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科技巨頭四通與中關村教父 | 中國互聯網故事

本篇內容，由播客「半拿鐵」的中國互聯網故事系列的文稿整理而成。

播客可以跳轉到這里收聽：

第一回 中官舊址尋常見，硅谷新聲起海淀

如果說在互聯網興起之前，中國已經有科技公司成為巨頭，在新千年到來之前就能一年營收大幾十億，大家可能都有點不太相信。

這家公司跟今天的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我們先聊中關村。中關村是何時有這個名字的？1953年。名字來得很好玩。中關本來是「中官」，即太監。相傳此地曾是太監的墳塋或莊園，故有「中官墳」之稱 。同時還有個說法，此地曾是古永定河故道，形成河灣，故有「中灣村」之名。

在民國時期，一般都用中官屯的名稱，一直到 1953 年。

在建國之初，1949 年 6 月，中央決定籌建中國科學院，同年 11 月 1 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郭沫若任首任院長，中官屯被定為永久院址。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中華地理志》編輯部遷至此地，在印制信封信箋時，工作人員依據口頭傳遞的諧音，把物理所南墻上書寫的「中官屯」誤寫為「中關村」。

等信箋印出來才發現有誤，那時候紙張貴，為免浪費，將錯就錯。另外，「中關村」三字原本就比「中官屯」更為優雅，逐漸獲得普遍認可。

那時候中關村還沒有科技屬性，真正被認為是「中國硅谷」則跟一位老前輩有關系：陳春先。

陳春先 193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51 年進入四川大學物理系學習，53 年公派到蘇聯留學，1959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物理系。

回國后，進入中科院物理所，主導核聚變研究，1974 年成功建造中國首個托卡馬克裝置CT-6（利用磁約束實現可控核聚變的環形實驗裝置），填補國內空白，并在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上獲一等獎。后來還發起和建設了合肥的核聚變基地。

文革結束，中科院在 1978 年評聘了破格提拔的第一批正研究員（教授級），其中包括陳景潤、陳春先。

1980 年代，官方組織了很多專家去國外考察。作為科研人員，陳春先曾經訪問過美國硅谷，深受啟發。

他認為，中關村完全具備成為「中國硅谷」的條件：這里有中國最好的大學（旁邊就是北大和清華）和科研院所（中科院），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缺的只是一個允許知識分子創業的環境。

他不光到處號召大家搞創業，還以身作則。不光「忽悠」別人，自己也下海。

1980 年 10 月 23 日，這是一個載入中國科技企業發展史的日子。這一天，陳春先借助北京市科協和學會的渠道，在中關村創辦了第一家民辦科技機構——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發展技術服務部。技術服務部是那個年代公司名稱的特色。

陳春先大膽宣布了開辦「硅谷公司」的設想，并提出「不用國家資金、不占體制編制，自由組合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二不四自」原則。這也就是實際意義上的民辦機構。

而1980 年 10 月 23 日，也被認為是真正的中關村誕生日。

陳春先成了當時的名人。碩大的頭顱，蓬亂的稀發，矮胖的身材，斜背著書包，卷起的褲腳管一邊高、一邊低，濃重的四川口音。很邋遢的形象，遠近聞名。據說，當年中關村有的妻子吐槽丈夫的脖領子太亂，會一邊整理一邊抱怨：「看你，都快成陳春先了。」

20 世紀 80 年代初，在國家鼓勵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感召下，一批科技工作者紛紛沖破舊有束縛，走出科研院所創業。

他們有的辭去公職，有的停薪留職，更有甚者業余時間開辦公司，探索把技術商品化。中關村逐漸出現了各種電子科技服務部、技術開發公司，在科學院院所和高校門口擺攤設點，提供電子元器件、儀器維修、計算機軟硬件等服務，吸引全國各地客戶云集。這種自發形成的科技市場，被人們稱為「電子一條街」。

那會兒中關村到處都是推著小車滿街跑、叫賣電子元件的下海人員的景象。街上叫賣聲此起彼伏。

而負面評價也很快出現了，有人說，這是什么電子一條街，這是「倒爺一條街」。說實話，這個說法在當時也沒太冤枉人。中關村上大家就是靠倒買倒賣發家的。為什么可以倒并且有利潤呢？這跟當時國內的價格雙軌制有關。

那會兒大家確實嘗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甜頭。那會兒社會上常說的一句話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不是個比喻，是真實情況。北京街頭賣茶葉蛋的攤販，當時月收入可達 300-500 元，而 1980?年北京月均工資約 51?元。這也被稱為腦體倒掛現象。那會兒《中國青年報》曾經做過一項調查，當年最受人們歡迎的職業前三名分別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和廚師。最后三名是：科學家、醫生和教師。

國家也關注到了這個情況。那會兒出現了科研人員周末到企業提供兼職的技術服務賺外快的現象，被稱為「星期六/天工程師」現象。

更關鍵的問題則是，那時候科研機構都大鍋飯，這問題相當嚴重。 1980年代初期，全國科研經費 80% 以上由政府承擔，但僅有不到 10% 的成果實現產業化。這是嚴重的斷層。另外，1980?1985?年間，全國共批準 8500?名科技人員赴海外研修，其中逾三成滯留不歸。國內的科研機構留不住人，很多就是限于物質條件實在太差。

國家就決定推動一把。1980 年雖說是中關村的誕生日，1985 年才是中關村成為中國硅谷的真正元年。國家于 1985 年 3 月正式出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科研人員紛紛下海。

中關村推動了以微電子為代表的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形成了全國最大的計算機及其元器件市場，從 1984 年到 1987 年，銷售電腦產品達４億多元。

根據 1988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報，電子一條街企業營業額自?1984?年的1800?萬元增至?1987?年的 9?億元。

在 1987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牽頭，國家科委等七個單位共同組成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聯合調查組，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 148 家民營科技企業進行了深入調查，行成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

1988 年中關村迎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視察。1988 年 5 月 10 日，國務院批準《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同意設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具體政策方面有了很多優惠，主要是很實際的財務上的優惠。

在稅收方面：新技術企業減按 15% 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出口產值達到一定比例的企業所得稅率可進一步減至 10%，新辦企業自開辦之日起，三年內免征所得稅，第四至第六年減半征收；以自籌資金新建的技術開發生產、經營性用房，五年內免征建筑稅。

金融方面：銀行每年提供專項貸款用于試驗區企業發展和建設。

外貿與海關方面：試驗區內可設立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公司；符合條件的新技術企業可授予外貿經營權，出口創匯三年內全額留給企業；用于新技術開發的進口儀器設備，五年內免征進口關稅。

人才與經營自主權方面：鼓勵科研單位、學校和企業中的科技人員到試驗區內企業兼職、創辦或承包企業；允許企業自主招聘各類人才，包括大專以上畢業生、研究生、留學生和外國專家；新技術企業開發的新產品可自行制定試銷價格；免繳獎金稅。

財政方面：試驗區內新技術企業所繳各項稅款，以 1987 年為基數，新增部分五年內全部返還給海淀區，用于試驗區的開發建設。

沒有喊太多空口號，幾乎都是跟財稅方面的優惠直接相關的。

這就是中關村正式成了今天中關村的開始。后來的科技企業和互聯網企業都在這如火如荼、雨后春筍。

（彼時的中關村已是電子一條街）

接下來要聊聊企業了。類似陳春先的下海創業相當多。

1984 年，中科院計算所的人事處副處級干部，已經 40 歲了，決心下海，在所長曾茂朝的支持下，跟其他 10 名研究人員一起創業了。計算所撥了 20 萬元資金，還免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場地：傳達室。

