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父孫中山先生唯一男嗣，孫科經常是各派人馬爭相爭奪的政治勢力。后受蔣介石提攜利用參與副總統競選，進行府院之爭，成為蔣介石的一塊政治招牌。

從孫科的秉性而言，他以一介書生，并且沒有經過多少實際政治經驗，從政著實非其所長，但因為他是孫中山的惟一男嗣，故而對于國民黨各派人馬來講，需要把他抬出來作為一塊招牌有利于尋找自己掌權的合法性。因之，需要尋找一個比較合適他的秉性、名譽高但卻無多少實權的職位給他。

1932年6月，孫科出任立法院長，從此任此職長達15年之久。至1947年，改任國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改任行政院長。

1949年初，孫科在大陸敗退并已被列為第十三號戰犯的背景下，并沒有去臺灣，而是去了香港。他在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其后在港英政府唆使下，士紳勸他離開香港以免激怒中共,其實這在當時完全是港英當局之多慮。孫科便像“難民”似的去法國，客居在舊日的好友傅秉常的家

當時，一向以孫中山信徒自居的蔣介石對于孫科的現狀處于一種冷漠狀態，甚至孫科在美向臺灣要求赴美護照，蔣介石亦不發給，更為可笑的是臺灣政界許多人因為害怕孫科去臺而成為副總統的有力競爭者而不歡迎孫科赴臺，結果孫科無可奈何，1953年移居美國，成為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孫科夫婦初抵美國，先后寄居在自己兩個女兒家中，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其后則蟄居在洛杉磯郊區其次子治強的寓所。

這里也有人不解其因，因為孫科雖然屢任要職，而國民黨的大批要員在大陸時期一個個貪污腐化，敗退臺灣后許多黨政要員如孔、宋家族之人多腰纏萬貫到海外作寓公或開公司，而孫科在此點上頗有其父遺風，一生不置家產，為官兩袖清風，所以他到海外像一個逃難人一般，只能寄居親人或朋友之處。

在日常生活中，孫科往往是坐擁書城以讀書為樂趣。有時為了節省開支，自己種菜、烹炊，這一點卻值得人們的欽敬。這樣的生活，他度過了14個春秋。其為人能自甘淡泊，在國民黨黨政要人之中當屬難能可貴。

人們仿佛淡忘了過去一般，把一個身為孫中山哲嗣而又屢居黨政要職的人如此淡忘了十多年，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以致后來孫科在海外生活困難，甚至有時去啃番薯，連新版的書籍都買不起，由此而可鑒人非其時是什么意思。這種久于淡泊，生活困苦的狀況使他懷念舊時的時光，同時也是年老之故，身軀中所流淌的中國人的血液使他更加希望回歸“祖國”。

當然，自己的故土是回不去的，而能回去也只是那偏居一隅的臺灣了。

孫科夫婦輪流寄居于兩個女兒穗英、穗華家中。剛到紐約，孫科的失眠癥和高血壓又復發，十二指腸潰瘍也日益嚴重，凡面包米飯、水果都不能吃，只喝一些脫脂牛奶。三個月內體重減了25磅，后來由于體力實在不支，便在醫生指導下，調整飲食。

1953年，蔣介石在臺灣召開所謂的“國大”會議，孫科得知即刻放下手中的事，到華盛頓、舊金山等地美政界和華僑中進行活動，期望獲得理解和支持。據臺灣中國新聞周刊稱，孫科的目的想回臺灣爭做“副總統”，孫科未如愿以償。孫科并未就此甘休，

1954年臺灣“國大”召開時，他又一次向臺灣當局辦理申報回臺手續，但再遭拒絕。

這以后的幾年里，孫科日子過得比較平靜。其長子孫治平在美娶妻生子，孫科同他們一起過著溫暖的家庭生活。

1957年11月20日，香港《新民晚報》刊文，題為《甘心寄人籬下的孫科》，說：“前幾天，有些報紙登載了一段關于孫科的消息，說是他以游客的身份在美國居留了五年后，護照已經滿期，正在向美國政府申請永久居留，以便在美國度過他的余生。”這篇文章譏諷孫科其志在美甘心充當“高等難民”而已。

