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蔚如將軍是楊虎城將軍的部下和親密戰友，是楊虎城去職后的陜軍統帥。孫蔚如將軍在抗日戰爭中運籌帷幄，英勇奮發，勇敢善戰，屢建戰功。

孫蔚如于1896年1月31日出生在陜西省長安縣豁口村，為“耕讀傳家的詩書門第”，家中有田數百畝，祖父、父親都務農、叔祖和伯叔父均有功名。他自幼隨父輩讀書，廣涉經史子集，精研“仁義”、“中庸”，一生喜攻書法，愛詩詞，好奕棋，在戎馬侄您的軍旅生活中亦未中輟。戰爭之余，或讀書，或圍棋，或吟詩。

1913年入西北大學預科，后轉入陜西陸軍測量學校。在討袁戰爭時，經友人李桂棠、楊景震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開始了政治生涯。1924年冬，楊虎城的部隊編為陜北國民軍第二支隊，孫蔚如任中校參謀長兼第二游擊司令，揮師關中，對北洋軍閥作戰。

在“四·一二”政變時，各地軍閥屠殺革命人民，而孫部駐防區仍保持著國共合作局面，許多共產黨人來到第十軍開展工作。他在碭山駐地紀念周大會上講話時，嚴厲斥責反動派殺害共產黨人的罪惡行徑，認為這是“損傷國家元氣，十分可恨”。

這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領導皖北暴動，有人叛變告密，交出部隊中的共產黨人名單，蔣介石電令鎮壓。當時，受楊虎城委托在軍部負責外事的師長馮欽哉等人主張照辦，并與他大吵。他感慨地說：“這些人一是我的

鄉黨（陜西人稱同鄉為“鄉黨”）二是我的學生，叫我殺誰呢？我殺了怎么能對得起陜西人，怎么能對得起我的學生，更怎么能對得起我的朋友！且這些人都有愛國之心，是有為之士，基于愛國救民之愿，不顧生命，參加革命，消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誠為可嘉，何為可殺！”

遂命孔從周（中共地下黨員）將暴露的數十名共產黨人以“遣送編余軍官”的名義，給資護送出境。

在這期間，楊虎城舉辦教導隊，委孫為副大隊長。該隊的共產黨人很多，各中隊的主要軍官，除一名外，其他均為共產黨員。第二年初，該隊的共產黨員醞釀兵暴，事情敗露后，孫把暴露的黨員用卡車送走。他說：“我既反對右傾的屠殺共產黨，又反對左傾的暴動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九·一八”事變之后，孫蔚如曾多次建議楊虎城棄陜而西，經營甘、寧、青、新四省，打通與蘇聯的聯系，形成一個進退有據的基地，以在未來時局中應付蔣介石的壓力和外患日深的局面，時人稱為“大西北主義”。楊虎城基本同意他的主張，并著手籌備，再次電請蔣介石委任孫為甘省主席。

可是，次年4月，蔣介石任邵力子為甘省主席，孫被免去宣慰使職，升為第三十八軍軍長，移駐平涼，旋移天水。

1933年，蔣介石為了讓嫡系部隊控制甘肅，將第三十八軍調往陜南，與川軍劉湘、田頌堯等部圍攻紅四方面軍，并令胡宗南部進駐隴南天水，從側背監視第十七路軍。

這樣，孫蔚如所主張的“大西北主義”成了歷史之談。蔣之所作所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孫的反蔣抗日情緒。他與楊虎城、杜斌丞等人經過多次秘密計議，決心與革命力量聯絡，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有一次，他路過張良廟時，刻石“借君之椎，以椎暴日”八個大字，以申其志。不久，他按商定意見，派其軍部少校參謀武志平（中共地下黨員），多次赴川北蘇區與紅軍聯系，紅四方面軍也派徐以新兩次到漢中，與孫蔚如（十七路軍全權代表）商談互不侵犯問題。

他在會談中表示，西北十七路軍是有革命傳統的，個人對共產黨人是抱友好態度的，希望紅軍將胡宗南部擠出隴南以至整個西北，十七路軍不向紅軍作真面目的進攻，愿給紅軍作后方掩護并接濟適量軍事物資。雙方達成協議，形成停戰合作的局面。他給紅四方面軍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陜南各縣）的軍事地圖和一些通迅器材、醫藥器械等物。在他的駐防區也減小了對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壓力，使其得到相當的發展。