11 個人擠在 20 平方米里，什么生意都做過，有時候都擺攤賣電子表、旱冰鞋等等。這個人叫柳傳志。到了 1988 年開始基于自己的漢卡業務生產電腦，并且也有了公司名字：聯想。

（中科院計算所的傳達室，是聯想的起家之處）

也是 1984 年，北京大學成立「科技開發部」，1985 年改為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公司非常「龐大」，有 3 個人，3 萬元的啟動資金。1986 年，未來的兩院院士王選的團隊，在學校里研發出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而借助公司的運營，開始做相關的中文數字印刷產品。1991 年，北京大學科技開發公司，開始使用「方正」作為品牌。

聯想、方正，都是當初典型的企業。不過在他們崛起之前，當時中關村最火的公司組合，叫「兩通兩海」。當初說出來，就跟今天說 BAT 一樣響亮。

兩海之一的京海公司，1983 年由王洪德創辦。

王洪德是計算所的工程師，在離開中科院時的申請里，他的那句話特別經典，成為中關村的歷史痕跡，被稱為「五走申請」：無論什么方式，調走，聘請走，辭職走，開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

京海公司最初專注于計算機機房工程設計與施工，填補了國內機房環境控制技術的空白。公司曾為中央電視臺、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提供機房解決方案。鼎盛時期過后，在 1990 年代后期，陸續被淘汰了。一種說法是，因為主要做工程，有點像今天所謂的外包團隊，沒有積累下核心技術。

兩海之一的科海公司，1983 年由中科院物理所陳慶振等人創辦。

科海公司早期獲得北京市科協支持，聚焦技術轉移和孵化，曾幫助科研院所完成 27 項技術合作，創辦新技術實驗廠并開展職業培訓。但受制于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清的問題，后期難以適應市場競爭，逐漸轉型為技術服務公司，逐漸沒落。

兩通之一的信通公司。1984 年由中科院計算所、科儀廠、海淀區供銷社等聯合成立，是中關村早期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代表。主營計算機銷售和系統集成，信通倒是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但可惜，1987 年因涉及走私電腦芯片被查處，成為中關村首個因法律問題解散的知名企業。

而我們的主人公，終于到登場了，也就是兩通兩海的最后一個：四通。

第二回 四季青苗初雨露，中文打字開新篇

萬潤南（中科院計算中心工程師）、沈國鈞（北大數學系畢業生）、王安時（中科院自動化所研究員）等人，劉海平、崔明山、萬達邦（萬潤南之父，負責財務）、段永基一共 7 個人，決定放棄「鐵飯碗」，下海創業。

其中萬潤南是關鍵人物，他是中科院計算中心的工程師，1980 年就去過日本，為了給所里進口計算機。這一年他也 39 歲了。他是江蘇宜興人，從小家境不錯，一直視野開闊、很有想法。他的視野開闊有一個原因在于他的岳父是李昌，當時的中紀委書記，也在中科院做過書記。有次萬潤南作為岳父助理去了一個講座，大受震撼，那是中國高級行政領導人員計算機應用研討會，只有幾十個部長和北京上海兩個市長去了，講課的人是劉英武，是 IBM 的高管，當年跟王安齊名的科技領域的華人領袖。當時有一種說法：「全球 IT 辦公系統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里」，指的就是劉英武和王安。這就跟今天說，全球的芯片產業掌握在三個華人手里一樣。

萬潤南漲了見識后，認為大有機會，碰到幾個志氣相投的，就開始創業。

創業初期，團隊沒有啟動資金，找到北京市海淀區委書記賈春旺，由其牽線聯系四季青鄉鄉長李文元。四季青公社同意借出 2 萬元，并提供辦公場地（線路板廠內兩間房）。公司成立，李文元是董事長。

為了體現四季青，公司名字里有個四。叫四通，寓意「四通八達」。英文名 STONE ，既是石頭，也體現作為「鋪路石」的覺悟。

按照當時的規定，民營企業必須掛靠在某個單位下面，四通就掛靠在四季青鄉政府名下，登記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不過，一年后，當四通開始盈利時，鄉政府就急著要求還清借款，因此也就失去了持有四通股份的機會。

對于這些從體制內出來的創始人們，條件十分簡陋。他們白天跑市場、談業務，晚上研究技術、制定計劃。沒有暖氣的冬天，得圍著煤爐取暖；沒有食堂，就輪流做飯。公司成員除了他們，還有一些是前面提到的，兼職星期天工程師。

1984 年 9 月，四通門市部開業，開始銷售微機等電子產品，其實嚴格來說也是倒買倒賣。微機說賣就賣？能賣好嗎？真別說，四通賣得屬于開門紅，讓人眼前一亮。這是表面意義上的眼前一亮。那時幾乎所有的商店都是破破爛爛的，而四通的裝修很不錯，吸頂燈、大玻璃、外加漂亮的窗簾，與周圍的企業形成鮮明的對比，像是香港或深圳的企業。

四通也不光賣現在常見的產品，也有創新。四通的技術人員發現，當時進口的打印機都是英文的，不能打印中文。如果能夠對打印機進行改造，使其能夠打印中文，將會有巨大的市場需求。經過努力，四通成功改裝了日本的 M-2024 打印機，使其能夠打印漢字。之所以選擇日本的打印機，也跟日語里有漢字有關系。

1984 年，四通成立僅半年多，就實現銷售收入 900 萬元，盈利 143 萬元，非常夸張。萬潤南回憶說，他們是中關村唯一一家繳所得稅的公司。

1984 年底，四通火了以后，中國科學院 12 個科學家寫信給領導，舉報四通。他們表示，四通怎么這么短時間掙這么多錢啊？肯定不正常啊。科學家們說，四通肯定是盜賣國家資產，走私販私，然后套匯。

這個事兒鬧得挺大。

北京市開始組織核查。調查組在報告中認為：公司普遍存在擅自定價違反物價政策的問題。商品一般加價 20% 至 60% ，有的加價還高些。四通公司去年進口 1300 臺 M-2024 打印機，每臺 500 美元，加上關稅等費用每臺成本合人民幣 1800 余元，自定銷售價格每臺 4100 至 6900 元，已銷出 986 臺，盈利 171 萬元。

萬潤南反駁說：同樣的機器，為什么四機部（即后來的電子工業部）的公司賣 9000 元是合法；而我們賣不到一半的價錢卻是非法？更何況，其中還有我們開發的軟件，難道軟件不值錢？

物價局官員則表示：因為他們四機部是部級單位，自己有定價權，所以他們賣多少都是合法的。而你們沒有定價權，商品定價必須由北京市物價局來規定。

北京市查了9個月，其它的罪行都沒有，最后還是根據物價法罰了 100 萬。當時中國法律規定，任何商業企業進價和出價之間的加價率不得超過20%，超過 20% 就算違法。

1985 年 9 月 25 日上午，萬潤南和王安時最后一次去北京市物價局，才談成了妥協方案：今后的物價，由四通自己根據市場情況定價后報備北京市物價局，物價局不提出異議，即為合法。但四通要上繳 50 萬元，作為以前沒有及時向物價局報備的罰款。這就給四通今后的發展留了一條生路。

四通活了下來，但也意識到了，確實不能光靠倒買倒賣，這不是持久之計，還得有自己的技術創新。

1985 年一個關鍵的工程師加入四通了，他叫王緝志。

王緝志父親王力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1957 年，年僅 16 歲的王緝志考入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是班里年齡最小的學生。1963 年大學畢業后，王緝志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文革期間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

