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3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將花落誰家？重新發出這篇2024年寫的文章。

原本就想簡簡單單地寫下對今年諾獎得主的預測，但真開始動筆，難以忘懷的求學往事就洶涌而出，文章越寫越長。請允許我先啰嗦一下，這些回憶貌似與預測無關，但你耐心看完就會發現學術發展總是密不可分的。

不過，我現在主要的職業是經濟分析、投資管理和資產配置。最近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經濟政策和股票市場，為了節約大家的時間，我還是把最主要的幾組預測放在開頭。

大家可以先看看我在2023年做的預測視頻，當時預測了三組獲獎者，今年依然有效：

收入不平等，公共財政：Thomas Piketty；

宏觀經濟學，抵押品的經濟機制：Nobuhiro Kiyotaki、John Moore、John Geanakoplos；

行為金融學，公司金融，以及經濟發展背后的法律根源：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

2023年獲獎的是Claudia Goldin，我完全沒有預測到。

不過在這個視頻結尾，我提到其他幾組可能獲獎的經濟學獎包含了2024年獲獎的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因為他們一直是大熱門，反而沒有在視頻里強調，但在2024年的這篇文章里，我寫出了Acemoglu（見下）。這樣，今年再次頒發給與政治經濟學相關的學者可能性就不大了 。

去年給出的名單基本不變，略微調整，把可能性高的國際貿易和產業組織放在前面，另外補充國際金融（2023年視頻結尾提到）和實驗經濟學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學者，按照個人理解的獲獎可能性排列。

國際貿易：Anne Krueger、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Marc Melitz、Samuel Kortum；

產業組織：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2023年視頻結尾提到）；

宏觀：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Michael Woodford；

實驗經濟學：John List

國際金融：Kenneth Rogoff

微觀：David Kreps、Ariel Rubinstein。

政治經濟學：Daron Acemoglu、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

特別提一句，諾獎忽視了Michael Jensen是個巨大的錯誤，他對企業本質的開創性研究，是經濟學論文引用率排名第一位的，其實際貢獻遠遠大于Ronald Coase.

2001-2002年的諾獎故事

2001年我剛到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讀博士的時候，最期待的就是系里的老師獲獎。那一年的獎頒給了對“信息不對稱”現象做出突破性貢獻的三位微觀經濟學家Gero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他們的研究我們在國內的中級微觀課和博弈論課上都學過，還算是比較熟悉。應該說，那一年最失望的人也許是張五常教授，因為他的主要研究領域也是信息不對稱。

2002年的獎給了行為經濟學的開創者，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和實驗經濟學的開創者Vernon Smith，至少在我們系這個結果是無人預料到的。

原因很簡單，第一，經濟學家里群星璀璨，夠資格拿獎的人實在太多了。大家都盼著自己系里的老師獲獎，比如Leonid Hurwicz和Edward Prescott。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金融系上張春教授的《公司金融》課學習信息不對稱的影響時，他就說這個領域貢獻最大，最應該獲獎的就是Hurwicz。

第二，明大經濟系出了名地強調“人人理性”的正統觀點，自然把強調“人不理性”的行為經濟學視為異端。

頒獎結果出來那天，我后來的導師Jan Werner教授就說你們只有可能在我的《金融經濟學》課上聽到一點與行為金融學有關的概念。他指的是當未來的風險極度不確定時，理性人會表現出“模糊厭惡”，也就是會先考慮各種各樣最差的情況，再從中選擇最好的結果，這也就是所謂的“最大化最小結果”決策原則。說到底，這還是一種基于“人人理性”假設而推導出的理論，與行為經濟學沒啥直接聯系。

不過，我認真找來Kahneman教授的研究來學習，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行為經濟學和正統金融學結合的產物：行為金融學。這讓我在2017年準確預測到了Richard Thaler的獲獎。

現在，了解行為經濟金融學的人很多了，我就不再推薦那些Kahneman和Thaler寫的書，但強烈推薦暢銷書作家Michael Lewis的《思維的發現》（The Undoing Project）。這本書講述的是Kahneman與長期合作者Amos Tversky的故事。我還沒有讀完此書，但憑簡介我的直覺是如果能夠拍成電影，應該會像講述博弈論專家John Nash的電影《美麗心靈》一樣獲得奧斯卡獎，Nash在199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順便說一句，雖然公認的說法是迄今為止獲獎的行為經濟學家只有Kahneman、 Robert Shiller和Thaler三位，但嚴格來說，還有兩位前諾獎得主強調了心理學和“非理性”的重要性，一位是1978年獲獎的Herbert Simon，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

