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當今的科技界尋找一個絕對的異類，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常被簡稱為 RMS）無疑是頭號人物。

（來源：unwisdom）

雖然他的名字在大眾中遠不如埃隆·馬斯克或者比爾·蓋茨那樣響亮，但整個現代互聯網都刻著他的印記。某種程度上說，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互聯網。

他所發明的 GPL 自由軟件協議和 GCC 編譯器，為今天的 Linux 提供了生存規則與開發工具。從而間接奠定了安卓系統、亞馬遜云服務，和幾乎所有大公司都在使用的互聯網基礎設施。

（來源：Tecnolack）

更重要的是，斯托曼不只是程序員，他還是一位哲學家、活動家。他發起的 GNU 自由軟件計劃和創立的自由軟件基金會（FSF），不僅打造了技術組件，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倫理體系——核心是捍衛計算機用戶的自由。

他反復強調：“自由軟件運動中的‘free’，指的是言論自由 free speech，不是免費啤酒 free beer。”

英文的原話是：“Free as in free speech, not as in free beer.”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劃清了自由軟件運動與后來興起的“開源”運動的邊界。前者強調用戶自由的道德權利（使用、研究、修改、分發軟件的自由），而后者則側重軟件開發的實用優勢（如質量、效率、協作），回避倫理訴求。

他也因此被稱為“自由軟件之父”。

直到現在，72 歲的斯托曼依然拒絕使用智能手機——因為它們內置的專有固件無法審查，會持續追蹤用戶位置；他也不使用任何運行非自由操作系統的電腦。

他的個人網站 stallman.org 至今保持純文本格式，界面簡陋，卻持續更新。內容涵蓋對科技巨頭壟斷、政府數字監控、AI 倫理乃至國際政治事件的尖銳評論。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他對當代技術商業模式的長期抗議。

圖 | Richard Stallman 個人網頁（來源：Stallman.org）

自由軟件，從公開對抗比爾·蓋茨開始

1953 年，理查德·斯托曼出生于紐約。

少年時期，他就展現出對數學與邏輯的超常興趣。1971 年，年僅 18 歲的他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物理學，但很快將大量精力投入計算機編程。大二那年，他通過朋友介紹進入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實習，從此與那里的黑客社群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的 MIT AI Lab 是全球計算機文化的圣殿，也是黑客文化和共享精神的溫床。

這里的程序員——包括后來的 Lisp 專家、Emacs 之父——普遍信奉一條不成文的準則：代碼屬于社區，而非個人或公司；軟件應當開放，以便他人學習、改進和分享。

在這種環境中，斯托曼不僅磨練了編程技藝，更內化了一種深刻的倫理信念：計算是一種協作的智力活動，限制共享就是阻礙進步，更是對用戶自主權的侵犯。

1974 年從哈佛畢業后，他沒有選擇高薪的工業界職位，而是留在 MIT AI Lab 擔任專職程序員。他深度參與了 ITS（In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操作系統的開發，并編寫了廣受歡迎的 Emacs 編輯器——其早期版本就允許用戶自由查看和修改源代碼，甚至鼓勵用戶貢獻補丁。

這種“用戶即開發者”的實踐，成為他日后自由軟件理念的雛形。

圖 | Richard Stallman 在 MIT 實驗室（來源：Reddit）

然而，事情很快急轉直下。1976 年，從哈佛輟學創業的比爾·蓋茨，察覺到自己公司軟件的銷量異常，便撰寫了一封著名的《致愛好者的公開信》。信中的核心觀點是：軟件應當被視為一種商品，用戶需要付費購買；其源代碼則是軟件的核心知識產權，理應受到著作權保護并被保密。

圖 | 比爾·蓋茨公開信（來源：Techrights.org）

這一理念迅速在行業中引起共鳴。商業化浪潮席卷了整個軟件界，大量有才華的程序員投身市場，就連曾經在自由共享氛圍中成長的 Unix 操作系統，也被其版權持有者 AT&T 公司嚴格保護起來——不再以象征性價格或者免費提供給學術機構，并對所有 Unix 及其變種主張完整的著作權。

