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文物局、人民網主辦，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網文娛共同承辦的《中國考古大講堂》第五季“尋根·探源”系列講座正式推出。本季講座聚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選取十個代表性遺址，以翔實的考古發掘材料，豐富的綜合研究成果，溯文明之源，探華夏之根。本期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城河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彭小軍主講《尋找失落五千年的古城——湖北城河遺址考古新收獲》。

城河遺址位于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后港鎮，地處漢江以西，距石家河遺址約90公里，距屈家嶺遺址約60公里，是屈家嶺文化時期重要城址之一。

屈家嶺文化是分布于兩湖地區的重要考古學文化，年代約為距今5100至4500年，主要分布于長江中游地區，與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及東方的良渚文化基本同期。該文化表現出強大的擴張能力，向北進入中原，跨越黃河抵達晉南盆地，向西深入關中直至陜西西部。

屈家嶺文化時期，在長江中游腹地修筑了20余座史前城址，規模各異：最大的石家河遺址面積逾百萬平方米，城河遺址達70萬平方米，較小的城頭山遺址為8萬平方米，還有僅五六萬平方米的城址。這些城址共同構成兩湖盆地的重要文化景觀，成為五千年前中華大地上的一道亮麗風景。

城河遺址與長江史前城址群

為探究屈家嶺文化的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201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荊門市博物館和沙洋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在城河遺址開展以聚落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為主題的考古研究。

發掘顯示，城河遺址城墻上方疊壓著屈家嶺文化層，表明始建年代不晚于該文化時期。現存城墻高度超過4.8米，其底部發現一層灰燼層，經測年約為距今4900年?；覡a層呈現草本燃燒痕跡，推測在當時的秋冬農閑時節，人們焚燒草地后開啟了筑城工程，奠定了城河遺址城墻的基址。

城河遺址外圍存在環壕，部分環壕底部設有三角形小溝渠，兼具排水功能，表明壕溝除取土與防御外，亦具備排水能力，避免雨水直接沖刷城墻，有效保護城體完整。

城垣解剖性發掘

近年來對遺址地貌與水系結構的精細勘探顯示，城河遺址建于河谷地帶，兩側為高地。考古隊在鄧關臺發現一處大型水壩設施，壩體長約200米，寬約二三十米，殘高約6米，攔截城河北側支流以抬升水位，并開鑿人工通溝穿越崗地，將水引入城內。模擬分析表明，此人工蓄水區面積達8萬余平方米，蓄水量約100萬立方米，相當于現代中小型水庫規模。當水位升至23米以上時，可自流注入海拔約20.5米的城內，保障生產生活用水。

在治水方面，先民通過開鑿南側崗地引流，并利用城墻作為防洪堤壩，有效抵御河流泛濫。模擬實驗證實，若無城墻防護，洪水將淹沒城內大部分區域；而城墻的存在可完全阻遏洪水侵襲。此外，在城壕內部發現高約1米的土壩，形似現代滾水壩，可減緩水流沖擊，保護城址安全。

長江中游同期城址的防水設施各具特色，呈現“千城千面”的格局，共同構成距今五千年前后區域水利技術的重要實踐。

在遺址中部臺地發現一座大型凹字形院落建筑，面積約800平方米。建筑基槽結構復雜，工藝與現代農村建房流程相近。墻體拐角以紅燒土混合夯土加固，部分位置設有墻墩防垮塌，個別區域還發現可能與祭祀活動相關的木棺遺存。室內存在壁柱及直徑約40厘米的大型柱洞，隔斷墻劃分出多個功能空間。

中部臺地大型院落建筑分布

建筑院落內部以大量紅燒土鋪墊，經人工處理形成堅硬地面。東側發現大型廣場，其表面鋪設多層紅燒土，呈水平狀分布，明顯為有意鋪墊而非自然倒塌。廣場紅燒土上層覆蓋厚約4—5厘米的灰燼層，推測為臨時性篝火活動遺跡。

在大型建筑東南側的土臺上，發現筒形器與四耳器殘片，普遍認為與祭祀活動相關，據此推測該區域應為舉行儀式活動的場所。遺址還出土了“扣豆”遺存，這一現象為城河遺址首次發現，其鏤孔工藝精湛，器表為磨光黑陶，制作精美，應與祭祀儀式密切相關。