今年Geoffery Hinton憑借“人工智能之父“的冠名獲得物理學諾獎，他之前還拿過圖靈獎。而Simon則是真正推動人工智能研究在1950年代起步的領軍者，他也是先拿圖靈獎，再拿諾獎。他還在人工智能和心理學兩個幾乎沒有關聯的領域拿了學術終身成就獎。他強調人類決策的“有限理性”和“足夠滿足”，都對后來行為經濟學的產生起到了關鍵的“助推”作用。

神奇的是，Simon拿的是政治學博士學位。他還精通中國的琴棋書畫，取了個中文名字“司馬賀”。縱觀整個學術界的天才和通才，司馬賀也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2004年宏觀老師獲獎

到了2003年頒獎前，系里老師都瘋傳Prescott將與學生Finn Kydland獲獎，沒想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獲獎者是計量經濟學家Robert Engle和Clive Granger，而當時的明大經濟系最出名也最惹同行生氣的就是不把計量經濟學列入必修課。

在每一個新生入學引導課上，Prescott總會強調你們不要去上計量課，只要學好我獨創的“校準”量化分析方法就好。當時我們都傻傻地開心至極，覺得很快就會掌握了高人一等的獨門絕技。只有等到快要畢業時才領會到，要是掌握點傳統的計量方法，無論找學術工作還是業界的工作都會容易很多，但那個時候后悔也來不及了。

Prescott和Kydland終于在2004年獲獎，但讓我們這些學生超級震驚的是，就在獎項公布的前一天（也許是前兩三天），Prescott宣布跳槽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當時的傳言是他提前得知即將獲獎，因為與系里或者文理學院發生矛盾，所以決定要把榮譽留給另外一所大學。

系里慶祝晚宴上，全美宏觀頂尖學者云集，唯獨缺了曾經在系里長期任教的Thomas 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原因就是他們與Prescott在對待計量經濟學方法上的矛盾，不過兩人在2011年獲獎。當晚，Sargent的賀信里面有一句話“Ed，別忘記過去這么多年是誰支付了你的工資！”，這讓全場捧腹大笑。

2022年，Prescott仙去。我在滿懷感念的時候讀到他在當年正式領獎前公開的自述里，特意說明了與學院的確存在矛盾，原因是學院不支持他倡導的向年輕學者進行資源傾斜的計劃。時過境遷，我們都難以評價誰是誰非。總之那一年的諾獎結局，是我學生年代最興奮也最失落的時候，我相信對于明大來說，也是一樣的感覺。

順便說一句，在Prescott最風光的時候，他開創的以人人理性來解釋宏觀周期波動的理論幾乎一統全美宏觀研究，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經濟必要性的思想幾乎被徹底放棄。而真正改變這一局面的，讓凱恩斯重新活過來的，其實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他借助了司馬賀的“足夠滿意”思想，質疑“人人理性”假設的必要性，這啟發了后來的研究者提出了“新凱恩斯主義”。

新學說用經濟中真實存在的各種不完美現象（例如信息不對稱或者其他“摩擦”）去解釋經濟的周期波動，從而再次為政府適度干預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如今，宏觀里面這兩派思想幾乎統一成共同分析框架“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簡稱DSGE）。

坦率講，這個分析框架是極度的高深莫測，而且越來越和人工智能領域里的最新技術結合到一起，越來越像天書。

在現實世界里，宏觀是距離每個人最近的，也是人人都可以談論的。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普通人的分析達到學界的框架，但依我淺見，在現實問題上，能夠以IS-LM-PC模型分析封閉和開放經濟體（分別代表影響GDP和利率水平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就業與通脹的權衡，其中PC是菲利普斯曲線），或者同時分析三大宏觀市場（商品與服務市場、信貸市場、外匯市場）的經濟學家也是鳳毛麟角的。更有甚至，在國內某些曝光率極高的經濟學家，是完全不相信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完全憑借個人經驗和觀察出謀劃策的。