此舉意味著，無數熱衷于探索技術的黑客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自由地學習、修改和分發軟件了。

面對這樣的劇變，多數人選擇順應潮流。但理查德·斯托曼拒絕向現實妥協，并決心以一己之力扭轉局面。他的回應是：既然軟件走向封閉與私有，那就從頭開始，親手打造一套完全自由、開放的替代系統。

為此，他發起了一項宏大的計劃：開發一個與 Unix 兼容但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統，并將其命名為“GNU”（意為“GNU 不是 Unix”的遞歸縮寫）。他旨在構建一整套自由的軟件生態，確保用戶對程序擁有徹底的控制權——包括運行、復制、分發、研究、修改和改進的自由。

斯托曼憑借其影響力，召集了許多黑客共同參與，并成立了自由軟件基金會（FSF）來推進此事。但他深知個人力量的局限，于是設計出了一個具有“傳染性”的法律工具：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PL 協議）。

作為開源協議的一種，GPL 規定：任何基于 GPL 代碼衍生的軟件，其源代碼也必須以相同條款公開，不得閉源專有。

這一機制如同“病毒”一般，將自由共享的理念持續擴散。有人戲稱，照此邏輯，理查德·斯托曼遲早會讓可口可樂公司也在 GPL 協議下公開其飲料配方。

到 1990 年代初，GNU 項目已完成了操作系統所需的幾乎所有關鍵組件：Emacs 編輯器、Bash Shell、glibc 庫、GNU Make、GDB 調試器，以及最重要的——GCC 編譯器。唯獨缺少一個穩定、高效的內核。

1991 年，芬蘭大學生林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在 Usenet 上發布了 Linux 內核的初版。他使用 GCC 編譯了自己的代碼，并在次年決定采用 GPL 協議發布 Linux。

這一選擇至關重要——它使得 Linux 能與 GNU 的組件無縫結合，形成一個功能完整、可實際部署的操作系統。

圖 | 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來源：somoslibres.org）

然而，大眾很快將這一系統簡稱為“Linux”。斯托曼對此極為不滿。他堅持應稱其為“GNU/Linux”。在他看來，這并非爭功，而是原則問題：Linux 只是一個內核，而 GNU 代表了一整套關于用戶自由的哲學體系。

如果只提 Linux，人們會將其視為一種高效的協作開發模式（即后來“開源”運動所推崇的）；而加上 GNU，則是在提醒世人：軟件不僅是工具，更是關乎自由與控制的倫理問題。

盡管林納斯·托瓦茲本人多次表示對“GNU/Linux”名稱不感興趣，甚至調侃叫 GNU/Linux 就像把汽車叫做福特/內燃機。

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斯托曼打下的法律、工具和社區基礎，Linux 很可能只是一個學生作業，無法成長為今日統治服務器、超級計算機、安卓設備乃至嵌入式系統的全球性平臺。

互聯網時代偏執的守夜人

工作之外，斯托曼的個人生活也與其理念高度一致。他沒有房產，多年寄居在 MIT 的辦公室或朋友家中；沒有汽車，出行靠步行或公共交通；不用電視、流媒體、社交媒體。他拒絕使用任何包含非自由軟件的設備——這意味著他無法使用 iPhone、Android 手機，甚至很多 Linux 發行版（如 Ubuntu）也因包含專有驅動或固件而被他排除。

他還創立了自己的“技術教會”——在公開演講場合，他常身披黑色長袍，頭戴一頂用舊電腦軟盤改造成的光環，自稱“圣依格努修斯”（Saint IGNUcius，戲仿耶穌會創始人圣依納爵·羅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以幽默的方式布道自由軟件的信條。

想要加入教會，只需宣讀信仰告白：“除 GNU 之外別無拯救，而 Linux 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內核。”足夠誠懇，上帝或許會保佑你的電腦。

