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第一人葛維漢

和他未完成的工作

艾樺溪

葛維漢至古蜀鄉，

手探塵封歲月長。

一鏟喚醒三星堆，

千秋文明自此彰。

這首七言詩說的是1934年，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博士（Dr.David Crockett Graham）組織了首次對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發現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故事。1929年，家住廣漢的的農民燕姓父子在自家后院挖排水溝時，意外挖掘出一些玉器文物。這些珍貴文物在流入市場后引起在廣漢傳教的牧師董宜篤（V.H. Donnithorne）的注意。隨后，由葛維漢和林名均教授領導的，有地方政府參與的一項田野考古研究，挖掘出600來件玉器，陶片等文物，從而揭示了一座綿延7英里（11.3公里）的古城的存在。這是中國首次由考古學者組織對三星堆遺址的系統考察，也是和安德生（J.D.Andersson）主持發掘仰韶村遺址（1921），傅斯年李濟主持發掘的安陽殷墟遺址（1928）一起成為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中最偉大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殷墟文化確定了中國文字開端，仰韶遺址奠定了早期農業母系氏族社會，而三星堆文明展示了中華多元一體的燦爛文明，三個遺址的發掘工作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葛維漢將他的研究報告《漢州發掘簡報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發表在1933-1934年《華西邊陲研究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這篇科學報告是世界上第一篇關于三星堆考古發掘的專業論著。

1933-1934年《華西邊陲研究學會會刊》封面（上）和目錄（下），葛維漢的《漢州發掘簡報》發表在第114頁。

三星堆文明的發掘充滿了偶然。一百年來，三星堆的發掘工作斷斷續續。葛維漢從燕家父子開鑿的排水溝和排水溝北側開始勘探挖掘。葛維漢描述道：“離燕家不遠的山坡側面，呈現出巨大半圓彎曲，看上去很像月亮的邊緣，這里被稱之為月亮灣，……。再往南走，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三座小丘，……被稱之為三星堆”。由于社會動蕩和戰亂，葛維漢領導的三星堆考古發掘工作只開展了十來天就被迫停止了，但是出土了600多件文物。由于燕家緊挨著月亮灣，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西南博物院馮漢驥院長組織了第二次對三星堆的考古發掘。他們在月亮灣、三星堆和橫梁子幾處進行了數月的勘探發掘，遺憾的是不久趕上中國的“十年內亂”，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被迫再次停頓并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又一次偶然。1986年當地磚窯廠在三星堆城遺址上取土制磚，發現土中含有大批陶器碎片和十多件精美玉器。四川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學考古系沒有放棄這次機會，開始搶救性發掘，先后勘探了一號和二號祭祀坑并出土了神樹，金杖等文物。但是文物保護技術在當年并不完善，三星堆的發掘工作第三次被叫停。直到2020年，三星堆的三號到七號祭祀坑被保護性系統發掘，出土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文物，給世界呈現出一個全新的中華文明，稱之為三星堆古蜀文明。正是“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到了2023年，這是由于出土文物太多，三星堆的野外發掘第四次被按下暫停鍵，確切地說是考古工作放慢野外發掘工作，把工作重點放在文物系統整理和修復之中。

葛維漢考古組發掘地在燕家排水溝及其北側（上），月亮灣和三星堆祭祀坑相差900米左右（下）

三星堆存在很多不解之謎。到目前為止，三星堆發掘只探索了遺址的百分之二左右。即便如此，三星堆已經有很多未解之謎了。首先三星堆的崛起和衰落至今是個謎，至今學者對三星堆人來自哪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什么原因突然消失沒有定論。其次，出土大量造型奇特、工藝精湛的青銅器、金器、玉器文物和大量貝殼與象牙，展現其高度發達且獨具特色的文明形態，突破了傳統中原文明中心論，對研究中華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大意義。三星堆最著名的是出土了很多具有獨特風格及面部表現的面具，有的面具還鍍有昂貴的金箔。這些面具無論大小，都具有突出的眼睛、拉長的耳朵和濃密的眉毛，加上金箔面具或金權杖等令人驚訝的文物，讓考古界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這些文物形態僅僅在古埃及文明、邁錫尼文明和蘇美爾文明存在過，在中華文明中就從來沒有出現過。另外，如此大量的青銅來自哪里？如此大量的象牙和貝殼來自哪里？更玄幻的是在青銅冶煉鑄造技術和在工藝結構上，包括在銅焊接工藝上和審美視角上，遠超同時期中華中原的本土青銅器的制作和藝術水平。這些魔幻的出土文物引發學者的討論和網絡自媒體的腦洞大開地發表看法，包括三星堆來自外星人等毫無根據的猜測。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人像和石環（徐伊文女士 提供）

