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暫退，但日本“萬達”依然年入千億【日本房產相關1】

筆者計劃將日本房產相關話題做成一個系列，赴日買房之前，不妨看看。

有家公司，在全日本共擁有可供租賃的房屋73萬戶。這個數字聽起來似乎并不太炸裂。

按照這家公司，UR（全名為“UR都市機構”）的租戶構成，既有單身族，也有帶娃的家庭。倘若平均每戶兩人，也只占全日本租房人口（1.2億人口中3500～4000萬）的3-4%。

但這73萬戶遍及整個日本，而且房子全歸UR所有，它是大地主，而非二房東，“全國連鎖”、統一裝修、統一運營，可以實現每年穩定現金流數千億日元。

這UR，有點東西。

筆者早就聽說過UR，印象中大概是中產版的Sharehouse，或是日本人在買房或確定在某市扎根之前的“過渡型”公寓住宅。最近跟同事一聊，沒想到工作很多年的40代日本人都會極為認可UR。2004年創辦的UR之于日本社會，絕不亞于萬達、保利、萬科等房產大佬之于中國社會。

它究竟是如何罕見地擁有如此多的產權，影響如此多人的生活？筆者今天為您簡單科普。

本篇并非UR廣告，筆者亦不是中介。只是希望借UR的故事順便聊聊日本的文化特點社會制度都市再生，還有中國的自如公寓曾經的蛋殼等企業所面臨過的困境。（本篇圖片來自：PR TIMES）

UR憑什么做到的大地主？

它的英文名是URban Renaissance Agency，前身是“日本住宅公團”，即日本政府下屬的國策住宅開發機構。它官網寫著自己的主要業務：

土地整備／再開發→ 都市更新；

住宅建設／翻新→ 租賃市場；

研究開發／技術實驗→ 智慧城市、防災、低碳化；

社區管理／高齡化支援→ 城市社會運營；

與民企合作→ 提供地塊，吸引商業、醫療、教育設施。

敲黑板：UR的首要任務是都市再生。

UR的房齡從20年到50年，每隔15～25年就會定期翻新。年輕人/新婚夫婦/短期調動工作的公司職員是它的主力租客，近些年也開始覆蓋希望與子女住得近的老年人/養娃一族/養毛孩子一族。

它的房子主要是公寓，最大的優勢是平價，而且無禮金、更新費、擔保費、中介費，可短期退租。在日本，總成本比同地區私房能夠低20～30%。

“大方”的背后，UR是一個半官方性質的公司，屬于政府法人，日本國土交通省監管，也并非上市公司。

它從國家或地方政府拿地，自己負責規劃、建造、出租、管理，有穩定租金回報；它也通過重建“團地”（類似于中國的小區，5～20棟樓圍起來）和開發新都市中心來獲益。它像一個大規模資產管理公司，又像是一個雖不急于賺錢，但運作極其穩健的商業機構。

日本租房人口多，東京這個，50%的人都租房。一旦UR能通過規模化獲得成本優勢（裝修、翻新、管理），加上它遍及全國的毛細血管，就能獲得民企難以復制的優勢。

下面來回收一些懸念。

首先，UR之所以是UR，最大原因是它的國有背景。

從“拿地”這個環節，UR就無人能敵。它一邊做老破小的翻新，一邊還負責著新地塊的開發。UR創立于2004年，由“都市基盤整備公団”改組而來。它直接合法繼承了兩撥房子：

“老破小”團地小區被它據為己有，都市空地、舊鐵路用地任由它再開發，地方政府、私營開發商（東急不動產、大和房屋等）與它緊密合作。這種碾壓式的強悍，使得地方政府但凡想到地產項目，都傾向于抱UR的大腿，而非自己再建一個UR。

其次，它的首要任務是都市新生，就產生了“合二為一”的罕見定位：它既拿地，又招租。

若不這樣，直接面臨的問題是：

只負責拿地和翻新（都市再生），不負責后續的出租問題，那么誰來買單，誰來做招租的臟活累活？
只負責裝修招租和管理，那么房源又從哪里來？如何拿地，怎樣與房主長期穩定合作？對房東“年付”還是“季付”？向租客按“月付”收租？如果是預支收來的租金，那么萬一資金鏈斷裂呢？

