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傳》第二章——熱血青年

合著/張榮芳 曾慶瑛

編者按：在中山大學原副校長張榮芳教授編寫的三本不同類型陳垣傳記中，中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的每章篇幅適中，詳略得當，適合網絡連載。陳垣孫媳曾慶瑛教授分工寫第一章、第十章、陳垣簡介和陳垣已出版的主要論著目錄，進一步增強了本書的權威性。紀錄片《陳垣》梅明導演為網絡版配視頻和圖片，形象立體地展現陳垣校長的風采。三人合力，以紀念陳垣先生誕辰145周年，弘揚勵耘精神，賡續中華文脈。

《陳垣傳》第一章——家世、家鄉與童年

一、 不平坦的科舉之途

18歲（光緒二十三年，1897）那年，陳垣希望走當時一般青年走的科舉致仕的道路。因為廣東鄉試名額少，順天府鄉試名額多，陳垣的父親花8兩銀子， 為陳垣捐一監生資格，從而得以參加順天府鄉試。

這年舊歷七月他從廣州北上， 日夜兼程，歷時十余日至北京，住在新會會館，與同鄉前輩伍銓萃（字叔葆） 相識。叔葆為光緒壬辰（光緒十八年）翰林。八月在順天府貢院參加鄉試，陳垣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在1941年10月23日的《家書》中說：“丁酉赴北闈，首場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題本偏全，放筆直書，以為必售。出闈以視同縣伍叔葆先生，先生笑頷之。”考試完畢，他估計能中，于是在會館中等候發榜。 九月九日發榜，他卻名落孫山。這是他平生以來受到的第一次較大打擊，心情郁 悶。九月十七日，他打點行裝，由京返鄉。

“出京時重陽已過，朔風凜冽，伍叔葆先生遠送至京榆路起點之馬家鋪。臨別，珍重語之曰：‘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也。’雖感其厚意，然頗以為恥。”這是陳垣第一次到北京，因八股文不合規 范而未中，但積累了一定的科舉考試經驗。

回到家鄉后，陳垣發奮學習八股文。他將丁酉（1897）以前的十科鄉試、會試中榜者的試卷買來，經過初選、再選和三選，最后選中一二百篇，“以為模范， 揣摩其法度格調，間日試作，佐以平日之書卷議論，年余而粗技成”。功夫不負有心人，陳垣在21歲（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參加了新會縣鄉試，列第二名， 被錄為佾生。

陳垣回憶：“此次新會案首為盧熙。他年歲大，文章肯細打磨，然很拘泥。本次主考的縣知事左學易后來對人說：我所以不給陳某案首，是因盧某年歲大了，不作案首以后不易考取，而陳某年紀還輕，前途無量。”

22歲，陳垣考取了秀才。秀才考試分縣試、府試兩級進行。二月在新會參加縣試，他所作八股文，雖然按其形式，但不拘泥經書章句，而是上下古今，縱橫捭闔，議論風 生，文中多作怪論。

主持新會縣試的楊介康思想開放，很欣賞這類文章，陳垣在全縣考得第一名，震驚全縣，被送廣州府應試。

四月在廣州參加府試。廣州知府施典章主持府試。他對陳垣文章的思想傾向很不滿，在試卷上批曰：“直類孫汶（文）之徒。”后來又將“孫汶”二字圈掉，改為“狂妄”。知府施典章思想保守，一 因施（典章）與楊（介康）私人間有隙，二因陳垣文章奇特，施典章不贊成。

按一般情況，各縣第一名，府試無不取之理，但這次府試第一、第二試放榜，都無陳垣之名。這種出于常情之事，輿論嘩然，大家都很驚奇。不想出榜當日夜間，忽有人星夜敲門，原來是新會縣教官，讓陳垣馬上就跟著教官入考場， 明早應試。陳垣說榜上無名不去，教官說府君已給補上名字，是在最后一圈榜的第一名。他因自己是新會第一名，竟補在最末圈，堅決不去。教官求他務必去考，不然無法應府君之命。這時陳垣家人也都勸他，他才肯去考。

