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作為我國東南沿海經濟大省，福州、廈門、泉州三座核心城市長期呈“三足鼎立”之勢：

福州手握省會資源與都市圈政策紅利，廈門憑借特區身份與港口優勢占據開放高地，泉州則以民營經濟為根基撐起制造業半壁江山。

再從GDP來看，2024年三座城市的經濟規模分別為：

福州以14236.76億元穩居榜首，泉州13094.87億元緊隨其后，廈門8589.01億元位列第三；人均GDP福州為16.81萬元，廈門市為16.12萬元，泉州市為14.74萬元。

這一格局不僅打破了很多人“廈門經濟領跑”的認知，也讓“福建第一城”的討論有了更多話題。

畢竟在區域經濟競爭中，“第一城”的角逐從來不只是經濟和名氣的比拼，更是產業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綜合較量。

可如果硬是要比拼的話，究竟誰才是“福建第一城”？

評判一座城市的經濟實力，GDP自然是最為重要的衡量標準。

但從城市發展來說，藏在GDP背后的產業結構優化才更具對比意義。

先看福州，作為福建的省會，福州的產業結構多元且高端。

據福州市工信局披露：2023年福州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含汽車、專用設備、電氣機械、鐵路船舶、儀器儀表五大行業）合計實現規上工業增加值占全市41.6%；2024年受產品價格回調，占比小幅回落至38%—39%區間，但仍保持兩大主導產業合計超40%的基本盤。

反觀廈門，截至2024年末，廈門雖在集成電路、5G通信等細分領域有所建樹，并發展起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但由于受困于土地成本高企，規上工業企業數量要遠低于福州。

2024年，泉州正通過技改加速產業轉型，相關智能化生產線、數字化管理系統在企業中加速普及，部分龍頭鞋企引入3D打印制鞋技術，使得樣品開發效率提升30%，帶動整體效率提升約8%。但紡織服裝、鞋業等傳統產業在規上工業中占約占35%，仍是第一大支柱行業（《泉州統計公報2024》）。

再深入剖析三座城市的第三產業，福州以8389.19億元增加值超過泉州的6056.32億元、廈門的5415.28億元，且在細分領域優勢盡顯。

作為興業銀行、興業證券總部所在地，福州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達12%，高于廈門的10%、泉州的8%。

福州的外向型經濟表現突出，依托福州都市圈和強大的港口能力，其陸向輻射范圍覆蓋閩北、贛東等地。根據福州市商務局數據，2024年1-9月全市物流業收入達1127.17億元，同比增長13.8%。

另據福建省福州港口發展中心數據顯示，福州港江陰港區2024年集裝箱吞吐量首次突破300萬標箱，同比增長超5%，展現出強勁的腹地支撐力和發展韌性。

同時，2024年福州數字經濟規模已由2018年的2800億元躍升至7900億元，年均增長近20%，展現出新興產業的巨大活力。

2024年泉州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其他營利性服務業增加值增長12.6%，其中網絡零售額達到2697.9億元，跨境電商交易額更是高達620億元。

2024年廈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63%（《廈門市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是極為典型的服務型經濟城市。

可也因此，相較于新興服務業，廈門的傳統服務行業很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2024年，廈門就因國內外旅游市場波動影響，文旅行業的增長態勢就較2023年有所放緩。

一番對比下來，不難看出福州是“總量領先+結構均衡”、泉州“規模支撐+轉型加速”、廈門“質量優勢+規模短板”，共同勾勒出當前福建經濟的基本盤面。

可以說，福州能夠穩居GDP榜首,正是其在保持規模優勢的同時，實現了高附加值產業的突破，也是財經視角下“第一城”應具備的核心特質。

除了經濟結構，城市的資源要素也是不容忽視的衡量標準。

城市要發展，離不開土地和人口的潛力與高效配置。

從總面積看，福州城市規模大約是11968平方千米、泉州11015平方千米，分別是廈門1701平方千米的7倍、6.5倍。

可福建特有的“山多平地少”的地理短板，也限制了三座城市實際的發展空間。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福州山區面積占比82%，泉州占比78%，廈門僅占15%，對比其城市規模，三座城市可開發平地面積實際比例約為2.1:2.0:1，只有廈門的土地利用效率優勢顯著。

雖然福州和泉州在土地資源上遜色廈門，可在人口數量上卻又優于廈門。

2024年末數據顯示，泉州常住人口891.40萬居首，福州850.10萬次之，廈門535萬墊底。

可問題在于，城市總人口并不是唯一衡量標準，最關鍵要看“人口聚集度”，這直接關系到城市整體發展的平衡性。

根據2024年福建省公布的數據顯示，廈門城區人口占比91%，福州城區人口420萬（占比49%），泉州城區人口僅290萬（占比32.5%）。

泉州的“人口分散”源于下屬的幾個縣域太厲害，比如晉江、石獅、南安貢獻了相當比例的GDP，卻分流了大量人口，導致主城區能級不足，甚至申報地鐵方案也因城區人口僅290萬，尚未達到國家發改委300萬門檻，只能擱置（《泉州市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2021-2030）》）。

