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說起清代的文字冤案，數康熙五十年（1711年）爆發的“南山案”最為震撼。只是因為戴名世一部幾十年前的舊作《南山集》，引用了方孝標《滇黔紀聞》的材料，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歷三個南方臨時政權的年號，就株連300多人，除戴名世、方孝標兩族外，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販賣的，以及與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都被捕入獄，其中有大名士方苞、王源等。刑部擬定的方案是以“大逆”論處：戴名世凌遲處死，其三代以內直系親屬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十五歲以下者及女眷發邊或作功臣奴仆。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處絞刑。同時與此案有涉的方孝標家族也一并治罪。

但按《大清律》，此案夠不上“大逆”的罪名。也許是趕上六十大壽，兩年后，康熙下詔：戴名世處斬，已故的方孝標發棺“戮尸”，戴、方族人流放寧古塔。因得康熙信任的李光地救援，方苞免死并以白衣入值南書房。

雍正在潛邸時讀過《滇黔紀聞》和《南山集》二書，他認為：“雖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實無悖逆之語。” 所以，雍正元年（1723年）特詔：“凡此案牽連隸旗籍者，盡得釋歸。”

一件震懾士林的文字冤獄持續了兩年，余波激蕩10年，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直覆蓋了有清一朝，創下了羅織構陷的可怕先例。看了各種版本的分析，但我始終有幾個疑問不解。我想，300年來，肯定也有很多人在心里默問：為什么？

二

為什么要懲罰一個臣服者？

戴名世《南山集》是他年輕時的舊作，文中引用的筆記，也只是就事論事，提及南明年號，也是歷史紀事的需要和通例，無法回避。如果客觀記錄那段政權，不提年號，或者為了“正確”，而在年號前加注“偽”，也不是不可以，但歷史就是歷史，存在的就是存在，何況，戴名世著史還處于史料搜集階段，也就是說，《南山集》涉史內容，還只是草稿。

其時，反清勢力式微，康熙在位也五十年了，六十大壽將近。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時候，營造一個歌舞升平的氛圍不好嗎？塑造一個雄主的仁愛萬民形象不好嗎？為什么要重手撲殺一個文人？肅殺之氣本不合于萬壽之慶。這個文人雖然個性狂傲，年輕時文字也有些狂放，也說了一些不“正確”的瘋話，但他用實際行動臣服了本朝，積極參加科考并取得亮眼成績，就是臣服的實際行動。而且他確實是才子，會試第一名，殿試也點了第二名的榜眼，跨過年也要慶六十大壽了。按說對惜才的康熙來說，人不親文親，文不親壽親，為什么要把一個跟自己一樣迎接六十大壽的人，殺在他六十大壽之年？是何忍焉！

只能說，此時的康熙，天下已定，挑戰已退，在位已久，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權力確確實實到了任性揮灑的階段。這種任性，在他是一切都可以圍著自己的心情轉，生殺予奪存于自己的一念之間。在其下者，是千方百計揣摩其意，寧可表忠太過，甚至故意把表忠表到荒謬可笑、荒謬可恥的極端程度，也不能讓其覺得下面的忠心表得不足，甚至表得敷衍，表得不是出于真心、不是發自內心。以前，當反對者還在，甚至挑戰者眾多，為了集中力量應對挑戰，對很多問題他是盡量包容，即使有什么，也能夠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但如今不同了，制約除了茫茫天道和祖宗，現世完全沒有，何必還那么收斂？哪怕非必要，也要要。

作為那個時候的統治者，必有強制與剝奪。但再為惡，也要有度，不能為非必要之惡，這非必要之惡就是多余之惡。殺害臣服的戴名世，就是一種多余之惡。

也許，正因為臣服，才讓這多余之惡肆行。正是無數的臣服，堆積了任性和肆行的土壤。

《戴南山集》

三

清官為什么要舉報文人？

御史趙申喬舉報戴名世，有說是他行御史糾彈之責，有說他挾私報復，雖然他申明與戴“素無嫌怨”。

趙申喬曾被康熙稱為“天下第一清官”，他曾以“但愿居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明志，更以“一門四進士”自得，特別是大兒子趙熊詔點了狀元后。趙熊詔雖然才力不顯，會試考二十七名，但殿試壓了會試第一名的戴名世一頭，一時震動士林。他的二兒子趙鳳詔更是創下名言：“居官受賄如閨女失節”，因此被康熙肯定：“爾言雖鄙陋，然如此存心甚佳”。風頭之勁，一時無兩。