府試第三次試題為“出辭氣，斯遠鄙信矣”，出自《論語 ·泰伯》。這次試題明顯針對陳垣前兩次文章的“狂妄”而出的。陳垣因在府試兩次受挫折，這次做的文章未按他自己的寫法，而是用按部就班的平常寫法，一揮而就。文章雖不高明，但也無懈可擊。

施典章看過這平穩文章，也無話可說。后來府試的后幾次考試也順利通過，他又參加了院試，考取了秀才。

1930年11月12日，陳垣50歲壽辰時，當年主持縣試的考官，新會縣令楊介康寄來賀詩，記述當年陳垣全縣考第一的情景，詩曰：

“我昔尹新邑，扃試促檐晷。

何意枚叔才，腹笥捐片紙。

乾坤闡羲爻，河洛發明理。

射策晁董儔，裒然弁童子。”

原注云：“試日焚香限刻，生筆不停輟，學有根柢，遂以弁冕辟材。”

陳垣做七絕一首以答：

“沔陽自昔愛恩深（楊介康為湖北沔陽人），

此日欣聞座右箴。

猶益當年施太守（典章），

嗤余狂妄亦知音。”

這是陳垣考秀才的一段趣話。

23歲（光緒二十八年，1902）時，陳垣被補為廩生。陳垣自填履歷表均寫 “前清廩生”。此年陳垣入開封參加“光緒帝三旬萬壽恩科”順天鄉試。這是補行光緒二十六年因八國聯軍侵占北京而未舉行的庚子鄉試。

因順天府貢院焚毀，遂借河南開封貢院舉行順天鄉試。這次仍未考中。

從此以后，陳垣徹底放棄科舉考試，轉向史學研究和對現實社會的關注。

二、 民主革命報人，讀書不忘愛國

中國近代，廣東已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匯之地，陳垣說“廣州濱海，得風氣最先”。當時督兩廣的林則徐、張之洞提倡文化，引進西學，設書院，譯書報， 嶺南風氣大開。廣州又是康有為、梁啟超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基地，陳垣在20世紀50年代曾談及他在廣州求學時代與康有為萬木草堂弟子們的接觸往來，使他受到很大影響。

隨后，廣東又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十分活躍的地區，反清思潮也極為高漲。在這種政治文化環境熏陶下，被封建衛道士施典章知府斥為“狂妄”的陳垣走出書齋，胸懷愛國救國之志，積極參加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對此，陳垣自己說：“我青年時在廣州，受到一些維新思想的影響，也曾抱有愛國之志，參加了一些當時反帝反封建活動。”

1905年，陳垣與革命畫家潘達微、高劍父、陳樹人等創辦《時事畫報》。潘達微，曾任中國同盟會廣東分機關負責人，1911年廣州起義后，收葬烈士遺骸于黃花崗。高劍父，曾任中國同盟會廣東支會會長，是反清暗殺團的中堅人物。

陳垣也是同盟會會員，曾任廣東支部評議員。陳垣與這些革命同志志同道合，一起創辦《時事畫報》，宣傳民族主義，反對滿清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

1911年春，陳垣又與康仲犖在廣州共同創辦《震旦日報》，擔任該報主編，并兼副刊《雞鳴錄》主筆，更為猛烈地宣傳反清。“雞鳴錄”之名取《詩經·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反映出這一刊物是為配合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而吶喊鼓動的。

陳垣在這兩個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抨擊時政的文章。據陳垣的嫡孫陳智超編輯的《陳垣早期文集》統計，陳垣在《時事畫報》上發文57篇，在《震旦日報》 上發文14篇。這些文章的內容概括起來有五個方面。