2007年微觀老師獲獎

2007年，Hurwicz終于與Eric Maskin和Roger Myerson一道以對“機制設計理論”的研究貢獻獲獎，這其實就是合同理論，或者委托代理理論的基礎。這一理論的最早獲獎者是James Mirrlees和William Vickery（1996），后來的獲獎者包括Alvin Roth（2012），Oliver Hart和 Bengt Holmstrom（2016）。順便說一句，諾獎委員會把Hart和Holmstrom組合在一起，卻遺漏了不可或缺的合作者Sanford Grossman與John Moore，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我在這些理論及其應用領域如拍賣機制上也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究。但大家絕對意想不到的是，我主要是在明大卡爾森商學院的會計系課程上深入學習這些理論的。將來大家見到會計系做理論研究的博士，千萬要記得respect!

在系里的慶祝晚宴上，三位獲獎者和他們的學生聚集一堂，我見到了睽違已久的Hurwicz。真正知道他的名字還是在1998年在國內遇到他的學生田國強教授。獲獎時他已經90歲，創下了諾獎得主的年齡記錄。當時他已經坐在輪椅上，行動不便，后來也無法親身前往挪威領獎，隔年他就仙逝了。

雖然Hurwicz只在2002年教過我們兩個月，相比一年級遇到的八位微觀和宏觀教授，Hurwicz教授的內容是最簡單也最不燒腦的，但他做的兩件事情徹底塑造了我。

第一，Hurwicz是唯一親自批改我們作業的老師。當時他已經85歲了，他的作業非常簡單，我自覺答題完美，但我完全沒想到各種細節錯誤，特別是標點符號的錯誤，都被老師一一挑出來修改。

第二，明尼蘇達的冬天是出了名的天寒地凍。有一次大雪紛飛，交通不便，助教提前郵件通知我們，上午9點的課老師可能晚到。那天我及時趕到了課堂，大部分同學都還沒來，但Hurwicz已經來了。

這兩件事情我終生難忘，前者教會了我事事嚴謹，文章不寫一句空；后者教會了我嚴格守時與待人以誠。

取得諾獎這樣的終身成就固然可喜，但在系里兩次諾獎慶祝晚宴上，Prescott的太太和Hurwicz的孩子都說，最開心的是拿到獎金就可以修理家里的廚房，或者是對醫療費用減少擔心。

與他們在學界和系里享受到崇高的學術地位不同的是，只要他們固定在一個學校，薪水增速就會非常緩慢，以至于很可能比不上剛畢業任教的年輕教授。Hurwicz80多歲還在教書就是希望補貼家用，Prescott臨時跳槽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更重視有潛力的年輕人，是西方文化的傳統。在中國學界這樣“尊老”表現最典型的地方，這樣的待遇差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金融危機與宏觀諾獎

我在經濟系讀書的那幾年，系里微觀研究方向非常小眾（以至于我要到會計系學習合同理論），最熱門的方向自然是宏觀和國際宏觀，每年畢業的超級明星都集中在這兩個領域。

客觀來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可能是所有宏觀經濟學家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兩派理論有融合之勢，學科里面沒有什么重大疑難問題。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宏觀這頭猛獸似乎已經被美聯儲降伏，美聯儲，世界銀行，IMF里新招的宏觀經濟學家基本上都來自兩派掌門人的學生。

當然，這一切在2008年之后全變了。宏觀被媒體批評得一無是處之時，過去被兩派掌門人打壓的學者也紛紛跳出來怒批過去宏觀走的是“歪門邪道”，這其中就包括了2008年的諾獎得主Paul Krugman。

不過，這些挑戰反而給宏觀研究帶來了新的力量。應該說過去十六年是宏觀蓬勃發展的年代，也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宏觀在過去的獲獎比例明顯高出了其他分支。除了前面提到的獲獎者，其他的得主包括Edmund Phelps（2006），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Christopher Pissarides（2010）， William Nordhaus、Paul Romer (2018)。

2022年獲獎的Ben Bernanke的研究領域也應該被歸入宏觀經濟學。但另外兩位得主Douglas Diamond和Philip Dybvig就跟宏觀經濟學完全沒有關系。他們三人因為“銀行危機”的研究組合在一起貌似有趣，實際上并不合理。

Bernanke更大的貢獻是把宏觀和金融這樣兩個過去獨立的研究領域連接到一起，而這個研究是他和Mark Gertler一起完成的。在這個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還包括前面提到的Moore，日裔經濟學家Nobuhiro Kiyotaki（清瀧信宏），以及John Geanakoplos。