其實后者，也是中國住宅地產的難點，萬達、保利、萬科等都受其掣肘，就更不必說自如、蛋殼等模式。還沒等到你退租，你住的公寓品牌先退場了。

再次，UR根本沒有民企那么大的焦慮感。它不擔心租不出去，盡管它的房子質量本就很高；它不貪圖短期獲益，所以根本就不賣房，只持有。

在日本，企業宿舍、民營公寓、國營或半官方公寓形成三大租賃支柱。UR占盡機會，也不必上市，甚至還能享受城市再生的政府補貼。

簡單插播UR的歷史：千禧年伊始，日本面臨的問題，一是団地的老破小問題，二是年輕人租房難。如何把老破小整理整理，打包一下再租出去？這就是政府給UR的重要任務：都市再生。UR不依賴于市場利潤，于是強調自己：

無禮金、無更新費
設計現代、位置好
適合工作族、小家庭

它的代言人先后請了竹中直人、堺雅人、吉岡里帆、千葉雄大等，有靠譜成年人的代表，也有親和力年輕一代。

經過改修，這些公寓煥然一新，但是平均建筑年數在30～40年之間。它每15～25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翻修（外墻、防震、水管、電氣系統、共用部分），每5～10年進行一次輕微更新（內裝、廚房、浴室設備），有時直接拆掉重建。

它的另一個常態業務是拿新地塊，它與地方自治體簽訂“都市再生協議”，造出新的住宅＋商業＋學校＋綠地一體區。

東京?豊洲／有明→ 原本舊碼頭區 → UR主導再生
橫濱?港北ニュータウン→ UR規劃開發
大阪?千里中央→ 団地再生＋高層住宅更新

說了這么多UR的先天優勢，其實人們也不該否認UR本身的高度執行力。房子多，質量穩，因為它擁有一個不追求短期利益的經濟體系。

它有統一標準化設計與翻新機制，依靠設計標準數據庫，按年代、結構、地區劃分房子的情況，而且核心環節不外包；它自己做招租，全部系統數字化，空房率可控（全國約3–4%，遠低于民間租賃市場）；它還非營利導向，不追求溢價，不會“偷工減料”。

說到這里，我們似乎又在討論一個日式“奇觀”了。

放眼全球，也有一些類似UR的角色。

剛才我們頻繁提到一個詞“團地”。

團地是日本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像是幾棟筒子樓圍起來的“小區”，早年住在這里的人還有一些情結，所以更像是中國的“大院”。

日本房產兩條并行軌道：公共住宅和民間住宅。日本的一戶建房主可以買下“地”并且成為真正的地主。但團地，抱歉，恕不銷售。

“団地”是戰后日本政府為應對都市住房短缺而推出的集體住宅群體，是戰后日本中產“夢開始的地方”，帶院落、有商店、有操場，象征著現代化、小區化。在高峰期全國的團地約有300萬戶，住著上千萬人。

我同事的丈夫一家多年前從長崎到東京落戶，她的婆婆在同一個團地結識了來自全國各地，共同“上京”的“團地妻”，并且成了一輩子的閨蜜。

到如今，老年人在團地住了多年，UR創辦前就住在那，團地被UR收編之后，還住在那里。他們的下一代，1970–90年代的那代人就是“大院子弟”。UR改變了兩代人的生活。

日本的團地文化作品：攝影師若木信吾、石川直樹：拍過《団地日和》《団地の記憶》等系列；
動畫/漫畫：《団地ともお》（《團地友夫》）：團地小學生的日常生活；
《ちびまる子ちゃん》（櫻桃小丸子）早期設定借鑒團地生活；
電影：《団地》（2016，導演阪本順治，主演藤山直美）：黑色喜劇式描繪老年人團地生活；
音樂：平成后期有“団地ソング”流行，帶懷舊氣息。

不過，UR≠團地。它還有塔樓、少量聯排、獨立住宅等。

這么來看，很難說是日本社會的變革帶動了UR，還是UR與團地的出現進一步塑造了日本。

日本老齡化嚴重，超過28%人口65歲以上，但實際上進養老院的只有10~15%，日本的房產繼承稅又高，老人不給自己買房，也大概率不給孩子買房。很多人選擇團地養老，與老友相伴。