直到 1971 年，王緝志才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豐臺區的冶金儀表廠當工人。1973 年，王緝志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他被調到剛成立的冶金部自動化研究所從事計算機研究。1976 年到 1979 年，他參與了「武鋼一米七熱軋工程計算機控制」全國重點項目。1979 年底，為了參與寶鋼的計算機控制系統設計，王緝志被派往日本學習。由于國家財力所限，寶鋼二期工程被推遲，王緝志不得不從日本撤回。

在這種情況下，王緝志開始關注微型計算機的應用。他意識到，隨著微機的普及，中文信息處理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

芝麻掉到針眼里——巧了，王緝志有一天在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遇到了四通的聯合創始人王安時，他們是老朋友，聊著聊著，王安時就說：要么來四通干吧。

王緝志起初還是猶豫的，畢竟沒有公費醫療了，沒有工齡了等等。最后反復思索，還是決定離開單位。

1985 年初，王緝志正式加入四通，擔任總工程師，負責打字機的漢化工作。

說到打字。為什么中文難呢？顯而易見，英文打 26 個字母就行了，而中文是偏旁部首，部首很多、部首大小不一、組合方式千變萬化，機械打印機很難實現。很多前輩在做漢字打印機的路上前赴后繼。

在很早的時候，就有嘲笑中文打字機的外國諷刺漫畫。雖說是嘲笑，也確實是現實問題。

有一本書《中文打字機》，作者墨磊寧，講述了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林語堂老先生開發出來的明快打字機，整個過程花了 31 年時間。明快打字機通過 6 個大滾輪嵌套小滾輪的結構，支持 9 萬漢字檢索，輸入時僅需輸入坐標即可定位字符。

可惜明快打字機的生產成本太高，無法量產，再加上戰亂，就沒有真正商用。林語堂光制作樣機花了 12 萬美元，相當于一個美國工人 200 年的收入。他當時抵押房產，到處借錢，甚至借到好朋友知名作家賽珍珠那，導致后來全家都資不抵債。不過功不唐捐，明快打字機的設計影響了五筆字型輸入法的設計，也啟發了很多后來的打字機。

（照片中是林語堂與女兒林太乙）

建國后也出現過中文打字機，比如天津紅星工廠文化牌打字機、上海打字機廠萬能牌打字機、飛鴿牌打字機、雙鴿牌打字機等。這些打字機，的確就是把常用字全部列在鍵盤上了，打字速度依舊快不起來，非常熟練的打字工的打字速度不能突破每分鐘五十字 。12 個大字形容：效率低下，噪音很大，十分拉胯。

在四通成立的時候，全國人民都還在用這樣的打字機。

其實在早年間，認為需要放棄漢字的、觀點極端一些的知識分子，就是拿這個舉例子的：漢字影響我們的現代化。1980 年的《語文現代化》叢刊里說道：歷史將證明，電子計算機是方塊漢字的掘墓人，也是漢語拼音文字的助產士。

那時候計算機出現，沒有適配，無法處理漢字，或者說，性能也不支持開發處理漢字的系統。于是這種觀點認為，拼音才是數字化的未來。今天當然不好理解，站在當年，也是符合邏輯的一種觀點。

要開發漢字大字系統，難度是非常大的，舉個例子，當時的計算機只有 256 個字符，就能流暢使用英文系統了。

但常用的 6726 個漢字，要實現在DOS系統里，就需要 512k 左右的內存容量。在 1984 年劃時代的蘋果公司的 Macintosh ，內存才只有 128k。

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的漢卡。有朋友可能知道，這是聯想的總工倪光南院士創造的，這是一個外掛硬件，有點像今天顯卡的外掛硬件，用來玩游戲或者跑模型。漢卡插到電腦上去，英文系統的電腦就能使用中文了。

但是，漢卡還有個問題，就是貴。不是漢卡本身貴，而是如果你的需求是處理文字并且能夠打印，那電腦+打印機+漢卡，加起來的全套就很貴。舉個例子，用電腦加上那時知名的漢字處理系統 CCDOS，全套至少 2 萬多塊錢。

這時候需求就來了：能不能便宜一點，不要完整的系統，只保留處理文字的功能。王緝志考慮的就是這個。

這就是電子打印機。

王緝志帶領團隊，從零開始做，漢字需要一個字一個字擺放輸入，1616 的像素點陣，挨個拼出來，相當于自己造了一個漢字字庫出來。

字庫有了，還得有輸入法。那個年代沒有輸入法，也得自己從零做。于是團隊又用拼音搞出來一套輸入法。

另外就是機器：有沒有辦法成本更低使用漢字呢？依然選擇了日本的機器，四通開始跟日本三井物產公司合作。

1986 年 5 月 16 日，四通成立兩周年之際，第一代 MS 系列文字處理機 MS-2400 正式推出，這是中國計算機歷史上重要的一步：漢字真正能在計算機設備上運行了。

官方的說明是：MS-2400 采用了當時先進的點陣打印技術，配備了智能化的中文輸入系統，可以方便地輸入、編輯和打印中文文檔。

這臺機器，除了拼音輸入法，還配置了王永民博士的五筆輸入法。五筆在智能拼音輸入法出現之前，一直是最主流和高效的輸入法。

這臺打字機震驚全國，迅速爆紅。

日本三井方面的評價是，這個機器哪怕放到日本都是很先進的。萬潤南也說：四通打字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創舉。

這話也真不算是太過夸張。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說：外國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機，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們中國人整整喪失了一個機械打字機時代，我們不能再喪失電腦時代。四通打字機開創了中國語詞處理的新紀元。

1987 年 5 月 16 日，四通又推出了升級版的 MS-2401。這是在初代接觸上迭代出來的一代神機。屏幕更大了，之前只能顯示一行，現在可以顯示 5 行。也增加了多種字體。增加了軟盤驅動器，隨時能拷走。輸入法可選，甚至能自己安裝。

很多科技公司的業務主管都有兩個角色：一個主內，一個主外。王緝志顯然是主內做產品的，而萬潤南安排給王緝志的主外的人，叫段永基。段永基既是項目經理，也是他的產品運營。在段永基的運營下，MS-2401 定價 13500 元仍然供不應求。這部神機，活活賣了 10 年，在這 10 年間，幾乎壟斷了打字機市場。

效率而言，四通的電子打字機，一個熟練的操作員每分鐘可以輸入 60-80 個漢字，而且可以隨時修改、存儲和打印。可以理解，這就是一臺 Word 軟硬件一體機。文字不光能打出來了，還存儲下來，這也是中國最早的數字化，很多企業的數字化從這開始的，文件不用再用堆積成山的紙張來存檔了。

四通在 1986 年的銷售額達到 1 億。1986年，四季青鄉在海淀區中關村為四通公司解決了 4.5 畝的用地，建設了四通公司大樓。北京四通集團公司成立，注冊資金 1 億元。

當時有多厲害呢，甚至要「倒反天罡」了。

1985 年，中共中央出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后，要求科研機構都擁抱市場。我們可以想象是很震蕩的年代，不過我們可能很難想象到，會震蕩到什么程度。那會兒，大家已經在討論，中科院計算所本身是不是還有價值，是不是還應該存在了。