（ 一 ）反對清政府的壓迫政策和封建專制制度

陳垣發表文章所用筆名謙益、錢罌均有反清之意。陳垣在1959年7月7日 復廣州中山圖書館的函中說，報中文字多傾向民族主義，當時在內地講民族主義，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廣州《時事畫報》，系在內地發行的唯一革命報。 其筆名為謙益、錢罌等。謙受益，取其與“滿招損”對仗，錢罌取其別名“撲滿”（儲蓄錢幣的瓦罐），這是當時的思想。

陳垣的這類文章，充分利用清歷代皇帝的“上諭”。他把這些“上諭”編為 5冊《柱下備忘錄》，按問題分類剪貼，標題有《利用宗教（孔子、喇嘛、回回）》《漢官之無足輕重》《漢人欲為奴才不可得》《暴虐漢人之確供》《漢人之被沒為滿洲家奴》《圈占漢民地畝之強權》《駐防旗下之縱橫》《旗人魚肉漢人之一斑》《滿兵之欺侮漢兵》《漢滿權利不平等之雜志》《陰行離間漢人之術》等。

利用這5冊《柱下備忘錄》，他寫出了《釋漢》《記王將軍墓》《書李襲侯》《說正朔》《國朝首請泯除滿漢珍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說滿漢之界》《釋奴才》《孔子誕感言》《識粵東駐防地界圖》《論安插內地駐防》《種族之界說》《調和滿漢》等大量寓意反滿清政府、反對封建專制富有戰斗性的文章，而且“秦漢以來，天子久以此國為天子一家之物矣”。所謂漢朝，不過“劉氏一家之國號耳”。以漢朝的“漢”代表中國，是“變私名為公名”。

（二）反對美國的排華政策和對中國的侵略

19世紀中葉，美國政府為了開發西部，大量吸收中國勞工。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漂洋過海，披荊斬棘，墾荒、筑路、開礦，為美國西部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

到19世紀下半葉，美國政府又反過來掀起種族壓迫的排華運動，頒布 “華工禁約”。

1904—1905年“華工禁約”期滿，海內外華人一致要求廢除這項苛刻的規定。美國政府強行續約，對華工施加種種限制和虐待，排斥華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廣東籍華僑馮夏威在上海美國領事館前憤然自刎，以示抗議。 一時間舉國上下，群情洶涌澎湃，上海、廣州等地民眾紛紛組織“拒約會”，抵制美貨，散發拒約傳單，形成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運動。陳垣在廣州被推選為“拒約會”負責人之一。

1905年9月，美國國防部長與總統女兒率領一個200多人的龐大旅游團到廣州調查抵制美貨情況。《時事畫報》此時正在籌備期間，畫報同仁立即刊出漫畫《龜仔抬美人》，畫一個美女坐轎子，兩只烏龜抬之，這是說抬美人者便是烏龜。

廣州當時交通工具只有轎而無車，同仁乃鼓動全城轎班罷工，四處張貼《龜仔抬美人》漫畫，香港《世界公益報》及時轉載《龜仔抬美人》漫畫，該畫在省港兩地引起很大反響。

美國旅游團與地方官吏互相勾結，狼狽為奸， 一方面出告示禁止張貼這幅漫畫；一面緝拿印貼漫畫者，逮捕曾在街頭演說的人。他們逮捕了拒約總公所主任馬達臣及潘信明、夏重民三人。

夏重民是陳垣創辦的義育學堂的學生。馬、潘、夏三人被捕之后，廣州市民群情激憤，游行、集會，以示抗議。清政府被迫釋放馬、潘、夏三人。

但廣州群眾拒約、抵制美貨的運動并未停息，仍堅持了1年多。《時事畫報》為配合這次反帝愛國運動，還刊載了《華人受虐原因圖》《木屋圖》《西關抵制圖》《廣東拒約公所圖》《歡迎馬、潘、夏出獄圖》等時事漫畫作品。