相比下來，唯有福州展現出“規模與集聚兩開花”的潛力。

目前，福州主城區人口已突破420萬，若推動閩侯、連江改區（兩地常住人口共140萬，且與主城區產業融合度達78%），城區人口將突破500萬，未來還有望躋身特大城市行列。

再從人口和產業等要素協同效率看，福州的匹配度也相對較高。

比如福建的長樂臨空經濟區、閩侯高新區等產業平臺，已實現“產業落地-人口集聚-土地開發”的良性循環，2024年這些區域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

反觀受土地制約的廈門，由于大型產業外溢至漳州、泉州，使得經濟結構更多依賴服務業。

泉州則因人口分散，公共服務資源難以集中，2024年人均醫療床位數僅為福州的65%、廈門的70%，成為難以吸引外來人口的重要原因。

城市競爭，要素配置效率決定了發展質量，而將土地、人口與產業結構實現優化配置的福州，顯然再次展現出過人的潛力。

城際間的競爭，最具說服力的，還是看哪個城市更能“賺錢”。

而衡量一座城市發展的“錢袋子”，是看其財政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因為二者的規模與結構，直接反映了城市的發展潛力與抗風險能力。

2024年1-12月數據顯示：

廈門以933.19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居首；
福州750.50億元次之；
泉州572.80億元墊底。
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廈門為7.42萬元（全體居民），其中城鎮居民為7.61萬元；
泉州市為5.22萬元（全體居民），其中城鎮居民為6.36萬元；
福州市為5.15萬元（全體居民），其中城鎮居民為6.06萬元。

2024福建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事實上，廈門的預算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明顯超過福州和泉州，背后是有特殊原因的。

作為福建唯一的計劃單列市，廈門在財政管理體制上直接與中央掛鉤，享有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和更高的資金留存能力，財政自留比例要遠高于福州、泉州，無論政府還是居民，“錢袋子”相對都要鼓一些。

與此同時，廈門還因享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吸引了泉州眾多民營龍頭企業（如安踏、特步）將區域總部遷至廈門，帶來了稅收增量。

換句話說，如果將部分“外溢稅收”剔除，廈門財政收入實際規模可能沒有顯示的那么多。

而福州的“錢袋子”也因“統計口徑差異”和“財政分配層級”差異，沾了不少光。

按照福建財政管理規定，省級機關及省屬國有企業所產生的財政收入是納入省級財政收入，而這些省級單位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增加值（GDP）則計入其所在地福州市的GDP總量中。

泉州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依賴民營經濟，尤其是晉江、石獅、南安的各類中小企業。可由于部分大型民營企業被廈門“拐走”，“錢袋子”自然就差了一口氣。

此外，更能反映城市能級是金融資源的集聚度。

截至2024年末，福州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含省本級）25209.67億元，遠超廈門的17861.82億元、泉州的12558億元，更超過廈泉之和。

沒辦法，這個差距源于福州的金融樞紐地位太過雄厚。

不僅興業銀行、興業證券等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扎根于此，五大國有銀行省級分行，以及三大政策性銀行省級分行也均落戶福州，從而形成“總部+省級分行”的資源矩陣。

2024年福州直接融資規模（股票+可轉債+公司債）達2300億元，占全省48%，廈門為1600億元（占比30%），泉州僅為900億元（占比17%），體現出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強大支撐力。

還有彼此的產業發展潛力，也與其財政、金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數據統計顯示，2024年福州財政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增長30%，帶動相關產業貸款增長35%，形成了財政引導金融，并賦能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顯然，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金融實力更強的福州具備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與發展韌性。

對比了這么多，已經不難看出“誰是福建第一城”。

從經濟硬實力的“總量與結構”，到發展空間的“土地、人口與腹地”，再到綜合競爭力的“財政、金融、民生與企業”，福州在絕大多數核心維度上均展現出領先優勢。

不過，在城市研究室看來，三座城市的“第一城”競爭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場更深度的競合關系，最后的贏家其實是福建。

正如閩南語所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希望隨著福廈高鐵開通形成“半小時交通圈”，以及福州都市圈與廈漳泉都市圈戰略的推進，依托福州的政策引領、泉州的制造業基礎、廈門的開放窗口優勢，三地的協同效應不斷增強，最終形成“1+1+1>3”的效應，真正提升福建在全國區域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而這時，福州、廈門以及泉州，都可以說是“福建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