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無數個胡安焉在小紅書醒來

文 | 佘宗明

“歲月教會了我，最美好的事大多是沒有功用性的。”
“也許愛情是人類體驗的最高倍放大鏡，通過它們我們所有的希望、欲望、恐懼都被放大，讓我們從最小的巧合中看到寓意，感受到命運之手的撥弄。”

我問AI：你覺得上面這兩段話，最可能出自哪位作家之手？

AI給出了幾個答案：米蘭·昆德拉，阿蘭·德波頓，三毛，李娟……

可事實上，它出自《貓魚》，作者是陳沖。

女明星當中，會寫的不少。但我單方面認為，寫得最好的是陳沖——她能以文字為針，將生活肌理一針一線地織成了文學錦緞。

她寫平江路的老房子：“朋友發照片來的時候問，要不要哪天帶你回那里懷懷舊？我說不用去了。人回不了家并不是因為距離，而是因為歲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親的腹中。”

她寫失敗的婚姻：“回想起來，那時的我是一只熟透了的果，一不小心就會落下地來。誰在樹下接住了我，我就在誰的懷抱里。”

她的敘寫，讓我想起了普魯斯特說的——“真正的生活，最終得以揭露和見天日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經歷的生活，這也就是文學。”

所以，看到她的名字出現在第二屆小紅書“身邊寫作大賽”顧問團名單里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找對人了。

《上海文學》副主編來穎燕說，《貓魚》很難被明確劃入哪個文體類型，陳沖呈現的是“不規則的文學狀態。”但若要歸類，陳沖進行的大概就是身邊寫作，《貓魚》就是典型的生活文學。

竊以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演員陳沖，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作家陳沖——見素抱樸，無需鉛華，所寫的，不過是生活而已。

01

什么是生活文學？是要像本雅明說的去“消解一種文類或者開創一個新的文類”嗎？

在我看來，所謂的生活文學，就是不拘一格呈現生活日常的多元表達，與之對應的身邊寫作，就是要激活人們交流“經驗”的能力。

1936年，本雅明曾在《講故事的人》里慨嘆：講故事的人已經不直接作用于當下了，他們離我們很遙遠，而且越來越遠。理由是：人類交流“經驗”的能力被奪走了。

但這類交流“經驗”的能力，曾吉光片羽地出現在很多素人筆下。

陳年喜寫礦井下的經歷——“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巖層一次次炸裂”，是在交流“經驗”；陳計兵寫送外賣的經歷——“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是在交流“經驗”；胡安焉寫送快遞的經歷，說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也是在交流“經驗”。

每個人都有“身邊”，每個人都有權“寫作”——交流自己的“經驗”不是誰的特權。

而代號“全民寫作計劃”的小紅書身邊寫作大賽，就在激發人們交流“經驗”的興趣。

今年6月，我讀完了首屆大賽結集出版的《我不擅長的生活》，合上書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N個胡安焉蹦了出來。

Ta一會兒“化名”小紅書用戶@奔跑吧蝸牛，在《我在廣州做電銷》里寫道：“繞了一圈，我又戴上耳麥，打起了騷擾電話。它就像孫悟空頭上戴的緊箍，摘都摘不下來。戴上它，我就不是凡人，而是煩別人。”

Ta一會兒又“化名”小紅書用戶@旺仔秋秋糖，在《歡迎來到滯銷書俱樂部》中寫道：“這本書（注：某網紅出的）的誕生堪比猴王出世，不是說它多么震撼人心，而是說它帶來的麻煩和孫悟空大鬧蟠桃會之后的天宮一樣。很不湊巧的是，這個故事里的我，并不是神通廣大的齊天大圣，也不是能搬來佛祖救命的玉皇大帝……而是那個打掃現場的保潔。”

看著這些文字，我笑出了豬叫，心中os是：人與人的歡并不相通，但悲可以相通。

生活文學，果然自帶質感。

02

劉震云說：“文學不能僅僅是生活的反映，好的文學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么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在生活中，我們沒有那么多的時間反復琢磨和思考，過去就過去了。但是文學，它有時間把同一件事、同一個人來分析和碼放。”

如果說《我在北京送快遞》是胡安焉碼放生活中遇到的事與人的合集，那小紅書大概就是人類生活經歷經驗大型碼放現場——月活超3.5億的小紅書上，如今每天能產生上億字的生活記錄。