他們共同的貢獻就是創立了打通宏觀與金融的“資產負債表理論”。他們的偉大之處在于第一次在宏觀分析框架下講清楚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受到外部沖擊后，負面效果在彼此之間如何相互傳遞，相互影響，最終逐步放大，造成宏觀周期衰退和波動。這樣的成就徹底超越了包括凱恩斯，宏觀與金融的諾獎得主在內的前人。但這也給了諾獎委員會莫大的難題，按規則每次獲獎不能超過三人，又要兼顧其他領域的眾多候選人，最終總是免不了遺憾。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世人聽到的“資產負債表”理論都和野村經濟學家辜朝明綁定在一起。但事實上，辜朝明的觀點與上面的貢獻沒有任何關系，他純粹只是給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套了一個會計名詞的外殼，兩者沒有任何實質區別。他在多本著作里反復聲稱自己的研究成果超越了Bernanke和其他宏觀諾獎得主，或者學界抄襲了他的成果，純粹是“無知者無畏”。

假如今年諾獎繼續偏愛宏觀，那么最有可能獲獎的應該是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他們最大的貢獻在于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融入到宏觀分析框架，從而第一次講清楚新企業與老企業之間圍繞技術，產業布局和組織結構的競爭與創新，以優勝劣汰的殘酷過程，帶動經濟的增長。原本宏觀分析框架就已經超級復雜，加入企業微觀競爭機制聽著容易實則極具挑戰。

如今，談論“新質生產力”成為顯學，但恕我直言，如果沒有讀過Aghion和Howitt的研究，這些談論基本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讀過才會真正知道，現在那些向大企業傾斜的鼓勵性政策，更大的可能是導致大小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不平等，而占據絕對數量和雇傭大量工人的小企業選擇躺平，只會讓經濟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下降。

Aghion和Howitt的建議是只有創造小企業生存的環境，讓大小企業公平競爭，小企業才會有更多的發明創造，帶動TFP的上升。對這些話題有興趣的，我強烈推薦Aghion與合作者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本書應該每個中學生都可以看懂。但只有看到大師的思想，你們才會發現大多數分析創新、競爭與增長的文章味同嚼蠟或者毫無洞察力。

當然，宏觀領域的潛在獲獎者包括Daron Acemoglu、Michael Woodford等人。前者無需介紹了，其研究在經濟學界的引用率高居第二位（第一位Andrei Shleifer更是遙遙領先的大神，憑一己之力改寫了眾多經濟學分支領域，對我影響最大的精神導師。近期引起新聞小熱點的政府“掠奪之手”vs“援助之手”，只不過是他多年前的小小創新而已）。

宏觀之外，Acemoglu在勞動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網絡經濟學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據說Acemoglu與Aghion和Howitt曾經展開競爭，比誰先寫出一本可以傳世的宏觀博士基礎教材。Aghion和Howitt完成了《增長經濟學》，但還是比Acemoglu的《現代經濟增長導論》晚了一年。

我強烈推薦Acemoglu與Simon Johnson最新的力作《權力與進步》。在這本書里，兩人回顧千年技術進步史，一改學界傳統的樂觀觀點，指出技術進步在絕大多數時間里給勞動者帶來的都是更悲慘的結局，或者更多人失業，或者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更低的收入，真正獲益的是當權者。而我們熟悉的技術進步帶來樂觀的結果，反而是一種少見的結果，背后離不開戰爭，疫情等造成的人口大量減少，或者工會的力量。

ChatGPT崛起之后，人工智能領域一片歡呼聲，Elon Musk、 Bill Gates即使發出一些警告實際上也屬于“謹慎樂觀派”。而學術界最大的反對聲音，一個就是前面提到今年獲得物理諾獎的Hinton，另外一個就是Acemoglu。如果諾獎委員選擇Acemoglu，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至于Woodford，他的主要貢獻是把對貨幣政策的分析納入到宏觀的DSGE框架，并與Bernanke一道為通脹目標制提供了理論基礎。與他們一樣重磅的宏觀經濟學家還有不少，例如Robert Barro、 Gregory Mankiw等。