（三）激勵革命黨人活動

陳垣在《時事畫報》發表《書水滸傳》 一文，認為《水滸傳》一書是“元世之革命黨雜志也”。并說作者施耐庵，以宋遺民身份，“痛故國之飄零”，乃集合同志16人，以編輯《水滸傳》為事。刊行后，大江南北，上及士大夫措紳， 下及販夫走卒，“各手一編，津津樂道”。由于該書的廣泛傳播，元末才有張士誠、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以及朱元璋等各路豪杰起義，達到了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效果，這說明用文字推動革命的重要性。

陳垣以此來激勵革命黨人。在《元世廣東亂民志》 一文中，陳垣給清末革命黨人正名。 文章指出，元朝所謂“亂民”，是指中原豪杰抵抗蒙元的“忠臣義士”。而在清 朝，對于當時起義者如洪秀全，以及“懸金購募達二十萬者”的革命黨人孫文，也稱他們為“亂民”。實際這些人都和元朝的“中原豪杰”一樣，是“忠臣義 士”。

這種論點，無疑激勵了當時被清政府鎮壓的革命黨人。

（四）爭取民權，主張民主

《老父識民權》一文，引述了《后漢書·逸民列傳》中的《漢陰老父傳》: 漢桓帝到竟陵，過云夢，臨沔水，到處受百姓圍觀，有老父獨耕不停。尚書郎南陽張溫問老父，人人都來觀看皇帝，老父為什么繼續耕種而不來觀看？老父回答，自己是一位野人，不懂什么道理，但請問立天子是為了愛護天下老百姓，還是役使天下老百姓去侍奉天子呢？以前的圣王，住樸素茅屋，天下安寧。現在的皇帝，“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陳垣借這個故事發表議論，讀西方民約書，知總統乃國民之公仆，“系以天下役天子，不以天子役天下也”。陳垣當時有這種民權民主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陳垣在《震旦日報》副刊《雞鳴錄》上，以“大我”之名發表時政文章， 為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而搖旗吶喊，也是一種民主思想的表現。

1907年發表的《老父識民權》

（五）反對愚昧，推動解除婦女封建束縛

《放胸的說帖》 一文反對婦女束胸陋習。文中說，由于中國士大夫提倡放足，做了宣傳，中國纏足之習俗已逐漸消失。而束胸之陋習尚未革除，摧殘婦女健康。陳垣從人體生理學的角度，通俗地解釋了肺的重要功能以及束胸對肺部的危害。文中認為，社會上有一種偏見，認為“胸大為賤格，胸小為高貴”。這是一種言論，而非事實。如果人們作大量的宣傳輿論，反對束胸，提倡放胸，“則不難將億萬人之眼力而轉移之”。所以，人們應革除這種束縛婦女的封建陋習。 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

由以上五點我們可以看出陳垣青年時代在廣州參加了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 以其精通典籍、好考掌故的特點，寫出筆鋒犀利的文章，直搗腐敗的清政府及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可謂一名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斗士。

1913年3月陳垣離開廣州到北京參加眾議院。當時的《民誼》雜志第五號《耿廬漫筆》介紹陳垣：

"陳君垣，號援庵，新會人，淹通典籍。少好考掌故，稍長，勤攻經史，刻志苦勵，為粵中有名人士。”

“社會上每有事故發生，陳君垣考據一二古今遺文軼史與現事相影響者，登諸報端，以飽人眼簾，其飽學可見一斑。至其在黨內，尤具一片摯誠，為同人所欽仰。然生有傲骨，魄力雄厚，是非辨之甚嚴，非一般所能企及也。”

這是對在廣州時的陳垣的恰當評價。

三、 志做濟世良醫， 愛國不忘讀書

廢除科舉之后，青年人的出路是上學堂學習技藝，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家有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陳垣思想較成熟，對此感受更深。

1892年，廣州發生大瘟疫，傳染得很快，陳垣看見郊區四處尸橫遍野，都來不及掩埋。他認為， 如果醫學發達，瘟疫不至于傳染蔓延，這時他就產生了學習醫學的想法。

1906 年，他父親患膀胱結石病，雖然自家有中藥行，亦認識名醫，無奈服藥無效，痛苦非常。最后入博濟醫院行膀胱取石手術后方痊愈。這更堅定了他學習西醫的信念。

1907年（28歲）他考入了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院的南華醫學校學習西醫。 當時博濟醫院院長關約翰（John M.Swan） 為人剛愎自用，不善管理，既歧視中 國員工、學生，又無法和外國醫生合作，引起院內的普遍不滿。