所以小紅書發起身邊寫作大賽，我的直觀反應是：沒毛病。

“媒介是人的延伸”，約90年前，茅盾發起“中國的一天”征文比賽，只能是通過報紙。而在今天，小紅書就很適合發起全民性身邊寫作賽事。

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生活文學”的黑土地。

歷史學者王笛就曾評價，小紅書是“當代人日常生活的檔案館”。足夠多元的“生活樣本”和“生活經驗”，支撐起了小紅書上生活文學的繁茂。

也因如此，看完《我不擅長的生活》后，我覺得過癮之余也有遺憾，不是遺憾那些“寫作”不夠“身邊”，而是遺憾于它不夠“全民”——篇均3000字以上的篇幅，本非小紅書上“生活文學”的日常呈現形態，也會將很多人攔在門外。

因而我跟小紅書的朋友說：我看不出你們這跟那些常見的非虛構寫作比賽有何區別。

在我的想象中，身邊寫作大賽，該有足夠多樣性與包容性。

它該文體不限。《詩經》中“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就是當時的Hiphop，“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就是那時的口水歌，誰會說它不好？鮑勃·迪倫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也是他的民謠。

它該主題不限。在小紅書上，我曾刷到過二婚媽媽夢溪寫在稿紙上的詩歌：“對于許多人，對于這個世界/我已經是一個老舊的女人/舊有什么不好/太陽也很舊了，地球也太舊了/看得見的都已舊”，在我看來，這即感式表達就是頂好的身邊寫作。

“要是能重來，我要選李白，創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是許多人的心聲。

但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里的表達，也就是李逵“俺也一樣”的水平。如何呢，又能怎？

很多不事雕琢、不拘一格的生活化表達，也有趣有料。

好在朋友給出了第二屆身邊寫作大賽的“規則”：不框定形式，不限定內容，老少咸宜，長短皆可，沒有一定之規，主打一個隨感寫作。朋友總結，身邊寫作就是“你寫下的生活，自成文學”。

我快速賽博點贊：這樣才是回歸生活文學啊——生活文學不是浮在云端，而是沉在地面。

03

文學不必一律化，寫作不用入場券。

哲學家雅克·朗西埃提出的“感性分配”理論就認為：社會存在某種“治安”秩序，通過分配可見性與話語權，將邊緣群體置于“不可見”位置。而藝術（包括寫作）就具備重新分配感性的能力。

身邊寫作大賽，就該將普通人的“感性能力”置于可見位置。

而在第二屆身邊寫作大賽“現場”，我也確實看到了生活文學該有的模樣。

大賽先導片《這也是文學》里，廣西石塘七旬農婦踩縫紉機之余寫畫的自己“人生小傳”，浙江臨海鄉野村夫和販夫走卒在田埂上、市集里的逗趣唱和，廣東潮汕做紙錢批發的年輕人在穿街走巷時寫下的所見所想，都標定了生活文學內涵與外延的豐富：它不受限于一板一眼的規范化文學表達，而接納那些在地性、多元化的敘說。

有意思的是，今年大賽有兩個巧妙設計：

一是在線下增設了【我在生活現場寫作】征稿入口——“寫作屋”，它擺放在深圳、成都、杭州、梅州、巴黎、杜塞爾多夫、東京等多地的公園、菜場、田間、河畔、市集旁；

二是新設了【世界的一日】特別單元，邀請全球寫作者用母語記錄下9月19日這平常一天里的身邊事，以無數“個體的一日”拼湊出“世界的一日”。

如果說“寫作屋”是從地域出發抽選7個城市發動全民隨感寫作，那“世界的一日”就是以時間為抓手鼓勵地球各個角落的人們即興寫作，分享各自身邊相似又迥異的“生活經驗”。

二者共同呈現了這場大賽的面貌：人人寫作計劃+寫下生活計劃+世界寫作計劃=全民寫作計劃。全民性又托起了它的豐富性。

在梅州書坑村的寫作屋，很多村民就寫下了生活片段和日常靈感。

76歲老人筱媚寫道：“自己擔磚，就一間廚房，做阿起四層樓/今下，住又冇人住，租也租唔出/所以，有也不歡喜，冇也不用愁。”還在署名處標注”（我）比鐘瓊英大一點”。

同樣76歲的鐘瓊英也在旁邊寫道：“土橙黃，沙田柚青/留、頓、存到金黃/番茄紅，吊菜誒是紫色/農村里什么都有/天弓刮羨，攤在水庫腳下。”

