟許翼云及九弟許凌云在沙市江邊

這使我在六個多月大的時候就提前出生了，我的關節和骨頭被肌肉絆住不能成長，但成長過程中養料轉換成骨質，所以機能都在，扭曲的骨頭長得非常結實，只是位置不對。扭曲的骨質在脊椎里不斷增長，就會壓迫神經。所以我是高度殘疾之人，出生時能活下來就已經不容易了。幸虧當時教會醫生知道用現代的醫學知識，把我放在育嬰箱撫育。

醫生告訴我，七八歲以前不會動刀，七八歲以后想辦法開刀。七八歲以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逃命都來不及，還開刀嗎？所以從那時開始一直拖，在二十八歲的時候才開了五次刀，把兩只腳矯正過來，可也不過是矯正到可以走路而已。那時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學位，前兩個學期上課，第三個學期開刀。那段日子并不好過，可我熬過來了。九年前，我又開了兩次刀，把脊椎骨重新整頓。到了現在，我的脊椎骨再一次不聽話了，這次的結果是幾乎癱瘓——我不能站了。

02

我在殘疾之中過了一輩子，說不幸也不幸，說幸運也幸運。幸運的是在廈門傳教士基督醫院出生，他們用當時最進步的知識和醫術，讓我活著，我的一條命沒丟掉。更幸運的是，父母并沒有因為我殘疾而不疼我，我們弟兄兩個，父母都當寶貝一樣愛著。我的兄弟姐妹對我很愛護，我的雙胞胎弟弟等于是我的手腳，是我的眼睛。他出去跑一圈回來告訴我，那邊樹上有麻雀在吃小蟲子。外面小孩子在吵，他就跑過來說：“外面好熱鬧，我們出去看看。”他就抱我出去，我們一起看看熱鬧，諸如此類。再到后來，他上學，我不上學，他放學回來就告訴我，他在學校看了什么、學了什么。

這都是我一輩子感激的事情，但我必須自立，要慢慢學著怎么樣才能不被抱、不被喂，學習自己吃飯、自己挪動。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工具，我坐在小竹凳上，自己往前拉，半寸半寸地挪。再后來慢慢就學習站起來，每一道關口掙扎過去。母親含著眼淚，靜靜地在旁邊看；兄弟姐妹盡他們的力量幫忙。可我不要幫忙，自己掙扎著來。母親看到我學著站起來的時候，在旁邊真是提心吊膽，隨時準備扶。但是她忍住不扶，讓我掙扎過去。

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算我走過的路

到后來我長大以后，同學和朋友對我很愛護，沒有人欺負我，都在幫助我，這也是我的幸運。學習的時候，老師給我特殊照顧。我沒有讀過初中，剛開始就讀高一。高一的時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因為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無法自修的。而我的學校輔仁中學給我優待，讓我第一學期先試讀，通過試讀考試后再正式入學。我第一次月考就通過了試讀考試。

在輔仁中學，一路讀上來同學們都很愛護我，愿意幫我的忙。特別是有個小班，最后幾名的同學跟我一樣，放學以后再學習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由功課最好的同學輔導，溫習當天的功課，彌補我的不足。大家互相幫忙，一起溫習，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氛圍，每個人都把自己學到的、理解的知識輸送給別人。我相信我那個班是輔仁中學相處最和諧的一個班，也是后來進入學術界人數最多的一個班。這些都是我的幸運。

后來我到大學，到研究所，幫助我的人無處不在。在芝加哥，醫院免費替我開刀，一分錢不收。這一輩子，我雖然殘缺，但是得到了特別多的恩惠和保護，也感受到了特別多的溫暖。這使我能夠撐到今天，所以我感恩，我不抱怨。

03

我生于憂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每個人都在逃難。我還算運氣好的，因為我父親的職位是前線的最后一關、后方的第一道。他從武職轉文職，在戰區幫助那里的組織單位，支持前線的后勤工作，包括供應糧食和服裝，以及發動民團的支持。我們一直待在前線附近，經常要逃難。日本人過來了，我們近則在湖北的幾個縣流轉，遠則逃到四川去，進川、出川，我們挪了好多次，見證了無數災害，看見了無數人的死亡。

我那時八九歲。在萬縣的那半年，半個縣城被炸掉。出了屋子，我看到地上一片光亮，房子被燒光了、炸平了。晚上不能睡，大家都籠罩在戰爭和死亡的陰影里，你們能夠想象嗎？逃難路上，幾百人擠一條船，但是到了生命都在刀尖上的時候，我們的同胞都讓老人和小孩先上船，壯漢留在后面幫忙把別人家的孩子、婦人送上船去，最后他們拿著槍上船。擠不上大船的人就坐小船，跟著大船劃，希望可以與親人在岸上再見。