恰好這一年在來往廣州與香港的佛山輪上發生印度籍警員踢死中國人事件，因當時的醫療事故鑒 定權掌握在外國人手中，死者被認定為心臟病猝死，而使中國人敗訴。

這事震動 廣州西醫界，一些愛國者決心集資創立中國人自辦的西醫學校，爭取“國權” “醫權”和“醫學教育權”。

1908年，梁培基、陳衍芬、陳子光、鄭豪等商議，除成立“光華醫社”外，還成立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私立西醫學校—廣東光華醫學堂，同時開辦光華醫院。光華取“光我華夏”之義。梁培基為董事長， 鄭豪為校長，陳衍芬為校務長兼同時成立的光華醫院院長。

陳垣對此事給予極大的支持。當時，他所在的博濟醫院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學生正在掀起學潮。陳垣不僅自己從博濟醫院退學，轉入廣東光華醫學堂，還帶領部分博濟學生轉入廣東光華醫學堂。同時，陳垣被選為該校董事會董事。因此，陳垣是該校的第一屆學生、畢業生，也是該校的創辦人之一。

陳垣回憶：“光華醫學院者，合全粵醫師之力而成，謀學術自立之先鋒隊也。學術貴自立，不能恒賴于人。廣州海濱， 得風氣最先。近代醫學之入廣州百年矣，然迄無一粵人自辦醫學教育機關，有之，自光華始。……光華之成，余忝為創辦人之一，復而就學焉。”

陳垣在建校之始便提出建立圖書館的建議，董事局即予采納。他帶頭捐獻古醫書10多種。 1910年陳垣31歲，從廣東光華醫學堂畢業，并留校任教。講授人體解剖學、細菌學、生理學和生物學。

四、醫史研究結碩果

從1908年到1910年陳垣在廣東光華醫學堂讀書時，就參與創辦《醫學衛生報》和主編《光華醫事衛生雜志》，并在上面發表一系列文章。據統計，他在醫學衛生報》發表了62篇，在《光華醫事衛生雜志》發表30篇。此外還編了《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 一書，單獨出版發行。

這些文章和著作，在我國醫學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開拓性意義。因為在此之前，除了唐甘伯宗《歷代名醫錄》、宋周守中《歷代名醫蒙求》、明李濂《醫史》等專著，很少有人探討醫學史的問題。

自西方醫學傳入我國之后，知識界的許多人認為中國醫學也應該變革，改革中國醫藥衛生面貌，也是振興中華的一個重要方面。

陳垣在20世紀初， 竭盡全力從事醫學研究和醫學史研究，其深刻意義自不待言。綜觀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有四方面的內容。

（一）關于醫學史人物的記述與評論

這方面的內容如《張仲景像題辭》《王勛臣像題辭》《黃綽卿像題辭》《高嘉淇傳》《古弗先生》《古弗先生之業績》等，都是很有意義的文章。

張仲景、王勛臣、黃綽卿三位醫家像的題辭不同程度地記載了各位醫家的不同貢獻和醫學特點。張仲景是我國漢代著名醫家，東漢建安末年，他的宗族200多口人因感染大疫而死亡三分之二，他為此非常悲痛，乃發奮研究醫學，最后著成《傷寒雜病論》一書，論述傷寒發熱病的發展和治療規律。該書所列方劑，一直為后世所遵循，被推為“眾方之祖”。

陳垣稱張仲景為“中國方書元始家”。并認為該書 “兩千年來，吾國言醫者，竟莫能出其外也”，對該書贊譽有加。同時更贊譽張仲景的變革精神，認為張仲景《傷寒論》自敘的主旨在于說明“凡墨守舊法而不求新知者，為先生所深鄙也！”要求人們應該認真領略張仲景不斷革新的精神。