這讓我想起評論家李敬澤筆下“篝火旁的講述者”。他們也許不懂博爾赫斯、卡夫卡、加繆、卡爾維諾，但這不影響他們講述自身“經驗”。

而寫作屋，就是這些村莊里的“房主任”的“脫口秀大會現場”。

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市集旁的寫作屋，很多路人也“隨地大小寫”。

有德國小伙寫下：在碎石路上/雨落在磚墻之間/燈架/開出了花。

有土耳其大叔寫下：愛給所有人。

這讓我感慨身邊寫作的無限可能：它可以是在浴缸里橫渡大西洋，可以是在便簽紙上開辟新大陸，可以是在寫作屋邊任由思緒飄到千里之外。

而在法國老人于巴黎塞納河旁寫下的“時間在流淌/我們看著/我們被邀請/我們活著”中，在日本教授在東京蔦屋書店旁寫下的“我到底是誰呢/想要抽身/但是沒有勇氣”里，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日常生活》里所寫的——

文學能推動日常生活從無意識的“自在”狀態向有覺知的“自為”狀態飛躍，賦予平凡生活以超越性意義；能喚醒日常生活主體，讓他們通過別人書寫的相似性體驗改變自己的思維結構，實現“個性的生成”。

這也許就是身邊寫作大賽的價值所在：生活文學，連著的是作者對生活美學的發掘，對自我主體性的勘察。

這里的“作者”，不限身份。所有人都可以成為“生活大作家”。

04

我們寫下的生活，都是文學。生活文學讓生活歸于“真”，讓文學歸于“人”，其根基便是人的在場性與主體性。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兩段跟寫作相關的經歷。

一段是，我從上小學起，就喜歡蘇軾陸游，故而喜歡賦詩填詞；也受新概念作文和韓寒張悅然們影響，愛寫些小說。

但我總是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寫到后面總會覺得前面寫的幼稚無趣。

我寫下“據詩號雄交文侯，冷眼笑看萬古謬”時，其實是心中住著的那個蘇軾在幫我寫詩。

我寫下“怒風狂嘯，擊蕭竹，似奪秋色誰主？霧鎖漫道，造危處、平雕劍舞雄圖。駭浪塑雪，飛沫濺云，長虹酬專諸。吳子泣河，萬派滄浪如吐。”時，其實是心中住著的那個陸游在幫我填詞。

我寫校園小說時，韓寒張悅然們應該都能扭過頭來：聽說你在模仿我的臉？

后來看到@郭大法師調侃地寫道：“看很多熱愛詩詞的小盆友寫詩，不是奔馬、振袂就是仗劍，面對的都是夕陽、天風，再不就是落木，吐的是浩然氣，抒的是千古情，一水兒的壯懷激烈。我覺得吧，有點可愛。”看到許多人批評青春小說中二，我倍感羞赧。

另一段是，今年7月，我得到機會，去新疆昌吉拜訪了“中國20世紀最后一位散文家”、新疆作協主席劉亮程老師。

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里寫道心地才是最遠的荒地，很少有人一輩子種好它。在小說《虛土》里，他又以5 歲孩子的口吻寫著：早晨睜開眼睛，看見村莊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都過完了——七八十歲的人在過著自己的老年，四五十歲的人在過著自己的中年，二三十歲的人過著自己的青年，連出生和死亡都沒有給自己剩下。

這些文字，都讓我內心不自覺地顫動。

在跟他交流時，他屢次跟我表達了對宏大敘事的反感。在他看來，“文學是我們對現實生活的意愿和想法，這些想法為現實生活打開了無數的窗口”。而他筆下確實也沒有宏闊世界，有的是村莊、草木、蟲鳥和“我”。

我由此明白：真正鮮活的文字，是從生活里長出來的，是生活的鏡像與回響。

那些有力量的生活文學，本質上就是先于文學而存在的生命記錄，它帶著溫度，沾著煙火，將其化開，也許灶臺上未涼的粥氣，是田埂間沾著泥的褲腳，是冬夜里烘手的炭火余溫。

到頭來，它能將日子里曾有過的暖與實一捧一捧地遞到了我們眼前，變成我們的記憶。

就像陳沖說的，她要講的是生命中的那些貓魚，“一切已經失去了，寫作就像魔法，把它們帶了回來”。身邊寫作，就是用敘寫幫我們完成記憶倒帶。

所以，我期待這場身邊寫作大賽能喚起所有人交流“經驗”的欲望，希望看到——

秋天，無數個胡安焉在小紅書醒來。而我，就是其中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