為了迎合他們的需求，最近UR推出了“近居”優惠，直系3代親屬住UR的房子就有月租直減，更鼓勵父母與子女住在同一個團地的不同棟樓，隔著“一碗湯的距離”。

日本職場的一個特征是異地輪崗頻繁，今年在大阪，明年被派九州。男性也較少單身赴任，妻子料理家務，自己自理能力變差，自嘲“廢物一個”。日本還沒有戶籍制度，教育水平也比較平均（除東京一些非富即貴的區域之外），人們可以輕易地在全國流動。UR是很多公司的“社宅”，在UR的不同公寓之間切換，也可以享受減免。

如果把UR視作順應日本社會變化的縮影，那么近年還有個趨勢：外國人陡增。無論UR模式是否國際化，UR自己反正做到了“國際化”，外國人比例很高，進了小區，小東南亞或者小印度的感覺撲面而來，而且家家都有孩子。所以，筆者真的不是給UR打廣告，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每天都和印度家庭抬頭不見低頭見。

東瀛雖是近鄰，但筆者認為，日本出了個UR，而中國則是出不來（或許壓根不需要）UR。

所以，最關鍵的一點是：日本社會需要UR。

我們剛才反復提到“城市再生”。這個詞在中國很少聽到。

1945后，日本戰后廢墟重建，
1950–70s，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郊區住宅建設；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都市再生”正式成為國家政策關鍵詞；
2001年設立“都市再生本部”（內閣直屬）
2004年UR誕生。

在多災多難的國度，不考慮“再生”，就根本沒法“生”。

房子不翻新，耐震性首先就是問題。很多舊團地的建造年代在1960-70年代，要么推倒，要么加固。隨著多條地鐵的開通，每個區域的吸引力也會改變。

是的，日本早就面臨著城市的老化問題了。日本的城市設施在1980年代就差不多定型，而中國的大部分城市建設年輕，20-40年歷史的住宅相對少，新一線城市仍在建設中，所以城市再生需求暫低。

但是再過二三十年呢？都說日本的今天是中國的未來，下面這幾件事，不考慮下嗎？

房子的防災+ 老化對策（耐震、避難空間、再開發）

住宅的高密度再編制（老團地／小區翻新、城市中空地再利用）

綠色與可持續（節能、社區花園）

社會融合（老中青共居、外國人融入）

中國的土地歸國家所有，政府可以通過“規劃調整”或“城市更新”收回使用權，由于財政依賴土地出讓金，拆舊蓋新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

以北京的老城區為例，單位宿舍區、筒子樓、老小區都屬于“成片集中式開發”，只要政府決定拆遷，幾百上千戶都要“一鍋端”。成本高、阻力大，但一旦成功，收益巨大。萬達、保利等開發商獲益，居民也多拿了幾張房本。

日本幾乎沒有什么動遷。一戶建的地歸屬于房主；公團的地雖然屬于政府，但是政府沒有動力，或者沒有來自民營的動力去推倒重建。

也因此，UR的角色非常特殊。

筆者認為，UR對日本社會的影響被低估了。

一個穩定的長期租賃企業意味著什么？對城市做長期規劃，讓年輕人減少壓力，給他們去多個城市嘗試的機會。

它讓人們的生活標準變得更統一。這也是外國人移民日本的理由之一：社會平均化，上限未必太高，但下限絕對不低。

同樣的房型和家居擺設，類似的生活節奏，相像的鄰里結構，日本本身就是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度，一棟長期公寓，絕對能夠讓人們想到自己接下來二三十年的生活。

來日本后，筆者嚴重感覺到，前面的一兩代人，人與人的軌跡非常相似（小愛好還是因人而異的）。其實人生幾十年，必經的事情無非就是那幾件，“什么時候做什么事”仿佛是社會的默契，每個家庭的樣貌，也像被一間間樣板房預設好了。

棒球明顯大谷翔平的故事里面，最讓日本人動心的，是他早早就寫下的人生規劃：什么年齡立業，什么年齡成家。定下人生目標，并且使命必達，使得剛過30歲的大谷翔平成了全民偶像。

不好嗎？不刺激，但足夠安全。

所以衣食住行的“住”很重要，UR的角色很關鍵。畢竟，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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