扣豆遺跡

從聚落布局來看，遺址自南向北依次為城河、南城墻、大型建筑群、陶器生產區與祭祀場所，周邊散布小型房屋，最北端為王家塝墓地，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區。經系統勘探，2017年起對北部區域開展大規模發掘，發現墓葬300余座。

墓葬形制呈現顯著等級分化：北區集中分布7座大型墓葬，面積均超過10平方米，最大者達20平方米，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堪稱規模宏大。這些大型墓葬周圍環繞眾多中小型墓葬，形成以高等級墓葬為中心的埋葬格局。墓地南側分布有祭祀區，發現包含疊摞陶器的圓坑、完整豬骨祭祀坑，以及集中廢棄的石斧、石錛、紡輪等遺存，表明該區域曾用于祭祀祖先活動。

從墓葬規模來看，遺址包含大、中、小三類墓葬。大型墓葬中可見特殊的對接現象，如M112墓葬由三個獨立墓室構成，室間以生土與人工土塊構筑的隔梁分隔。各墓室均配備葬具，墓坑揭露后可見多組磨光陶罐，陶罐內發現禽類骨骼，表明其下葬時盛裝有食物。

M112同穴三室合葬墓

墓內出土鉞與象牙器，根據組合判斷，象牙器應為鉞柄裝飾。人骨下方設有隔板，隔板下層密集放置包括長柄器蓋、豆形器等高檔磨光黑陶。這表明部分高等級墓葬采用分層結構——上層安置墓主與部分隨葬品，下層專設隨葬品存放空間。

與中部墓室相比，兩側墓室雖同樣隨葬玉鉞，但未見象牙器。西側墓室出土豬下頜骨，可能代表整豬頭祭祀。從隨葬品豐富程度與葬具復雜性來看，中部墓室顯然居于核心地位，顯示合葬墓內部存在等級差異。

M74棺內外密布黑陶器，人骨鑒定顯示墓主為女性，隨葬紡輪而非玉鉞，暗示當時可能已形成男性持鉞、女性持紡輪的社會分工規范。

中型墓葬以M90為例，填土中分層放置若干陶器，排列有序，葬具上方置陶缸，棺外側擺放陶豆，棺內同樣放置陶豆等隨葬品。次中型墓葬規模略小，填土中未見隨葬品，但棺內放置大量陶器及實用石鉞。小型墓葬則呈現多樣化特征：部分設有葬具，部分無葬具但均隨葬器物，且數量可觀。

這些發現系統揭示了屈家嶺文化時期復雜的社會結構與喪葬制度。

宏觀聚落調查顯示，城河遺址周邊分布著大小聚落及環壕聚落，與30公里外的馬家垸城址共同構成聚落群。兩城址間存在空白地帶，可能標示各自領地邊界，暗示當時已形成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聯盟。

最新研究表明，各城址可能自成體系：城河城擁有獨立的大型墓葬、祭祀體系、信仰系統及水利設施；石家河城亦具備自身特色的祭祀、防洪體系及墓葬區。這種區域性差異提示長江中游史前城址群或許并非簡單的等級從屬關系，而是形成了多中心并立的聚落格局。

城河城與石家河城、雞叫城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同時也表現出明顯差異。基于此，我們提出“眾城之邦”的聚落結構假說，認為這些城址可能處于既競爭又聯合的社會形態中。這一認識尚需通過后續考古發掘、多學科研究獲取更多證據予以驗證。

“眾城之邦”的長江中游文明共同體假設模型

城河遺址的發掘成果有效解答了屈家嶺文化強勢擴張的動因問題。研究表明，長江中游地區發達的聚落體系、卓越的水利管理能力以及顯著的社會分化，共同構成了其北上中原、西入關中的文化基礎。先民在治水用水過程中展現出的自然環境利用能力和社會組織能力，正是其文化擴張的內在動力。

距今五千年前后，屈家嶺文化北上中原、西入關中、跨越黃河抵達晉南盆地的擴張歷程，與良渚文化西進、大汶口文化向中原拓展共同構成了史前中國的文化互動圖景。這種在聚落形態、葬儀制度和社會發展程度上的深刻變化，為我們理解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人群移動、文化整合及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實證。城河遺址的發掘，不僅為認識屈家嶺文化的北進提供了堅實的聚落與文化基礎，更展現了長江中游地區在中華五千年文明進程中貢獻的獨特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