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這個問題屬于是“謎底寫在謎面上”，相信很多感興趣的朋友都思考過這場大會的意義。這場大會從1962年1月11日開始，2月7日結束，差4天就剛好滿一個月了。時間如此久的工作會議，無論建國前還是建國后，都十分罕見。
但更罕見的是這場大會的規模，七千多人參加，而且都不是無名之輩。他們都是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和軍隊的負責干部。這基本覆蓋了整個中國的方方面面。
這是一場關于國民經濟的會議，軍隊干部卻參與其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此次大會的會議通知中，曾對會議內容和宗旨做以下說明：“今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情況，部分地區已經有了顯著的好轉，但是困難還沒有渡過。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間，還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
例如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不講老實話的作風，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面地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缺乏朝氣，縮手縮腳的畏難情緒，等等。這些觀點、作風，又妨礙著困難的克服。
中央希望，經過這次會議，能夠總結經驗，統一認識，鼓足干勁，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一心一德，積極地、不失時機地加強各方面的工作，使當前的困難較快地克服，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順利發展。”
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這場會議的核心內容是“解決作風問題”。直白點講，其實是解決思想不統一問題。
七千人會議召開的遠因眾所周知，是“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這是根本原因，這個失敗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會議的近因主要有三，一是既然失敗了，該如何在重重困難中進行調整？二是58年中蘇交惡以來，該如何應對國際上的壓力和眾多挑戰。第三點，是最復雜、最不好解決的一點，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評？許多問題急需中央回答。當時地方出現許多怪話和困惑。
例如61年各地討論《農業六十條》，各級干部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三面紅旗”，究竟對不對？鄧小平看后說了一句：“我們什么時候總是要回答這個問題的。”
這場會議的召開其實有些匆忙，從決定到召開才兩個月時間。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當時本就是農業國家的中國，1961年幾乎用全部外匯3億5千萬美金（合14億人民幣）來進口糧食了，其他急需必要的工業物資沒進口多少。
1961年全國征購720億斤糧食，中央上調60-70億斤。到9月，中央決定在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是通知發下去，過去一個半月，各地上調到中央的糧食才7億斤左右。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糧食告急，即將出現斷糧危機。最后這上調糧食問題，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無果后，中央便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專門解決這一問題。鄧小平、劉少奇先后講話。
1961年的糧食問題說完，緊接著講到1962年的糧食上調任務，會場頓時陷入一片沉默。當時提出三個上調方案，120億斤、150億斤和180億斤。最后雖然通過150億斤這個方案，但相當勉強，能不能落實還是個未知數。
鄧小平匯報給毛主席，毛主席聽后就說中央要開個縣委書記以上干部的“大會”。當時毛主席還說：“我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
到會議后期的1月30日，毛主席在會上發表講話。老人家講了六點，全部圍繞著“實行民主集中制”。
一窮二白要發展，糧食是最基礎的問題。中央為什么不斷增加糧食上調數字？還不是因為城市與工業人口越來越多。而國家要發展，這些人是必須要、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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