孫科多次準備返臺，都遭臺灣當局的阻攔，臺灣的一些朋友此深感不平。1957年國民黨舉行“八屆二中全會”，李石曾向央”建議，號召旅居海外的顯要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回臺灣歸隊，以壯陣容，并為孫科請求一次給予美金20萬元，以壯行色而早作歸計。這當然是癡人說夢一般。

孫科身居海灣小鎮，卻心系臺灣故土，他一直都和臺灣的親朋故舊保持密切的聯系。1961年9月，孫科70歲誕辰，臺灣的親友還特地為他賀壽。

實際上，臺灣當局并未忘記旅居海外的孫科，“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臺召開期間，“國大”秘書長谷正綱就曾電召孫科夫人原“國大代表”陳淑英回臺出席會議。只不過陳淑英回電稱病不能出席，這件事又被外界認為是“太子無意于回臺灣了”的證據。

孫科心中明白，蟄居比克小鎮，讀書養心共享天倫之樂，實在是出于無奈，他期待著有一天能重返臺灣，重返政治舞臺。1962年9月28日，香港《真報》披露了孫科的生活情況和對自己去向的打算。

多年以來，因孫科旅居國外，報紙上已經很少看到有關他的消息了,這次他從美國西海岸特別趕到華府參加第32屆中美文化基金委員會開會，但也只有兩三天的逗留，記者和他交談了很多問題，孫科在談話中對蔣介石流露溢美之詞，吹捧臺灣的建設成就，表示想回臺看看的意愿。

1962年10月，臺灣立法院的一次會上，廣東籍立委劉崇齡要求“政府”能主動邀請孫科回臺看看，而回答這位中山籍立法委質詢的，也是一位中山籍的“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他以堅決的語氣表示：“非常歡迎哲生先生回來，而且在籌備中的第三次陽明山會談，哲生先生也列入優先邀請的名單中。”劉崇齡為孫科回臺做了鋪路工作。

孫科歸心似箭，臺灣方面又頻頻作答，看來孫科這次離美返臺已成定局。1962年10月19日，香港《時報》登出題為：《孫科返國期近》的文章。

事實上，就在孫科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愿回臺灣看看之前，其子孫治平，早在8月間攜眷返臺，悄悄地走了一圈，以了解情況。

孫治平回去大談了他在臺灣的感受。孫科聽了頗為感動。

1965年9月29日，孫科偕夫人陳淑英、孫治平夫婦乘飛機抵達臺北。孫科一行在蔣經國等陪同下到候機室大廳二樓與歡迎群眾見面，許多人不曾見過孫科，都想一睹其風采，一時場面極為擁擠。

孫科在人群中行進，面帶微笑，頻頻頷首，連聲說“大家這樣熱烈歡迎我，實不敢當”。

孫科步出機場候機室后，由蔣經國陪同前往陽明山第一賓館。這是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公舍，屬臺灣省政府的財產，與中山樓為鄰。后來，孫科一家就借居于此。在賓館稍事休息，孫科一行又前往臺北市心園飯店赴宴。孫科的老朋友馬超俊、梁寒操、鄭彥菜和梅恕會在心園飯店設宴為他洗塵。

參加完宴會后,孫科接受臺灣《中央日報》社記者采訪，孫科對記者盛贊蔣介石的領導，對美發動侵越戰爭并逐步擴大戰爭寄以厚望。

當天晚上，孫科夫婦應邀出席了蔣經國夫婦在圓山飯店金碧軒舉行的歡迎宴會。出席宴會的還有馬超俊夫婦、張群夫婦、鄭彥菜夫婦及蔣緯國夫婦。

10月30日這一天是蔣介石的生日。孫科偕孫治平由“國防部長”蔣經國、“司法部長”鄭彥菜陪同，到臺南拜見蔣介石。這是他們分別15年后的首次見面。孫科歸來，正合蔣介石心愿，蔣介石為此特設午宴款待孫科父子。