圖 | 斯托曼經典造型（來源：The Seattle Star）

2023 年 9 月，在 GNU 項目成立 40 周年紀念活動上，斯托曼以出乎意料的形象現身：標志性的長發與大胡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化療后的憔悴面容。他向社區坦承自己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但即便戴著口罩、聲音顫抖，仍堅持登臺發言：“病情可控，我仍在為自由軟件基金會工作。”這種近乎苦行僧式的堅持令人動容。

圖 | Richard Stallman 患癌后出席活動（來源：Reddit）

不過，斯托曼并非完人。他性格固執、言論極端，常將復雜社會問題簡化為二元對立。在他眼中，專有軟件不僅是“不好”，而是“不道德”；使用 SaaS（軟件服務）等同于“交出自由”；甚至像 Netflix 這樣的流媒體服務，也被他批評為數字枷鎖。

這種道德絕對主義，使他與許多務實的開源倡導者疏遠。林納斯·托瓦茲直言：“RMS 的性格讓很多人對自由軟件敬而遠之。”

真正的危機爆發于 2019 年。當時 MIT 媒體實驗室因接受性犯罪者杰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資助而陷入丑聞。

斯托曼在一封內部郵件中對人工智能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是否涉及性侵案發表評論，試圖從語義學角度分析“性侵犯”在特定情境下是否成立，稱當事人（未成年人）“可能表現出了自愿”。

這可能也是他所認為的一種“自由”，只是過于理想和真空。

盡管他事后澄清并非為罪行辯護，但公眾普遍認為其言論缺乏基本共情，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在巨大輿論壓力下，他被迫辭去 MIT 客座研究員及 FSF 主席職務。

雖然 2021 年經 FSF 董事會投票復職，但事件已造成不可逆的裂痕：主要贊助商紅帽（Red Hat）、Canonical 一度暫停資助，社區內部出現嚴重分裂。

這一事件暴露了早期黑客文化中的致命缺陷：過度崇尚邏輯正確，忽視社會情感與權力結構。斯托曼的世界觀建立在“代碼即法律”的理想之上，卻未能充分理解現實世界中性別、權力與創傷的復雜性。

在 AI 時代重新定義“自由”

到了 2025 年，斯托曼所擔憂的趨勢正在加速演進。生成式 AI 如 ChatGPT、Gemini、Claude 等由少數科技巨頭壟斷，其訓練數據不透明，推理過程不可解釋，輸出的代碼無法被用戶審查。

斯托曼稱這類系統為“廢話生成器”（Bullshit Generator）：如果用戶無法理解、修改、控制自己使用的軟件，那么無論它多么“智能”，本質上仍是黑盒奴役。

圖 | 關于 ChatGPT 的評論（來源：stallman.org）

更嚴峻的是，云計算和 SaaS 模式正在消解“本地軟件”的概念。用戶不再安裝程序，而是在云端點擊服務；數據不再屬于自己，而是存儲在企業的服務器上。

斯托曼早在 1990 年代就警告過“服務代替軟件”的危險——SaaSS（Service as a Software Substitute）——指出這會讓用戶徹底失去對計算的控制權。

如今，他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而普通用戶早已習慣用隱私換便利，習慣在不讀條款的情況下點擊“同意”。自由軟件運動所捍衛的用戶權利，在效率與體驗面前顯得不合時宜。

可恰恰這種不合時宜，讓斯托曼的存在顯得愈發珍貴。

他或許無法阻止技術中心化的浪潮，但他的聲音迫使我們不斷追問：技術進步是否必須以自由為代價？AI 時代，我們是否需要新的“自由軟件定義”？如何確保算法的透明與可審計？

理查德·斯托曼并不是一個完美的精神領袖。他固執、偏激、不善共情，甚至有時令人反感。但就連他的反對者也承認：“倘若世上沒有理查德·斯托曼，人類也應當創造出這樣一個人。”

運營/排版：何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