也是在這樣緊迫的情況下，才發生了前文提到的，當時的曾所長，給柳傳志資金和工作場地的事情。

曾所長是積極擁抱變化的，推動大家都自己探索。但是更上層的領導想的是：咱們徹底一點兒吧，直接把計算所承包給四通。沒錯，就是直接讓一個民營企業承包計算所。

萬潤南大手一揮，提出了條件：遣散計算所 90% 的原有工作人員，僅保留核心團隊。

曾所長對此比喻為：「這不就是在我頭上插一根雞毛，拿到街上給賣嘛！」，他認為四通的方案是對科研機構尊嚴的踐踏。

這次就沒有談成。不過后來計算所的確給聯想托管過一段時間，柳傳志是做過計算所的兼職所長的。

這里能看得出來萬潤南的風格，雷厲風行，而且很講排場。排場方面還有別的體現。1986 年 12 月 24 日，四通在中國大劇院舉行 300 多人的公司大會，萬潤南給新部門的主要干部頒發聘書。

1987 年上半年，公司人員劇增， 四通準備租用友誼賓館整整一層開闊的大廳，作為總部辦公室。對話會上，有員工提出了質疑：「萬總，聽說公司要花 40 萬元/年租用豪華的友誼賓館辦公，這是不是太奢侈了？」萬潤南說：「不奢侈。如果我們一分錢也不掙，那么租一間茅草房也是奢侈。去年我們銷售了 1.1 億元，用營業額的千分之四來租一個辦公的地方，應該說是非常節儉了。公司大了，人多了，公司需要有與之規模相稱的對外形象，人員需要充裕的工作、活動空間，這樣我們才能為顧客提供第一流的服務。」

1987 年，在海淀區政府的一次會議，萬潤南碰到柳傳志，還跟區領導介紹：「他們盡管現在還比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響。」而柳傳志比萬潤南還要年長 2 歲。

萬潤南也很愛講大實話。早期四通公司有不少他的親戚：父親萬達邦，弟弟萬榮南、儲忠，妻子李玉。有人就問：「聽說你們公司是家族企業啊。」

萬潤南的回應是：「我們 1984 年出來辦公司時，沒有人相信我萬潤南，只有我的親屬和我的同學相信我。尤其 1985 年人家來查四通的賬，四通面臨倒閉的危險，一些人退縮了 ，只有他們留下了。今天四通好了，我只能合理地使用他們，總不能把他們趕走吧？」他提到的查四通的賬，就是前面提到的，四通公司差點走不下去的事件。

四通在風頭正盛的時候，爭議是不斷的。1988 年，經濟日報出現了一個讀者的問題，問的都是很敏感的問題。萬潤南親自回復了五條，登載在經濟日報上，在當年引起了大討論，是對民營企業主題來說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這里摘錄一部分。

第一條，四通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萬潤南：四通是公有制，我們是股份制公司，全體同仁共同持有公司股份，這是真社會主義企業。

第二條，四通是倒爺，還是產業？萬潤南：我們有開發生產流通服務整體的產業，我們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希望。錢學森同志親口跟我說，美國有兩支隊伍，一支搞技術開發，一支把科技成果商品化，我們歷來沒有第二只隊伍，現在你們來了，太好了。

第三條，四通是國產化，還是萬國化？萬潤南：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才是關鍵，國產化不是當前階段的重點。美國福特公司的汽車就是世界車，它在美、英、法裝配，零件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日本和巴西生產。IBM的微電腦更是眾所周知的萬國牌。怎么美國人不批評他們的非國產化呢？

第四條，四通是鉆空子還是把政策用足？萬潤南：國家沒給我們投資，沒撥錢，沒給我們原材料，都是我們自己發展到今天的，我們只是享受了一些中關村的優惠政策，這個政策所有高科技產業公司都能享受.

第五條：四通是金錢的誘惑還是事業的凝聚力？萬潤南：我認為不是金錢，而是事業。我們嚴謹任何賄賂和吃回扣的行為。沈陽四通公司創辦過程中各種手續得到當地政府各方面的積極支持。有人驚嘆神速并打聽「你們送了什么禮?」創辦人說，我們到處送兩樣東西，一是總公司編的《探索中的思考》小冊子，一是內部刊物《四通人》合訂本。我們負責公共關系的干部說，我們靠的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從這些回答來說，萬潤南還是很有個人魅力的，與很多當時的悶頭做事的工程師和學者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87 年，四通和三井物產合資在北京成立了以 SKD 方式生產打字機的中日合資公司-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把 MS-2401 的生產從日本移到中國。總投資 100 萬美元，四通占 75%，三井物產占 25%，其中四通打字機技術占股 25%。在中外合資企業中，以中方的技術占有股份的情況可以說是四通開了先河。同時期的很多合資企業，中國公司沒有多少技術股份，都是「吃苦耐勞」的股份，往往是外企以技術入股。

不過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1987 年，四通開始籌備股份制改革，1988 年四通 7 位董事開始股份制產權改革。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四人專家組提出的意見是：四通人拿30% 股份，70% 給國企或事業單位。四通方面完全不認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公司，又不是體制內做的，為什么要白給國企？

萬潤南的意見則是「良性分割」，每個董事 7% 股份，7 個董事占 49%。另外 51% 暫時留作四通其他干部員工的股份，這 51% 不能分，暫時由總裁代持。總裁是誰，當然是萬潤南。7 個董事里加上他自己弟弟儲忠，那就有 65% 的股份了。這樣萬潤南過于強勢，導致董事們也分裂了。1989 年初，董事會開不起來。王安時、崔明山拒絕出席，其他不在 7 人團體里的高管也都有意見：大家努力的結果，就被 7 個人瓜分？

就在本來混亂時候，萬潤南由于特殊的個人原因移居海外。他走了，公司開始風雨飄搖。總裁不在了，公司嚴重動蕩，北京副市長帶隊、25 人工作組進駐四通，成立 5 人新黨委，確定新任董事長和總裁：北大數學系出身、四通 7 位創始人之一的沈國鈞。同時，馬明柱擔任四通的黨委書記，兼任四通第一副董事長。

那么，四通何去何從，還能不能恢復過來呢？

（王緝志）

（萬潤南）

在進入下回繼續講四通的故事之前，也提個小插曲。

在王緝志團隊里，有一個做中文處理軟件的工程師，叫求伯君，他參與了 MS-2400 的核心工作，1988 年，求伯君受香港金山公司的委托，一個人手打出來了 WPS 1.0 系統，成為中國第一款自主研發的文字處理軟件。WPS 是 Word 之外中國人使用最多的文字處理軟件。金山公司也不用多說了，求伯君做了很多年的董事長。金山公司不光開發各種軟件，金山詞霸、金山毒霸等等，后來還在一個年輕 CEO 的帶領下，成為了一家知名游戲公司，這個年輕人就是雷軍了。

第三回 掌權起風波，離職嘆英雄

萬潤南離場，我們第二個主角登場了，就是剛才提到的段永基，綜合能力很強，配合王緝志的高管。段永基出生于甘肅靖遠，畢業于清華，說是在清華讀本科，其實也沒學到東西，因為正值文革期間，他自己回憶說重點就在搞斗爭了。畢業后因為得罪人，被分配回了甘肅。在回甘肅的火車上，段永基膽子很大，直接跳車回了北京，找關系在北京 176 中學當老師，由于是黑戶，沒有糧票，還得以高溢價去買糧票。

1978 年是改變段永基人生的一年，他考入北京航空學院，分配到航天部 621 所。很快拿到了研究室副主任的崗位。

可是段永基干得不開心。他回憶說：我們處里邊將近一百個工程師，可是每天就是干兩件事，一件事，上班以后看報、喝茶。還有一件事等著工間操的時候打排球，打羽毛球。為什么？因為沒有科研經費，所以工程人員都在浪費。