1935年秋后，孫蔚如部先后駐防關中、陜北。此時，楊虎城接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孫蔚如執行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方針，反對蔣介石的“剿共”政策，掩護中共和紅軍的人員、物資過境，形成了與紅軍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6年春，楊虎城憤蔣不抗日，與孫相謀，提出“聯合東北軍發動抗日”的想法。孫回答：“抗日救國，義無反顧，但目前形勢須拉蔣派抗日。否則，抗日不成，恐先惹起內戰。”這年秋，楊虎城又派人持抗日刊物《活路》到宜川縣見孫，孫復函說：“事須縝密，有謀人之心，事未成而為人知者，害莫甚焉。”后來，孫未參與“西安事變”的決策，直到“西安事變”前一天夜晚，楊虎城方召孫開會布署，以扣蔣之事相告，他當即表示堅決擁護張、楊主張：“要干就干到底”。

在采取行動之前，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高級將領來到楊虎城的新城大樓，開玩笑說；“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繩子。我將我的這十一員大將都帶來了，你趕快叫人去抓，拴了送往南京，給你升官領賞。”孫說：“副司令，我們這些人絕不會出賣明友。”當夜行動時，他在西安綏靖公署內配合張、楊掌握全局。

在西安事變期間，孫蔚如擔任軍事顧問團召集人、西安戒嚴司令、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抗日援級第一軍團軍團長。經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的多次教育，他贊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為實現這一方針做出了重要貢獻。

“西安事變”后，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被蔣介石分化瓦解，余部于1937年5月縮編為第三十八軍，孫蔚如任軍長，同時兼任陜西省政府主席，成為西北軍和陜西省的軍政主要領導人。

七·七”事變后，陜西省主席兼38軍軍長孫蔚如積極請戰。部隊出發前，孫蔚如舉行誓師大會，向陜西百姓莊嚴宣誓：“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

他派出第十七師（師長趙壽山）、第一七七師之五二九旅（旅長許權中）、教導團（團長李振西）次第開赴抗日前線，參加了保定、娘子關、忻口諸戰役，以重大的犧牲遲滯了日寇的軍事進展。其中，第十七師和教導團在娘子關戰役中，擔任正面防守任務，與敵血戰九晝夜，予敵以重大殺傷；五二九旅參加忻口戰役正面防守十四天，得到戰地指揮官衛立煌的五次嘉獎。

戰后，孫部西撤黃河沿岸休整。中共中央派南漢宸率領慰問團前往慰問，并對孫部班長以上干部多次講解抗戰形勢和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等還親切接見了趙壽山。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該部提出了“三大禁令”（禁嫖、禁賭、禁吸大煙）和“四大口號”（人事公開、經濟公開、自我教育、自覺紀律）。

1938年2月，第十七師和第五二九旅進入晉東南太行山區開展游擊戰，屬太行山東路軍戰斗序列，歸朱德和彭德懷指揮。在與八路軍合作中，建立了內部政治工作，還秘密建立了共產黨的工作委員會，進一步改善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這年6月，配合八路軍，收復了上黨地區十九個縣。

當日軍逼近黃河時，陜甘地區人心惶惶。孫蔚如在西安各界的一次集會上，以《西北國防與抗戰》為題講話，引證中華民族抗擊外敵的史實，力主堅守黃河，阻敵西犯，并堅決表示，自己身為陜省主席，絕不生離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發出了“守土抗戰”的通令；“倘有聞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軍法從事。”從而使主張撤退逃走者慚沮緘默，社會各界也漸趨安定。

1938年7月，孫部改編為第三十一軍團。他解去省主席職務，任軍團長，率部東渡黃河作戰。11月又改編為第四集團軍，他任總司令，在晉南中條山西段堅持抗戰。

1939年6月6日，日軍牛島第20師團、川岸第37師團之一個旅團，配屬野炮第26聯隊、山炮第一聯隊、空軍山口集成飛行隊（有戰斗機和轟炸機共38架），分九路進犯平陸、茅津、大巨20里嶺防地。

孫蔚如主動將部隊后撤平陸，敵跟蹤進逼，將孫部主力包圍于平陸北岸。孫后撤已畢后，即令第96軍軍長李興忠率陳式玉之第177師、孔從周之獨立第46旅，由敵正面突入，殲敵步兵一大隊、山炮一中隊。經過十晝夜激戰，殲敵逾萬（日軍在運城追悼士官以上陣亡者，所列骨灰罐即達1700余個），完全恢復原有陣地，打破了日軍掃蕩中條山之企圖。孫部也傷亡5000余人。