《王勛臣像題辭》中的王勛臣，名清任，河北玉田人，是我國清代著名醫學家。他認為我國古代醫籍有關臟腑理論記述并不詳盡，而治病不明臟腑生理病狀，是無法正確診病的。為此他用了數十年時間，寫出《醫林改錯》一書，論證了《內經》臟腑描述之差誤，從而總結了活血化瘀的治療理論，擬制了血府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等名方，對中國醫學發展有很大貢獻，受到人們的贊譽。

陳垣對王勛臣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探索人體臟腑機理的追求真理的求實精神十分贊賞，呼吁人們應該學習王勛臣的革新思想和堅韌不拔的求知精神。

《黃綽卿像題辭》中的黃綽卿，是我國近代最早留學歐洲學習醫術者。黃氏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豐七年（1847—1857）赴美英留學，陳垣稱黃氏之留學歐洲 “為我邦醫人之始”。他比日本最早留學外國學習西洋醫學的人要早。

有關黃綽卿的事跡發表后，陳垣之族兄則參先生曾對陳垣說，中國人始留學西方學醫者， 還不是黃綽卿，康熙時有高老番隨葡萄牙人學習西醫，并曾給康熙太后治愈乳瘡，因此被康熙帝賜為養心殿御醫。后來陳垣寫了《高嘉淇傳》，嘉淇名竹，號廣瞻，鄉人稱高老番。“高老番者，粵人稱國外人為番，邑人以嘉淇久處外洋， 又習其醫，故稱之。”

陳垣認為根據考證，我國學習西洋醫學之最早人物，雖不敢說即為高嘉淇，但是為高嘉淇、黃綽卿寫傳，記錄事實，發潛闡幽，使其姓氏事跡不致“湮沒不稱”。這點在我國醫學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

《古弗先生》與《古弗先生之業績》兩文中的古弗（近人譯為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系德國細菌學家，曾用染色法發現細菌，并分離出結核桿菌，炭疽桿菌和傳染性弧菌，對人類健康作出了很大貢獻，在190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對于這樣一位世界知名醫學家，在他去世的當年（1910），陳垣能迅速作出反應，寫文章全面介紹他的細菌學成就，逐年排列了他的業績，這反映了陳垣站在國際醫學的前沿，了解世界醫學的進展。

這兩篇文章不僅普及了醫學知 識，也表達了我國醫學界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深切紀念之情。這是我國第一篇記載偉大細菌學家古弗的文章。

（二）關于醫學史的研究

這方面的內容主要著作有《牛痘入中國考略》《洗冤錄略史》《中國解剖學 史料》等文。

《牛痘入中國考略》，對免疫學在我國的發展作了最早的介紹。陳垣認為， “牛痘之法，雖不可謂發端于中國人，而中國人早有見及，則典籍具在，不可得而誣也。所謂‘人工免疫法’，為人類思想所同到”，將中國早有牛痘發明的史實羅列清楚。

此外，陳垣還寫了《論人工免疫之理》和《告種痘者》等文，在我國醫學免疫學發展史上都是開拓之作。

《洗冤錄略史》最早提倡改革我國法醫制度。按我國古代漢律、唐律，雖然對刑事檢驗之事也較重視，但因時代的局限而不完備。至南宋，宋慈（惠父） 因任刑事法官多年，薈萃眾說，著成《洗冤集錄》 一書，受到人們的重視，以致后世凡官司檢驗多奉之為金科玉律。

但是，至清末時，由于西方人體構造新說傳入，《洗冤集錄》所記載骨骼臟腑之說與實際相差甚遠。為此，陳垣將我國歷代法醫著作尋檢一遍，并將英國人德貞（John Dudeon，1837—1901）所著的 《洗冤新說》和英國人傅蘭亞（John Fryer,1839—1928）與我國趙元益等合譯的 《法律醫學》介紹至國內。