段永基就決定帶著所里的人，利用業余時間創收。他們找人買到貴金屬催化劑廢渣，從中提煉出白金、黃金和白銀，賣給國家。賣的錢 97% 給所里，3% 作為研究室獎金。還提出了研究室的目標：爭取第一年買冰箱、第二年買彩電。

結果，段永基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搞福利主義，受到了批評和處分，

1985 年中關村熱鬧的時候，段永基也沒忍住，加入了四通公司，算是發起人之一，但是沒多久離職了。他正是萬潤南提到的，因為公司被查就跑了的人之一。后來發現安全了，又回來了。這也導致有些老員工認為他見風使舵，并不喜歡他。

段永基回來了后，就配合總工程師王緝志推廣電子打字機。由于王緝志很多事情都讓段永基出面，在萬潤南走了以后，段永基變成了實際意義上的一把手，因為業務都在他手里。沈國鈞本人的管理能力，據說相對而言要差一些，在公司內的人緣也不如段永基。

1990 年，段永基召集了一批高管開會，討論的主題就是：沈國鈞當總裁是否合適。大家在會上，氣氛尷尬，沒有直說。有的高管認為沈國鈞的確一般，但不想制造矛盾。這事兒被沈國鈞聽說了，也開始報復段永基。包括跟國家安全機關告發他跟日本的合作方，談中國和以色列的關系，涉嫌透露國家機密等等。

1992 年，公司忽然宣布：段永基接替沈國鈞任四通集團公司的第三任總裁，沈國鈞繼續擔任董事長，李文俊副總裁被提拔為副董事長，作為平衡（李文俊是四季青鄉長李文元的弟弟）。據說這是他們倆私下達成了協議。

這是第一輪內部的風波。很快， 1992 年 6 月 11 日，第二輪來了。聯合創始人王安時忽然提出辭職，公司緊急召開董事會，給出的方案相當驚人：讓總工程師王緝志擔任總裁，王安時當老板，段永基出局。王安時在現場痛批段永基，講了很多段永基的黑料。可在現場并沒有引起太多人的共鳴，因為當年在跟沈國鈞內斗之前，王安時和段永基走得非常近，。現在王安石反咬，讓大家觀感不佳。

這場風波在中關村管委會主任（由當時的副市長兼任）的斡旋后，鬧劇終于結束了。結局是：不光王安時，還有總工程師王緝志，以及兩位副總裁都離職了。

王緝志的離開還有一層原因：自己明明是技術副總裁，結果申請開發預算，都不到公司營業額的 0.3%，自己和技術團隊太不受尊重了。

王緝志的回憶是：「公司請人吃飯，唱一次卡拉 OK，動輒可以一擲千金，甚至萬金；為總裁辦張高爾夫會員卡可花幾十萬上百萬，可是我要調動幾萬元的開發費都要經過很麻煩的手續。……得來的科技貸款卻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貨、搞房地產。」

不光項目上不給錢，王緝志個人收入也低。前面提到了，他是電子打印機的大功臣，是總工程師。按今天的說法，AI 大模型的專家應該是公司最值錢的人、薪酬最高的人。但他的回憶錄里這么寫道：「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潤的同時，我個人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在打字機銷售最紅火的時候，一個 2401 經銷員的腳上，一雙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當時每月工資收入只有 560 元，列在全公司第 19 名。」如果屬實的話，那一年好幾個億的收入的公司，給總工程師的月工資 560，實在說不過去。

王緝志也曾經直說過：「讓段永基當總經理，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個大錯誤。」

王緝志老先生，從公開資料看，的確是個很單純的人。后來沒有再蹚四通的渾水，也在一些公司做過高管，后來擔任北京軟件行業協會副秘書長等職。老先生在 2019 年前后還很積極寫了不少新浪博客，看得出來是個很有生活熱情的前輩。

再說段永基，他喜歡搞斗爭的這一面，被人認為是他在文革期間養成的習慣。四通公司進入段永基時代，還是在正常經營的，并且延續了萬潤南高舉高打的方式。

當年橋是可以拍賣名字的。1989 年，北京三環路開通，四通 200 萬拍到友誼賓館旁的立交橋命名權，命名為「四通橋」。很多人還以為這個橋是四環交通立交橋之類的，但其實橋在三環，而這是四通公司的名字。

到 1990 年，四通已經生產銷售了 10 萬臺文字處理機，占據了中國市場的絕對份額。四通就是文字處理器，文字處理器就是四通。那時候企業領域都不說買打字機，就說買四通。當年四通收入 13 億。一個說法是，四通一家公司的納稅額占到了中關村所有公司納稅總和的 60% 以上

1993 年四通跟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電工，跟康柏成立康柏中國有限公司，還跟微軟、三井、三菱都成立了合資公司。同年，四通推出了第一臺便攜式文字處理機 MS-1300，這有點筆記本的意思了。

段永基還成功安排了四通的香港上市。1993 年，四通電子（0409HK）在香港上市，發行 6 億股，籌集資金 6～7 億港幣。這是在港上市的第一家大陸高科技企業，也是在港上市的第一股大陸民營企業。四通資產的 42％ 作為法人股，被打包進上市公司。2000 名職工分到了 1500 萬股內部職工股，占當時總股本的 2.05％。

四通的副總裁李玉琢算是段永基 8 年的副手，也是王緝志走后業務部門的核心。李玉琢就回憶說，段永基上市的時候工資是年薪 100-200 萬，自己作為副總裁工資只有 10 萬左右。另外，四通在香港的股價在兩年內便跌至幾分錢，幾乎形同廢紙，員工手中的認股權證也最終化為烏有 。

第二年，1994 年，四通的人才嚴重流失。但公司正常運轉，開始不斷拓展業務。1995 年四通大廈竣工，是當時中關村商圈的第一高樓。今天這座樓還在。這一年，四通的銷售收入有 70 億。

這幾年也差不多就是四通的巔峰時期了。這個階段，四通打字機曾淘汰了眾多的外國產品，占領國內辦公自動化市場的 85%。四通旗下有 32 家分公司、100 多家培訓中心、900 多家維修服務中心和 1280 家銷售商。

而 1995 年，四通要走下坡路了，因為聯想、方正等公司開始登場了，他們是最早一批國產 PC 品牌。PC 電腦對于電子打印機來說，顯然是降維打擊。

在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全國都有投資熱潮，都提到所謂多元化。四通是最有錢的、最明星的公司之一，當然也得做多元化。段永基宣稱：「我們已經進入資本經營的階段，收購兼并企業，然后包裝賣掉，這樣比干企業本身更能賺錢，而且還來得快。」這說得相當直白露骨。

1992 年，段永基開始主動轉型，研發出激光照排技術，開發出國內領先的產品。這個產品本身沒問題，但是客戶選錯了，鉚釘了科技書刊出版社，而沒有定位為報紙雜志社。而科技書刊出版社當時沒有錢購買四通的新產品。

1993年，四通開始生產用于增值稅系統的收款機。該產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計費收款，二是開票就自動繳納增值稅。它的設計就像飛機的黑匣子，砸爛了，增值稅交多少都還有記錄。但在推廣這項技術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用段永基的話說就是：「遇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抵抗。」四通在沈陽做試點，有人往收款機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壞了說不能用了。其后，國務院曾經三次下令在全國推廣這款收款機，結果都不了了之。