國際貿易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2008年之前，由于缺乏重要的難題，傳統宏觀研究并沒有多熱鬧，真正熱鬧的是國際宏觀，也就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當時，國際金融最有意思的研究主要來自哈佛，而明大經濟系在國際貿易研究上和其他幾所大學風頭正盛。

實際上，國際貿易是明大經濟系傳統強項。Anne Krueger就是在明大任教時提出了著名的“尋租理論”和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在29年前讀書時就學過。她今年已經90歲，遲遲未能獲獎在我看來是件難以理解的事情。

近年來，經濟諾獎的研究主題與現實世界關注的話題（例如貧窮、氣候、危機、性別等）密切相關。而貿易問題的重要性與這些是并駕齊驅的，Krugman獲得諾獎已經是16年前的事了（當年沒有頒獎給Avinash Dixit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相比這些年貿易領域的活躍，諾獎委員會的靈敏度顯然不夠。

如果今年頒獎給貿易領域的杰出學者，除了前面提到的Krueger，最大的希望個人猜測是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其次則是相對年輕的Marc Melitz和Samuel Kortum。

Helpman和Krueger一樣研究了國際貿易中政治利益集團推動的保護主義，但他更為人熟知的是與Krugman合作關于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這個研究突破基于兩個假設，消費者偏愛多樣化產品（理論基礎來自Stiglitz和Dixit），產業內規模報酬遞增。與Krugman更注重產業不同的是，Helpman更注重跨國公司在貿易中扮演的角色。簡單來說，國際貿易并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而是跨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貿易。

如果說第一代貿易理論是基于產業外的“比較優勢”（Bertil Ohlin在1977年獲獎），Krugman和Helpman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屬于第二代，被稱為“新貿易理論”，Grossman和 Obstfeld都是這個領域的杰出學者。

而第三代“”新新貿易理論”就是Melitz重視的國際貿易對國內企業競爭的影響，以及Kortum發展的國際貿易萬有引力理論（其合作者Jonanthan Easton已經去世）。第三代理論的貢獻體現在能夠對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可觀察數據有更好的解釋，而且可以與現有的其他理論（例如前面提到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新政治經濟學等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產業組織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有意思的是，Kortum學術創造力最活躍的時候恰恰是他任教明大之時。由于經濟系要求通過四門博士資格考試（很多名校只要求兩門），也就是宏觀，微觀外加兩門分支領域。我在二年級選擇了“金融經濟學”和“產業組織”，Kortum就是產業組織課的兩位教授之一。

可惜的是，我最喜歡的是金融經濟學，讀產業組織純粹為了通過資格考試，除了覺得Kortum論文里面的理論模型總是非常簡潔美觀之外，幾乎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專研，考試順利通過之后就更是沒用心關注了。

不過，產業組織的另外一位教授重點介紹了實證分析方法，雖然考試結束后我就徹底忘光，但至少還記得這些方法突破主要來自于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等人。如果說近幾年國際貿易問題特別引人關注，那么與之緊密聯系的產業組織問題也是頭條最愛。產業組織理論的集大成者Jean Tirole獲獎也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再考慮到諾獎委員可能優先考慮年齡，我大膽推測上述四人中的三位獲獎在今年的概率是最大的。

政治經濟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論重要性與國際貿易，產業組織能夠相提并論的，我覺得就是競爭日趨白熱化的黨派政治了。在新政治經濟學領域，除了前面提到的Acemoglu、Johnson及其合作者James Robinson呼聲很高之外，遲早都將獲獎的“三人幫”還有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和Guido Tabellini（這個領域的重磅學者Alberto Alesina已經去世）。

我求學和在香港大學金融系任教期間，主要的興趣在于金融和應用微觀領域，沒怎么關心過國際貿易和產業組織的研究，倒是讀了很多“新政治經濟學”。任何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只要拿起這個領域的好文好書，必然是放不下的。

雖然這個領域的名著很多，但絕大多數都是對歷史事件的解讀，而這些很難滿足我這樣偏愛理論模型和分析框架的人。這個領域真正讓我愛不釋手的書并不多，而我在港大任教最后一年讀到Besley和Persson的《繁榮的支柱：發展集群的政治經濟學》就極其珍貴。

他們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簡潔美觀，層層推進的解釋國家繁榮與失敗的理論分析框架，極好地彌補了Acemoglu與Robinson在《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里缺乏理論模型的缺陷。當時我就希望，徹底掌握這套分析框架后，可以想辦法把金融對發展的作用融入其中。