他指出“檢驗之事，各國均委請醫生，稱為法醫學。 我國醫生不為此，均委之仵作（收尸者）,仵作所憑者《洗冤錄》”，其影響甚至達于日本和朝鮮。但日本自明治以后，改裁判醫學為法醫學，改善檢驗尸體之法，法醫學成為獨立學科。我國法醫檢驗之事應有所變革。陳垣的這篇著作，可 以說是一篇對我國落后的法醫狀況必須變革的最早吶喊，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解剖學史料》一文，引用《靈樞》《史記》《漢書》《賓退錄》《邵氏聞見錄》《醫旨緒余》等歷代資料，說明我國醫學重視解剖學有悠久的歷史淵源。但漢代以后，由于封建思想束縛，解剖學沒有得到相應發展。因此，我國醫學在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中處于因循保守狀態。

在世界醫學日漸發達之日，如果不變革，仍“拘守殘帙”，則更加落伍。陳垣呼吁，應該重視人體解剖學的研究，以促進我國醫學的發展。

此外，《肺癆病傳染之古說》也是一篇有關疾病史的論述，增進了我國人民對于傳染病和細菌學的認識。

（三）關于醫事方面的研究

這方面的成果有《論江督考試醫生》《釋醫院》《粵中醫院之始祖》《日本德川季世之醫事教育》《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等文。

《論江督考試醫生》一文，記清兩江總督端方有考試醫生之舉，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南京要求所有開業醫生均參加考試。考試成績分為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不列五級。前三等給予文憑，準予行醫，后二等則不準行醫。 這次試題特點是中西醫結合，為我國歷來醫學考試所沒有的。這是在當時變法維新政治形勢影響下，在醫學變革方面的一個體現。

陳垣此文認為此次江督考試， 試題雖然包括中醫、西醫內容，但只注重臨床科目，而沒有注意基礎醫學。考試新醫學，必須先擴充醫師教育，使醫生經過系統學習，然后再參加考試。如日本培養醫師之教育機構。陳垣認為，我國醫學之進步，應首先從擴充醫師教育入 手，5年以后就可以培養出一批醫生。此次江督考試醫生的試題，至少促使學者 “多讀許多新書，多識許多新理”，是有好處的，這樣“未始非振興中國醫學之一大關鍵”。

《釋醫院》一文，主要從建立醫院和防治疾病必要出發，回顧我國醫院制度。陳垣認為我國醫院的建立，始自六朝。《南齊書 · 文惠太子傳》有“六疾館”記載，此即醫院雛形。自此以后，唐有“養病坊”，宋有“安濟坊”，宋、 金、元均設有“惠民藥局”。

在國外，醫院有許多專科病院，如傳染病、精神病、胃腸病、皮膚病等專科醫院。醫院的構造必須具有“較尋常住宅養病為宜” 的條件，還要有醫生、器械、看護等。

文章列舉了光緒三年（1877），西醫傳入后，西人已在中國設立醫院，如上海公濟醫院等。清政府民政部在京師內外城開辦了官醫院數所，這如“旭光之曦微”，是一個進步。這篇文章反映了100多年前我國醫院初始狀況的歷史實際。

此外，陳垣還寫過一篇《粵中醫院之始祖》, 認為“粵之有醫院，不自六朝始也，蓋始于宋寶祐間之壽安院”。

《日本德川季世之醫學教育》 一文，是陳垣與何叔均共同署名的。這是一篇介紹日本醫學變革歷程的文章。文中認為：“吾國素無醫事教育，故外人得操吾國醫事教育權，可恥也。”所以，這篇文章雖述日本醫學發展的歷史，實際上都蘊含著對我國醫學發展的無限希望。

《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 一書，主要是記錄1910年10月至1911年2月 我國哈爾濱附近發生的嚴重鼠疫，疫情后來曾蔓延到東北許多地方，死亡46000 人。