這都算是真的圍繞技術創新做的產品。更四通彼時做的更多的事情，可以說就是武則天當寡婦 —— 失去了理智。

接下來說的，很多都是當年的四通副總裁李玉琢總結的。

儲忠為首的高管團隊在珠海和海南搞房地產。看看時間，正是早期房地產市場的高潮期。可市場泡沫破裂，直接損失就有 2.3 億。四通的房地產項目各種爛尾。

四通財務公司開始進入證券業。四通證券在很多地方設點，但多數都不賺錢。

除了混亂的投資之外，四通還大量地為其他企業貸款擔保。很多企業直接拿四通的牌子去借錢。

1996 年鬧出了一件大事，四通財務公司武漢證券營業部負責人以四通名義在當地違規發行債券，私刻公章，非法募集資金 2.4 億元。四通總部并不知情，但也需要承擔責任，因為管理上的確有漏洞。后來四通集團必須退還這兩億多元。而四通不但不敢處理那個私改公章的人，還好吃好喝地供著他，希望他能講清楚這兩億多元花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段永基甚至和這個人同乘一班飛機，段永基坐普通的經濟艙，這個人坐高級的頭等艙，還問段永基：「老段啊，賺這么多錢，怎么還坐經濟艙？」段永基說：「賺的錢都給你還債了。」

1993 年香港上市后，段永基權力集中，重大投資常繞過董事會決策。例如 1997 年投資 CDMA 項目時，未經充分論證就投入數億元，最終因政策叫停而損失慘重。

這些事，段永基自己則是這么回憶的：1996 年-1998 年，四通連續受到金融詐騙和商業詐騙，造成財務危機，被騙 10 多億元人民幣。言下之意，全是因為公司太大了，大家都想來分肉吃。不是我們不好好做，都怪敵人太狡猾。

段永基自己講過一段話，解釋了自己為什么要搞斗爭，為什么自己要掌握實權：「許多企業在創業時產權糊里糊涂，一旦賺了錢，要分錢了，就出問題了。沒有做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當然還有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問題。中國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后。大多數中國人不明白：你是要企業還是要資產？外國人明白，麥道可以被波音收購，只要被收購時賺錢了，人家要的是資產，不要企業的那個名。中國人不行，沒有資產經營的觀念，就像西北農民寧愿餓死也不討飯一樣。」

段永基確實有不一樣的經營價值觀，他認為資產經營是必經之路。

1998 年，616 個四通員工共同出資 5100 萬元，注冊成立四通職工持股會，持股會投資 51%，四通集團投資 49%，成立北京四通投資有限公司。這是 MBO（管理層收購 management buy-out）在國內最早的嘗試。四通公司真正歸屬于四通人自己了。

2000 年四通公司累計實現銷售收入 434 億元，利稅 16.8 億元。在各種資本運作下，四通系有 50 余家全資、合資及聯營企業，4個海外機構，直接控股或是接間持有股份的上市公司達到數家。職工 3000 多人，已經是個大型集團了。

那四通公司目前有哪些板塊呢？

第一，媒體。

2001 年，四通集團以 1.08 億港元正式進入中廣有線信息網絡有限公司。與楊瀾的陽光媒體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合資成立陽光四通媒體有限公司。

第二塊，通信。

由于四通公司和段永基是中關村的代表公司和代表人物，北京市曾經直接指定段永基成為了新成立的國資為主的中關村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總經理。

1990 年代末是段永基最意氣風發的時候：港股第一科技股的老板，中關村股份的董事長，資本巨佬，被稱為中關村村長、中國 IT 教父。

拿到這個身份，段永基準備大舉進入移動運營商領域。2001 年，為投資長城電信 133 網而成立了中關村通信公司。這個基于 CDMA 的 133 網僅在四個城市開通，性質上屬于軍民共建，軍民共用。他看好 CDMA。但是很快被政府叫停了，政府決定 CDMA 項目統一由聯通承建運營。中關村公司的的 CDMA 業務移交給了聯通，段永基認為前期工程投入了 33 億元，而中國聯通方面只接受折價 16 億元。但令很多人不解的是，CDMA 項目叫停后，段永基仍堅持向中關村通信提供融資，這一決策讓中關村股份陷入數年的財政危機。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繞過董事會的投資決策。

2002 年 1 月，四通與微軟、中關村股份共同出資 1 億元，組建中關村軟件公司，四通持股 30%。到 2005 年，中關村股份的第一大股東的股份轉讓給了段永基，這公司也有點經營不動了，只好再引入資本，2006 年，黃光裕實際控制的鵬泰投資共計出資 1.55 億元購入中關村股份 29.58% 股權。據說到了 2007 年，黃光裕就后悔了，這就是后話了。

第三塊，生物。

1999 年，四通天壇生物醫藥 1.6 億元買斷國家 863 計劃重大項目「人血液代用品」的技術和生產經營權，這是建國以來單項涉及金額最大的技術轉讓項目。

2003 年，四通公司決定收購一個生物科技公司，甚至一步到位，讓這個公司的老板直接來當四通的老板。而且芝麻掉到針眼里——巧了，這位多數朋友應該還真認識。

時間回到 1988 年，萬潤南有一次公開講座，臺下一個年輕人聽得心血來潮，他決定從統計局的體制內工作辭職下海創業，做漢卡系統。他的名字叫史玉柱。再開始的產品，兩個月就賺了 100 萬。

后來史玉柱跟四通公司沒有產生關系。一直到 1997 年知名的巨人大廈項目資金鏈斷裂，巨人大廈成了爛尾樓，而段永基很喜歡史玉柱，提供資金和給資源讓他做新項目，這個新項目就是腦白金。他們互相有信任關系， 到了 2003 年，段永基干脆就跟史玉柱談收購了。

說是收購，其實是一半現金一半債券，因為有債券，反而使史玉柱原則上成了四通的最大股東，股權比例比段永基都大。

總之結果就是，史玉柱成為四通公司的一把手，核心業務變成了生命健康和生物科技，腦白金和黃金搭檔成了四通公司的重要產品。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的魔幻場景。

段永基自己說做這個角色的原因：「過去的四通一直瞄準政府和企業，始終沒有面對 13 億消費者，這是四通最大的失誤，收購腦白金和黃金搭檔，恰好可以彌補四通在這些方面的不足。」

另外，他還說：「史玉柱的腦白金項目本身雖然不一定有發展潛力，產品也有爭議，但史玉柱及其團隊的銷售能力卻沒有人質疑。這正是四通最欠缺的部分。」

當然這是屬于場面話。也有不好聽的，段永基說：「腦白金就其技術含量來說，什么都不是。但是，就這么個東西他能賣得這么好，而且持續 6 年，現在還在持續增長。真的白金賣出白金價，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東西賣出了白金價，那才是真功夫。」他就是看中了什么都能賣出去的史玉柱。

不過對于這次收購，坊間普遍評價不佳。一方面，高科技公司搞保健品，而且公開表達只關心營銷和銷售了，投資人和消費者很失望，另一方面，媒體也評價，這次史玉柱是要借殼上市。

2004 年，四通 20 周年紀念會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辦，董事長段永基自己很坦誠地說：「上世紀 80 年代四通 300% 的年增長率，掩蓋了這些半路出家的企業從業人員在市場研究、管理體制理解、對所處環境的研究和適應能力的調整等眾多方面的嚴重不足，為此，四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他自己講得比較客氣。然而看段永基的管理歷史，很明顯是更多依賴資源整合和資本操作，壓根沒有在產品技術上下多少工夫，這才是關鍵。