葛維漢首次提出“廣漢文化”。葛維漢博士在他的《漢州發掘簡報》中詳細描述了他主持對三星堆的發掘工作，他確立發掘工作的主要目的，為的是“標定地層和記錄每件值得保存的文物的確切位置和深度，完整仔細記錄所有作業過程，通過這項工作盡可能地多恢復此地的歷史和背后的文化”。他認為發掘對古老東方文化和歷史的研究有三個重要意義：首先隨葬品解釋了古代喪葬習俗以及社會宗教風俗；其次， 石器和玉器以及飾品在漫長歷史中的重要性；第三，大量出土的陶片能為后來研究非常古老的四川陶器提供基礎。葛維漢的研究及其發表的文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雖然他在月亮灣的發掘并沒有發現青銅和黃金制品，但是葛維漢根據玉劍，玉盤，玉鑿，玉珠等隨葬品，確定了三星堆附近的墓葬應該發生在周朝初期（公元前1046年）或更早（見《簡報》119頁），他的判斷和后來考古學確定三星堆文明在商朝（公元前1600-1046年）的年代相差不遠。值得一提的是后者采用碳14標定年法，而碳14標定年法是1940年代芝加哥大學Willard Libby發明的。葛維漢博士對三星堆年代推測完全是根據他對中國古代葬禮和祭祀文化的深刻理解，這是非常值得佩服和尊敬的。由于挖掘出來的玉盤和玉方非常大，因此葛維漢確定他們勘探的地方是三星堆人敬天地敬神靈的祭祀場所（見《簡報》121頁），葛維漢的這些結論也和后期考古發掘的結論高度一致。葛維漢把挖掘出來的文物在實驗室里標號并進行規范系統研究，包括文物的材質、硬度、制作工藝等，研究結果均發表在《簡報》上。同時，葛維漢比較了三星堆和仰韶遺址出土文物，認為兩者有內在聯系，特別是兩地均發現了石斧、陶輪和同樣飾以繩紋的三足甕。由于未能深入發掘，葛維漢指出三星堆和仰韶兩處均沒有出現金屬器物和文字痕跡，唯一的區別是三星堆出土了彩陶。因此葛維漢在《簡報》中數次確定三星堆所在的廣漢和中國中原或北部存在明確的文化交流，論斷廣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這一點也在近期祭祀坑發掘出的青銅尊和罍得到佐證，因為近期出土的青銅器物和中原商王朝風格有很大的相似處。

中國西南地區的古老文化至今沒有一個清晰的了解。盡管三星堆遺址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意義，但是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至今它還沒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對于保護和傳承三星堆遺址至關重要。不過這些不用擔心，因為國家已經全面投入并已經在做。然而，葛維漢博士還有很多未曾發表的論述。葛維漢把他在中國長達三十七年的生活經歷完整地記錄下來，從穿越滇緬公路到日軍對他們的轟炸。目前這些信件的檔案分別保存在四川大學、史密森學會、惠特曼學院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機構。然而由于時間久遠，葛維漢的紙質筆記逐漸脆化且手稿筆跡也很難辨認，他的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思想沒法有效地用于學術研究。為了弘揚葛維漢的遺產和理想，葛維漢孫子Christopher Hoogendyk先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注冊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葛維漢歷史基金會。該基金會希望將葛維漢的原始信件書稿掃描數碼化，通過保存原始資料，以便繼續開展與葛維漢生活和工作相關的學術研究，或進行與其相關的慈善和教育活動。同時，也將請學者將潦草手稿轉換成文書字稿并打印成文稿，以便公開發表，使這些珍貴手稿可以更廣泛地被學者參考，用于中國近代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基金會也會發表帶有插圖和附加資料的編輯版或紙質版書籍，讓年輕學者隨時可以查閱這些資料。在葛維漢家族成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下，該基金會在過去一年里資助一名勤工儉學的學生，已將部分葛維漢檔案信托基金的原始資料文件數字化。該基金還計劃為對中國西南近代史感興趣的年輕學者提供一項或多項獎學金。但是，由于資金短缺，很多切實可行的目標和規劃，以及美好愿望難以實現。希望葛維漢歷史基金會在新的一年里得到一些捐贈，完成更多目標，為歷史愛好者和學術科研提供更多珍貴歷史資料。

來源：永遠的華西

作者：艾樺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