雖然不排除趙申喬因為坊間傳言戴名世不服趙熊詔而舉報，以戴名世的久負才名，名士氣加文人氣，嬉笑怒罵也未可知。但以趙申喬的官場閱歷和嗅覺，不可能不清楚舉報的巨大后果。涉及忠誠從來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大事，趙這一步一旦邁出，其后局面如何演變，就不是他一個御史所能控制的了。有說他只是想敲打一下不服氣的戴名世，但以“悖逆”舉報一個人，怎么可能“敲打”一下就過得去？何況他奏疏里那些詞狠著呢，還提供了一些硬證據。如“妄竊文名，恃才放蕩”“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完全是從人格、士格極端負面的虛詞入手加以貶斥，最后在“狂悖”“法紀”的實詞上痛下重手。看完后讓人感覺，他舉報的這個人，不僅是個犯上作亂的壞人，還是一個道德低下的小人。這絕不是“敲打”說所能說得通的。

結果怎么樣？康熙把舉報發刑部審，刑部則加碼。趙申喬的“敲打”事實上變成“殺戮”。趙也從此為士林不齒。后來，趙的二兒子趙鳳詔被康熙斥為“天下第一貪官”，在戴名世死后第五年的康熙五十七年，趙鳳詔在菜市口被斬，其“受賄失節”說也成了巨大的諷刺和千古笑料。在戴名世死后第七年的康熙五十九年，趙申喬死去，長子趙熊詔丁憂未及一月在家猝死。“一門四進士”的榮耀幾年之間垮塌。“南山案”也成為趙氏一族巨大的歷史負擔，據說，其后代趙烈文，曾勸曾文正圖天下，雖才名頗顯，但一輩子恥言“南山案”。

兩敗俱傷，多敗俱傷。這就是典型的互害模式。歷史上，每當風吹草動，總是有一些嗅覺靈敏的小人，自己本來沒原則，無底線，卻高舉原則，實際上卻把其陰暗發揮到極致。他們以為可以借力打壓對手，自以為是棋手，把這個外力當棋子，卻不知，自己才是棋子，甚至只是棄子。既然是你可以憑借的力量，怎么可能被你所利用？自己被利用，還以為在利用別人，可笑可悲而不自知，是真可笑可悲也。一旦利用完，被扔了就是必然的結局。趙申喬就是這樣。

互害模式就是利用人性的陰暗和自負。以為可以通過自己廉價的忠誠打壓對手，遂行一己之私。你以為被你利用的力量不知道你的私心嗎？他會包容你的私心嗎？錯！你的陰暗、私心、自負，都是可以拿來用的，一旦雷霆大作，始作俑者的“鍋”始終是你的。正如“南山案”，害戴名世的是趙申喬，害趙申喬的是冥冥中的報應，沒有某人啥事。

四

“南山案”的心理陰影有多大？

“南山案”的直接后果是戴、方兩家遭難，整個案子十年后被平反，但其負面影響波彌漫了整個朝代。不僅影響了歷史學、文學的批判性，削減了文字的鋒芒，而且改變了一個朝代的色彩。時至如今，我們還覺得清朝是一個沒有彩色的朝代，始終為陰暗與暴虐所籠罩，其后來的喪權辱國也與這個朝代的陰暗相關聯。雖然這不一定符合事實，但社會文化心理不是科學，它是集體無意識的選擇。

但感覺不是憑空而來，它也是事實的不斷累積。清代興起的文字大案有170起左右，貫穿了整個朝代，順治7次，康熙20多次，雍正20多次，乾隆130多次。犯事者既有官員，也有各階層文人和平民。歷史學者稱，“無論就時間之長，案件之多，還是規模之大，株連之廣，花樣之翻新，手段之殘忍來看，在中國的封建時代，都是沒有前例的”。

由此，我們明白，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那種指點天下的氣度在清代后來再也沒有了；也明白，考據學為什么在清代盛行了；《四庫全書》為什么被刪改了？為什么“避席畏聞”？為什么“只為稻粱謀”？整個社會都在恐懼，整個社會都在互害，今日加害者，明日受害者，最后朝廷也恐懼了、受害了，并在恐懼中滅亡。隆裕太后顫兢兢地問袁世凱：“以后是你跪我，還是我跪你？”

“南山有鳥北山羅”，戴名世這只無辜的“南山”鳥，最終還是陷進了兇險的“北山羅”。長太息兮！“南山案”留下的歷史之問讓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