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象災難的可怕，以及那種吃不飽的饑餓感。當時，上百個傷兵被運過來躺在村子的曬谷場上，第一天聽到他們在呻吟，第二天聲音變小了，第三天聲音沒了——人都死光了。治療他們的軍醫，沒有藥，沒有工具，活活地截下腿來，但傷兵的命還是丟了；活人就靠高粱酒止痛，洗傷口，這多么痛苦！整個村莊的人都在逃難的路上，老人走不動了，和年輕人說：“你們走，你們走！留個種！”生產糧食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領了，戰火燃燒，饑荒蔓延。我父親為了解決軍民的糧食，在山崖水畔的地方，吩咐保長、當地的父老鄉親盡量種番薯。于是，在山崖水畔的地方種滿了番薯，幾十萬的難民和村莊的幾千人都有了食物保障。這種日子我們熬過來了。

我二哥十三歲就開始徒步行軍，與同齡的孩子一起走幾百里路到安全的地方去上學。他們自己種田，自己養活自己，自己扎草鞋、縫補衣服。

這種災難、這種憂患，各位在今天這種安全的環境，在小康社會不能想象，但我們熬過去了。抗日戰爭勝利后，以為一切都好了，可是緊接著內戰開始了，我們去了臺灣。以我父親的職位，本來能拿很高的薪水，但他已經退休了。那時我們一貧如洗，一分錢沒帶到臺灣去。當時在學校里邊，下午四點鐘大家下課就趕快吃飯，能夠搶到一碗飯是運氣。有的人真的吃了一碗飯，吃得最快的人可以盛到兩碗飯。油、鹽不夠，白水煮豆芽就是一道菜。早餐是一勺花生十三粒——一碗稀飯，里面有十三粒花生米。我們就是這么長大的。

20世紀60年代，許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留影

04

到美國后，我們是外國人，從學習語言開始，要適應這個環境也是不容易的。即使適應了，我們也始終是外人。很多人過不去，很多人因此性情改變。但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熬過去了，性情改變得不多。我們也熬過來了，我們兄弟姐妹八個人都順利地熬過來了。我們今天再回憶當年吃的苦，覺得是福氣，如果沒有那些苦難，我們不可能變得這么堅韌、這么強悍，不可能熬得住，不可能咬著牙撐過去。我想，當時在國內的那批青年也是一樣，他們跟我同齡，他們跟我一樣熬過了許多苦難。你們可以敬佩他們，因為他們受的苦不比我少。這種苦難鑄造了我們的人格。

至于讀書，我們從沒有書本的抗日戰爭期間，到在美國讀不認識字的書。那時沒有書本，大家就靠互相傳抄，學費就是靠公費、獎學金。生活費不夠，自己打工賺。到臺灣，缺書、缺設備，我們一樣熬過來了。到大學，也是同學之間互相幫助，一本書我們大家輪流抄，大家共享。

這些困難熬過來了，我們并不驕傲，我們也并不畏縮，這是對我們的考驗。我們感謝有這種經歷，居然讓我們熬過去了。有些人熬不過去，倒下了、病了、死了，我哀悼當年那些沒有渡過難關的朋友；也有些人性情改變，乖戾了，偏激了，我對他們感到同情。因為不是他們愿意做出這些改變的，是環境太惡劣、條件太差導致的。

2008年，許先生于匹茲堡家中（許樂鵬攝）

現在我九十多歲了，老病傷殘，實際上我的醫生屬于老年病科，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安慰你，讓你不痛苦。我前一陣神經痛，痛得不能坐，每天只能下床一個多鐘頭，既不能坐又不能站，幸虧有針灸。我的兒媳婦學針灸，我的神經痛被她緩解了。我感謝我的兒子、兒媳婦能夠幫我做這件事。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太太，她無悔無棄，任勞任怨。因為我，她有了無窮的煩惱、無窮的憂患。半夜，她還要起來看看我是否睡得安穩。

上天給了我那么多的恩惠，讓我活下去，讓我渡過人生的難關。我必須盡力活下去，回饋世界，讓大家理解一個憂患中艱難困苦的殘疾人是怎么過來的，沒有畏縮，也沒有放棄。我愿意在離開這世界以前，盡一份該盡的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做一天教員，跟大家談一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