孫科吃罷午宴，又匆匆回到臺北，出席晚間國民黨全體中央常委和各單位主管在臺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的歡宴。中央秘書長谷風翔致詞，孫科請大家一同舉杯為蔣介石祝壽。孫科的長子孫治平夫婦、侄兒孫滿、孫乾以及侄孫孫必勝和孫必達也參加了宴會。

宴會后，孫科接受“參謀總長”蔡玉變上將的邀請，參加了“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的三軍為蔣介石祝壽晚會，觀賞空軍大鵬劇團演出的“麻姑獻壽”和“木蘭從軍”等劇。

幾天來，孫科像明星一樣被人群簇擁著，到處都是歡迎的盛察和笑臉。30日晚，臺灣電視公司播放了孫科接受電視記者采訪的錄像。孫科在電視采訪中說，他這次返臺是為參加慶祝國父百年誕辰活動，并對國人表示感謝。他再一次對美越戰事表示樂觀，他說,美國對越政策是堅定的，到目前為止，在越兵力已達15萬人，海空人員且不包括在內，美國在越兵員，到明年春夏間將增至30萬人。

孫科在電視上縱論天下大事，滔滔不絕，儼然一位政治預言家，在以后的幾次宴會和談話中，孫科也多次闡述其對時局的所謂見解。11月3日中午兩廣籍“立”、“監”委員在“立法院”為他舉行的酒會上，孫科甚至預言，下一次他可能要在南京向大家敬酒了，最長不過四五年間，最短一二年內，“政府”就可以反攻大陸，并取得成功。

11月4日下午，“國民大會”代表廣東聯誼會在臺北市中山堂堡壘廳開茶會,歡迎孫科夫婦。孫科夫人陳淑英原是“國大代表”，這次回來，也已辦好報到手續，茶會由聯誼會常務干事李悅義主持。

11月12日上午9時，孫科主持在“總統府”前廣場上舉行的“全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大會”，大會有50多萬人參加。“國父紀念館”奠基典禮完后孫科發表講話，歌頌孫中山的豐功偉績，他說，在這一百多年間的世界上，國父的降生不僅是中國一件大事，也實在是人類一件大事。他把四千多年君主專制的中國政局改變為民主共和，在亞洲首先創立了民主國家。孫科把孫中山比做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下午，孫科參加了故宮博物院的落成典禮，并在那里為國父銅像揭幕。

孫科這次返臺，自稱是為參加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并未對外公開表示要長期定居，所以，11月25日在“國大代表全國聯誼會”上，張知本代表致詞時，還“希望孫科博士和夫人，今后要長住在國內，并與大家一起打回大陸去”。

直到“中央”社12月21日發出“總統’聘請孫科為‘總統’府資政”消息，人們才得知孫科這次回臺是要作長期打算了。

1966年6月，經蔣介石提名，孫科任考試院“院長”。這一職務，比“總統”府資政略高一籌。

1969年8月13日，孫科應南朝鮮總理丁一權邀請，赴漢城訪問。隨行的還有“考試院”秘書長鐘天心，兒子孫治平和孫兒孫必勝。孫科在南朝鮮期間，先后和南朝鮮總理丁一權、外交部長崔圭夏舉行會談。

這一年的12月28日，孫科作為蔣介石的特使前往菲律賓，參加馬科斯連任第六任總統的就職典禮。菲律賓政府給了他最高禮遇，菲外長羅江洛、總統府執行秘書麥西達等親自到機場迎候。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孫科感到胸痛及呼吸困難，于當天上午住入“榮總”，經醫師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并發心臟衰竭。9月20日下午，孫科逝世，享年82歲。

孫科去世后，身后如同其父孫中山一樣，除了留下一些書籍和照片之外，沒有留下什么遺產。他亦可謂一生節儉清廉，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大陸不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但其一生中在民族最緊要的關頭還是堅持民族氣節，支持兩黨合作抗戰的。同時其為人耿直，雖人緣不好，但其作為國民黨顯要，比較其他人的揮金如土，腐朽奢侈來說，他是一個清廉的典型。

從清廉上看，他沒有給國父留下什么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