只不過如今的學術越做越細越做越精，而我的興趣愛好過于廣泛，經常從一個領域跳到另外一個領域，犯了學術的大忌，最終自然是一無所成的。離開學界進入經濟金融的實踐領域，我親身體驗到良性金融發展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重要性，也親眼目睹了一些著名經濟金融教授鼓吹不受節制的“自由化”帶來的累累惡果。

如何理性地看待金融發展，金融到底是羞恥的代表，還是國之重器，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家的未來。

其他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在我的博士導師組里，一位老師說過一句話，“對于做理論的人來說，經濟學只有兩個分支：微觀和應用微觀，宏觀也是應用微觀”。以我現在的見識，這句話是對的。所以前面列舉的國際貿易、產業組織、新政治經濟學、金融也毫無疑問都是應用微觀。

如果今年的諾獎頒給純粹微觀理論的學者，我想最大的可能是David Kreps和Ariel Rubinstein以對博弈論的貢獻而獲獎。

而其他應用微觀領域，潛在獲獎者眾多，我非常期待網絡經濟學的開創者Matthew Jackson能早日獲獎。考慮諾獎委員會有喜歡跨界選人的傳統，很可能會同時頒獎給研究網絡的社會學家Mark Granovetter。

這份期待的特別之處在于，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信息在社交媒體和金融網絡中的傳遞與交流，對資本市場的價格，波動率和交易量的影響，就受到Jackson的啟發。

金融市場有很多強調“人人理性”的傳統分析框架難以解釋的現象。行為金融學家從人是“不完全理性”的角度來解釋部分現象。但我發現，無論是傳統經濟學還是行為經濟學，都沒有重視人的社交屬性。例如，過去的模型都假設擁有信息優勢只會獨自利用，而不會與人分享。而我發現，只要引入人的社會屬性，就可以對一些價格，波動率和交易量上的奇怪現象進行很好的解釋，甚至不需要依賴人的不完全理性。

理論之外主要是計量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明星學者包括Richard Blundell、John List、Colin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等人。他們和上面其他學者一樣，任何人獲獎都不意外。

我估計很少有讀者能夠耐心讀到這里，畢竟，前面提到的每個名字，即使是已經獲獎的學者，都是絕大多數人感覺陌生的。而對于耐心讀到這里的人，我想說一個絕大多數人都聽說過的名字，就是過去幾年不斷在國際媒體和論壇上贊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成就的Jeffrey Sachs教授。

在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研究，特別是實踐領域，他的貢獻在經濟學界無人可及。2022年，他獲得了著名的唐獎中的“永續發展”獎。唐獎是臺灣企業家尹衍梁在2014年效法諾貝爾獎精神捐助成立的獎項。四大獎項的其他三項是“生技醫學”、“漢學”與“法治”，每兩年頒獎一次，每項的獎金高達5千萬新臺幣，為全球最高獎金的獎項。獲獎的華人學者包括余英時，王賡武，許倬云。

我相信，假以時日，Sachs是有機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或者經濟學獎的。

結語

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政策解讀，股票市場如火如荼又大起大落的時候，耗費時間寫這樣一篇充滿個人敘事，學術味濃，受眾有限的文章是吃力不討好的。

我當然了解這個道理，我希望傳遞的信息是，與其把時間花在閱讀或者寫作并沒有多少新意的的政策解讀，或者把精力浪費在幾乎毫無營養的流量游戲上，用心掌握和理解前人的智慧，了解歷史的發展脈絡，更能夠幫助我們看清楚經濟的方向與市場的走勢。

我們的投資策略已經產生豐厚的成果，我們用實踐證明把精力聚焦在小眾但深邃的思想上收獲更大。

這篇文章也可以看做是我一個寫作計劃的序言。多年來，我一直有計劃寫一本書，從經濟學諾獎來看懂經濟思想與中國改革。

2019年，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曾經邀請我講授《經濟思想與中國改革》的課程，因為疫情隔離而不得不取消。2022年，國內一家頭部出版社與我溝通寫作一套“經濟大神”的系列科普書，我非常有興趣，但原有的工作就已經多到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害怕答應下來又無法準時交稿。

現在看來，這個心愿恐怕要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完成了。無論如何，先完成一個自己還算看得進去的序言，總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上善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