1940年8月，他為策應八路軍“百團大戰”，派出部隊在同蒲路南段沿線，深入敵后分散游擊，破壞鐵路、公路，使敵交通干線不能正常運行。

孫部防守中條山兩年多，以傷亡兩萬余人的代價，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軍的掃蕩，大量殺傷了敵人。日軍牛島之二十師團在中條山與孫部對戰，曾先后補充新兵十九次。日軍稱中條山為其華北戰場上的盲腸，人民則把第四集團軍稱為“中條山鐵柱子”。

孫蔚如在中條山抗戰時期，堅持與共產黨合作，得到人民的支持。后來，他在總結這段經歷時說：“兵在附民。…·敵與我對戰三年，兩指揮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敵不知我指揮部之所在。這全由軍民一體，共保秘密，敵探不得進入之效。”

這年11月，第四集團軍調防河南，守備黃河以南之鞏縣、汜水、滎縣、廣武百余里防線。

1943年10月，在廣武地區戰役配合其他部隊收復鄭州。1944年4月，參加豫西戰役，在登封、汨水、韓城鎮與日軍激戰兩次，守衛了原有陣地。

在這期間，蔣介石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對付第四集團軍，將主力第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調到重慶受訓，任其嫡系張耀明為該軍軍長，用以壓制、趕走這個軍的共產黨人和進步軍官。

6月，孫蔚如升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這年秋，他在輪流召見少校以上軍官時說：“日寇已成強弩之末，無力進犯。只要國人團結一心，一定會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但又有人說共產黨游而不擊，我看不是事實。現在看來又有內證的危險。”不久，他被蔣介石調到重慶將官班受訓。

1945年6月，孫蔚如升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第四集團軍所屬部隊被分編遣散。他將屬下張鏡白部編為警衛團帶往六戰區，駐湖北恩施。六戰區的一切均為陳誠控制，實權操在副長官兼參謀長郭懺之手。孫深感自己是一個徒有“戰區司令長官”空名的看門人。他派秘書連瑞琦去看望被蔣介石拘押的葉挺，郭懺就借此散布對孫的不滿情緒。不久，日本投降，孫任武漢戰區受降主官。在十九天中，他負責解除日軍武裝二十一萬人，接收工廠、倉庫等三百余所，編遣偽軍葉蓬部的鄒平凡、李寶蓮、公秉藩等三個軍九萬余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蔚如看到蔣介石極力準備挑起全面內戰，自己又無實權，意態十分消沉，連電辭職，迄未獲準。這時，他對國內風云乃取避戰觀戰之策，把身邊的警衛團擴編為旅，以防被蔣介石吃掉。1946年春，第六戰區改組為武漢行營，旋改行轅，他為副主任。1948年秋，調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此時，蔣介石政權已呈土崩瓦解之勢，加緊逃臺準備，并威逼孫逃往臺灣。他乃攜家避居杭州，并將警衛旅再次擴充（后改為第二三二師），隨程潛駐長沙。在解放軍渡江南下前夕，他派秘書王子義前往長沙，授意該師相機起義。后程潛起義，即以該師為警備。

1949年春，解放軍向上海挺進，蔣介石又派人逼孫去臺灣，并已安排好飛機。他為迷惑蔣介石，派人去臺灣買了房所，掛出名號，著人看管，自己則以經滬赴臺為名，至滬潛居，與共產黨取得聯系。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他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年底，應周恩來總理之約赴北京。

全國解放后，孫蔚如于1950年8月，由邵力子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歷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民革陜西省委員會主任委員、陜西省第一、四屆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陜西省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陜西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以來，孫蔚如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他曾多次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每次都使他激奮不已。

一次，毛澤東詢問他的胃病是否還復發，使他大為吃驚：“毛主席竟知道我在抗日時期動過胃部手術！”一次，董必武對孫誠懇地說：“孫先生待人寬厚，要注意，你的老部下很多，情況不了解的，不要應人之托，進行推薦。”黨和人民的關懷，更使他嚴格要求自己，勤奮愉快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孫蔚如時刻關心祖國統一的神圣大業，懷念在臺故舊。他常撰寫文章，發表廣播講話等，希望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孫蔚如晚年生活愉快。晨起練拳庭院，暮歸操鋤花園。工作之余，隨興而至。孫教育子女嚴格，有男兒七個，女兒三個，各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1979年7月27日，孫蔚如去世，享年83歲，骨灰安放西安革命公墓。武漢中山公園內現存有孫蔚如將軍親自撰寫的受降碑：“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屬二十一萬簽降于此。

致敬陜籍名將孫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