2004 年，由于沒有歸還光大銀行的欠款，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凍結四通集團名下的全部商標，并選定了拍賣公司。彼時四通商標價值估值 6000萬元-8000萬元。結果，2005 年 1 月 18 日官方宣布，由于沒有買家（很尷尬），拍賣會取消。

到了 2005 年中，四通虧損已經到了 600 多萬。史玉柱也無法妙手回春。

柳傳志早就評論過老朋友段永基：「他永遠踩在時代的節點上，不斷轉型、與時俱進，但能不能完美謝幕就很難說了。」

段永基在很多評論里，也經常跟牟其中、顧雛軍這樣的商業狂人放在一塊。作為狂人，段永基的結局如何呢？

（前些年出席公開活動的段永基）

（副總裁李玉琢，總裁段永基，三井公司的中入先生，技術副總裁王緝志）

第四回 教父空懷金石諾，寒冬夜涌電子潮

1967 年，王志東出生于廣東東莞，1988 年從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1991 年 6 月，王志東獨立研發出國內第一個實用化 Window3.0，被選為北大方正當年七大成果之一。這也意味著王志東是第一個寫出 Windows 中文平臺的程序員，王志東被譽為「軟件神童」。

1992 年 4 月。王志東和同學創辦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王志東研制成功「中文之星」中文平臺軟件。在 Windows 還沒有官方中文版的時候，軟件通過外掛式技術實現 Windows 系統的中文支持。后來合伙人戰略方向轉向房地產投資，王志東堅持技術路線，雙方經營理念分歧加劇。1993 年王志東被迫離開新天地，首次創業告終。

正好在 1993 年，芝麻掉到針眼里——巧了，四通集團正在到處投資的時候，發現了王志東，說要給他 500 萬港幣。

剛剛離開四通集團的原總工程師王緝志跟王志東長談過一次，王輯志用自己的遭遇提醒王志東，四通集團不夠可靠，說好的 500 萬資金可能并不能真正交給公司，以及總公司對子公司會過多干預等等。

王志東總結了教訓，與段永基進行了一次會面，要求獨立成立公司，并且承諾公司高層不要指手畫腳。資金必須到位。同時公司的業務保持專注，不能像總公司一樣漫天撒網，什么都做。四通董事會全票快速通過。

1993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注冊成立。通過兩層控股，王志東大概有 21% 的股份。他擔任總經理，四通集團總工程師嚴援朝擔任四通利方的總工程師。嚴援朝就是知名的中文系統 CCDOS 的核心開發者。而這是四通折騰這么多年，最正確的一次投資了。

四通利方推出 RichWin 中文平臺，占據了國內 80% 市場份額。RichWin 延續了「中文之星」的系統，是全球首個支持簡繁體中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言混排的系統，首創多內碼自動識別技術，可動態切換 GB、BIG5、HZ 等編碼，解決了早期中文互聯網瀏覽亂碼問題。例如，用戶無需手動切換即可在英文 Windows 下直接處理中文文件，并支持香港 4702 字庫等特殊需求。

1997 年 10 月，四通利方獲得了美元投資，這成為國內 IT 產業引進風險投資的首家企業。華登、愛芬豪、羅伯森·斯蒂芬基金三家國際拿出 650 萬美元風險投資。王志東主動提出不參與此次 10% 的股票期權分配，王志東的股份被稀釋到了 13%。

四通利方也緊跟時代潮流，1997 年就開發了中文網站，里面有中國最早的論壇之一，還誕生了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的第一篇真正的爆款文章：《大連金州沒有眼淚》。我們后文再說這篇文章。

王志東自己也很會操盤，不光引入風險投資，還很會搞并購。1998 年 12 月 1 日，四通利方公司宣布購并海外最大的華人網站公司華淵資訊，成立了新浪網，當年最大的華人網站。股價由開市 17 美元增長至 20.8 美元報收，漲幅達 20％。招股說明書顯示，新浪的股權結構為：

第一大股東：華登投資公司，持股13.3％；

第二大股東：四通，持股10％；

第三大股東：戴爾，持股6.31％；

第四大股東：王志東，持股6.3％。

剩下的是軟銀（softbank)、香港的盈科、美國的高盛等股東。

王志東由此獲得「中國網絡之王」的稱號，風光無量。

1997 年到 1999 年，新浪網由四通利方脫胎而出并完成了 3 輪融資。隨著頻繁融資，四通集團的股權也被多次稀釋。

2000 年 4 月 13 日，新浪網正式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開始掛牌交易。這個時間點，正是全球互聯網泡沫破裂的時候，新浪網也大受沖擊。

2001 年 6 月 1 日，在美國加州帕羅阿圖市威斯汀酒店，新浪董事局例行董事會。王志東最后一個走進會場。此前一夜，他剛剛準備好向董事會匯報的 PPT。當天與會的除了王志東之外，還有董事長姜豐年和段永基等 5 名董事。會議一開始，風向就有所不同，有董事嚴厲批評新浪的財政狀況，并指出王志東應該為這一狀況負責。

董事會決定投票表決撤銷王志東新浪執行長和新浪董事，王志東被請出會場，當時他甚至不知道要表決關于自己什么。

半小時后，董事長姜豐年向王志東傳達董事會的決定：董事會投票表決 4 票贊成，1 票棄權（棄權的是董事長姜豐年）。

王志東當場憤怒地沖進會場，質問說：「（這個位置）除了我，全中國還有誰能干？」

但覆水難收。作為彌補，董事會會給王志東增發一年 CEO 的工資，大約 30 萬美元，以及豁免他因購買公司股票欠下的 47 萬美元。離職后，王志東依舊占有新浪 6.22% 股權。

2001 年 6 月 4 日，新浪向外公布，王志東因個人原因辭職不再擔任新浪CEO。

2001 年 6 月 7 日，王志東在北京北郊一所高級會所秘密約見了幾名記者，在這次會面中王對自己被「暗算」的原因表示不解：董事會對公司業績一直持肯定態度，在整個行業都在等待轉機的時候，為什么單單要求我能盈利？

2001 年 6 月 26 日，王志東召開新聞發布會，拒絕承認辭職，聲稱新浪董事會的決定并沒有告知他本人，董事會的做法不合法合規。

2001 年 6 月 29 日，段永基在一個公開論壇上猛烈抨擊王志東：「對于新浪網，四通投了八九年了，投了上千萬元人民幣，至今一分錢回報也沒拿到。我一年拿20萬元人民幣，給國家做那么多貢獻。王志東一年拿30萬美元，一分錢也沒掙到，這公平嗎？」。段永基甚至怒斥臺下的記者：「你們說我們趕走王志東是血淋淋的，他王志東拼命燒錢就不血淋淋了嗎！」

總之，口水戰并沒有改變現實。新浪網的創始人、第一功臣和 CEO 王志東就這么出局了。他也成了三大門戶網站中，唯一一個大眾不算熟悉的創始人。搜狐的張朝陽，網易的丁磊，知名度比他高很多。今天的新浪跟王志東的關系已經很遠了。

在《沸騰十五年》里，林軍老師跟王志東有這么個對談：

林軍：那天是有人事先做了工作，串通了投票嗎？王志東：對啊。林軍：是段永基先生嗎？王志東：我不想提這個人的名字，他做了什么他自己知道，他一貫喜歡玩陰的。

當然王志東更失望的是，董事會里幾乎所有人也都不信任他了，是集體把他投出局的。

而這也是段永基最后一次知名的組織斗爭了。

2001 年 9 月 25 日，新浪通過支付 800 萬美元、460 萬股新發行股票方式取得陽光文化 29% 的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同時陽光文化董事局主席楊瀾獲得新浪 10% 的股份，成為新浪第一大股東。其夫吳征與姜豐年擔任新浪網董事會的聯席主席。合并使四通在新浪的股份被攤薄到 8%。