清政府派廣東新寧籍（即臺山）的英國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時為天津陸軍醫學堂副監督的伍連德主持撲滅鼠疫重任。伍連德經過4個月的努力，使疫情平息，這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為此，清政府于1911年4月在奉天（沈陽）召開了科學研究性質的“國際鼠疫研究大會”，邀請了俄、美、日、德、法、 英、奧、意等11國，共34人參加會議。

伍連德被選為大會主席，會議進行了4 周，舉行了10余次全體會議。光華醫社派9人參加，陳垣因有其他事，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在諸君出發之日為詞勉勵之，所言極為悲壯。他以報人的敏感，不失時機地根據當時報紙、書信和大會的討論發言等，以紀事本末體寫成《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一書。

他在自序中說：“陳子既纂《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畢，喟然曰：中國學者，其果不足與外國學者抗行乎？萬國醫學大會中，中國學者果不容置喙乎？今觀斯會，知其不然。”“今日之會，伍君（連德）竟能本其所學為祖國光，其招外人之妒忌也宜哉！”“是書所討論，與《素問》《難 經》之意相類，實足引起青年男女致學之心。”這篇序言充滿愛國之心、民族之情。

廣東光華醫學堂校長鄭豪作序曰：“陳君固邃于國學，其于細菌學又為專門， 故所述能原原本本。其于國權一節尤三致意，又不徒為學術觀已。”這次會議是我國科學史上第一次召開的國際科學討論會，意義深遠。此書記錄了會議的全過程，在我國醫學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頁。

（四）對日本醫史文獻的搜集與研究

光緒三十四年（1908）,陳垣利用暑假之便，與清末民初著名詩僧蘇曼殊的堂兄蘇墨齋前往日本，主要目的是搜集醫書，并訪問日本著名的醫史學家富士川游。

富士川游，字子長，出身于漢醫學世家。他篤好治史，在廣島醫學校學習西醫，后留學德國2年，返日本后擔任中外醫事新報編輯。他曾獲醫學、文學兩博士頭銜，著有《日本醫學史》巨帙。

陳垣在復葉恭綽信時說此書“考據精詳，條理縝密，為東方醫史界空前杰作，真不愧子長者也”。這也是陳垣要訪問富士川游的原因。在富士川游家，陳垣看到日本著名學者丹波元胤（陳垣在致葉恭綽信中寫作“多紀元胤”）1826年著成的《醫籍考》80卷的手稿。

丹波元胤，號柳沂，為德川氏醫學世家丹波元簡長子。除《醫籍考》外，還著有《體雅》《藥 雅》《脈法》《醫林撮要》《柳沂目錄》《柳沂日鈔》《香泉日抄》《伊香山日抄》 《屏巷隨抄》《心跡雙清堂隨抄》《柳沂文集》《聿修堂醫書目錄》等。

陳垣認為《醫籍考》“其書仿朱彝尊《經義考》體例，條舉中國歷代醫籍撰人、卷數，著其存佚，錄其序跋，及諸家評論，加以考訂，精審無比。道光以前中國醫籍搜羅殆遍，為醫史學一巨著，中國人未之先也”。“其治學方法，一如乾嘉諸老，吾嘗謂柳沂為日本醫史學界之錢竹汀，信非虛也。”

對于這樣一部重要的手稿，因富士川游告訴陳垣，不久便會出版，故陳垣未借抄錄。后來日本將《醫籍考》影印，分8大冊出版。1936年，上海中西醫藥研究社籌資據日刊本縮印成書。陳垣在扉頁上特別題詩二首祝賀。詩云：

竹坨竹汀合一手，庶幾醫學之淵藪。

成自東儒大是奇，實齋史籍亡何有。

卅載聞聲富士川，夢中何幸到瑯嬛。

食單見后思鶚炙，喜遇醫林復古年。

由以上四點可以看出，陳垣青年時期在廣州所從事的醫學和醫學史研究工 作，結出了碩果，為近代中國醫學史的學科建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反對因循守舊，主張變革進步的精神，推動了我國醫學的發展。

所以，陳垣被認為是近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