2002 年 4 月，吳征宣布辭去新浪聯席董事長的職位，并且準備徹底退出董事會。

2002 年 5 月，吳征楊瀾夫婦眼看互聯網公司遲遲賺不到錢，把股份出讓。段永基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湊出2000萬美元，買下吳征持有的 10%的新浪股票。

時也命也，半年后，互聯網開始回暖，中國概念股在納斯達克漲勢沖天，新浪股票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由每股 1.5 美元躥升至 40 多美元。段永基的運氣可以說是炸翻。

2003 年 2 月到 2004 年 2 月，四通電子套現 467 萬股，約 1.5 億美元。

2003 年 9 月 3 日，段永基出任新浪聯席董事會主席，段永基執掌的四通系公司掌握新浪網超過 17% 的股份。

對于段永基為什么要當主席，他自己的說法是：「大約三個星期以前，老姜（新浪董事長姜豐年）專程從臺北飛到北京，說未來新浪在大陸的業務會更多，邀請我共同擔任新浪聯席董事長。我表示，如果只是為新浪的業務發展盡到我的董事之職，我即使沒有董事長的名頭也一樣會盡全力。但老姜說，有了董事長的職位，開展業務、聯絡資源會更方便一些。我們這次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隨后，其他董事紛紛打電話和我討論這件事，我才接受了邀請。」

2006 年 3 月，新浪董事局聯席主席姜豐年辭職，段永基成為新浪唯一的董事長。作為新浪董事長，他干了其實沒有太久。

2007 年，中關村發布公告，段永基因工作原因辭去公司副董事長和董事職務，次年的 2008 年，62 歲的段永基辭去了新浪董事會主席職位。新浪的剩余故事，包括合并和跟其它門戶的競爭這些，后面單獨分篇再講。

段永基表示，他選擇回歸四通，將全部精力重新聚焦于四通的發展 。段永基在回歸后坦言，公司面臨著「9 年沒有新業務、新技術、干部員工嚴重老化」的嚴峻局面。

2007年，四通進入礦產資源產業，在香港成立Stone Resources Limited四通資源有限公司。后來跟坦桑尼亞一直在談拿礦，并沒有下文。后來在澳大利亞拿到了礦，已經是 2013 年了，段永基還親自到澳大利亞的拉弗頓礦產現場，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座談會，肯定成績，鼓舞士氣。

2008 年四通的年報中，業務可謂是相當復雜，可以說是群星薈萃，也可以說是蘿卜開會；到這個時候，四通已經完全變味兒了。早就不是那個電子科技巨頭，中關村的明星企業四通了。

2009 年，北京四通私有化了四通控股上市公司，同年退市。后來還推出了一些特殊的打印設備，比如二代身份證識別打印設備，是有政府關系合作的。

2011 年，史玉柱不再擔任 CEO，成了董事。然后幾乎在公眾之間就沒有聲音了。

到今天，四通公司幾乎是沒有了。這幾家公司，注冊狀態還在。以 1988 年成立的北京四通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為例，天眼查最新的情況，段永基、沈國鈞都還是董事，還有 21 個人在交社保。

前面我們提到的四通副總裁李玉琢，當了段永基 8 年的副手，他對段永基的評價是，他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只看前文描述會只看到他很喜歡搞斗爭的一面，這當然未必是假的，但也不能否認同時他也很能干。李玉琢回憶說：「他頭腦清楚，做事干練，精力充沛，工作忘我，每天早晨 8 點以前必定出現在辦公室里，離開辦公室的時間一定是晚上 10 點鐘以后，而且有夜間開會的習慣。任何短暫的時間他都能睡覺，或者在車上隨便瞇一會就夠了。聽人匯報工作時，他常常閉著眼，你以為他睡著了，其實沒有。」

哪怕與段永基關系很差的王緝志也提到過：「段的工作能力很強，凡是與開發有關的非技術問題，我都交給他去辦，他總是完成得很好。」

李玉琢也講了他離開段永基的故事。

在 1995 年，李玉琢實在受不了了，一方面公司管理混亂，段永基和沈國鈞在公司，脾氣不好，非常驕橫。李玉琢那時候正好接到一個工作的 offer，而這個公司的老板曾經帶他轉了轉自己公司。這家公司比四通小得多，不過技術人員也有 200-300 人了，大家都很有干勁，

李玉琢就說我要走了，段永基說你去哪，李說，我要去華為。段說，華為？沒聽說過。行不行啊。

李玉琢心意已決。他回憶說，當時年輕的任正非特別想見一見前輩段永基，就帶他們一起在深圳聊了一次。

段永基問華為的股份構成，任正非介紹，主要是內部骨干員工持股。段永基問，那你本人占多少股份，高層一共占多少股份？任正非說，自己占的股份微乎其微，不足 1%。高層加起來 3% 的樣子。段永基問，那你有沒有考慮到，有一天其他員工可能聯合起來將你們趕走？任正非答：就現在的情況看，還不可能，因為這個企業還在艱難的發展中，他們還需要我。如果有一天他們不需要我了，聯合起來推翻我，說明企業成熟了，我認為是好事。

這就是兩代企業家價值觀的差異。

不過企業家的價值觀總歸也都是復雜的，故事還有另一個結尾。

李玉琢任華為副總裁，1999 年離職。當時李玉琢因為與愛人常年兩地分地他向任正非提出辭職。任正非聽到這個理由后，覺得非常不可思議，脫口而出：為什么要離職，你可以離婚啊！

這個新聞后來還引起了不少討論。

做個總結，四通是個很復雜的公司。背后代表著中關村最早的輝煌。后來多元化的各種問題，引入史玉柱，牽涉到欺詐案等等，乃至巨頭隕落，也都代表草莽時代的公司都面臨的問題。四通還留下了新浪網這么一個活化石，還通過新浪乃至今天的微博，留下了一些痕跡。四通是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標志，用來作為中國互聯網故事前傳，特別合適。

我們這期短暫講了講中關村前史，以及最早一批 IT 公司的代表四通。下期要正式開始通網了，講講互聯網公司了。

這正是：

中關村里搶攤急，漢卡稱雄打字機。

商海沉浮權斗戲，四通月落殘陽里。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科創之城——中關村，北京市檔案館

等離子體所創建人陳春先與世長辭，中科院

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獲新生，北京日報

珍貴老照片，帶你重溫中關村創新發展40年 ，千龍網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墨磊寧

中關村簡史：從創業有罪到中國硅谷，華商韜略

IT歷史連載102-四通集團之1984年成立和被科學家舉報的那些事，時游

IT歷史連載111-四通集團之創始人萬潤南的那些事，時游

IT歷史連載107-四通集團之和新浪的那些事

周光召，“從未改變”的科學家，中國新聞周刊

一路直行：我的企業理想，李玉琢

四通：走出產權混沌，光明日報

四通的落幕：沒有股權，只有權力斗爭，中國新聞周刊

段永基：勉強的“完美謝幕”，鳳凰網

段永基：中關村“教父”的浮沉，中國經營網

錯過了打字機時代的漢字，是如何進入電腦的？差評

開發四通打字機的故事，王輯志

四通故事，萬潤南

萬爺在巴黎，許知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