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在異國唱紅歌，變成一件撲朔迷離的公共事件。先是視頻流出，然后他說圣誕節(jié)沒去美國，但又有人說是之前在美國唱的。

閆學(xué)晶在直播中說兒子一年才拍一部戲，只能掙幾十萬，都沒法支撐家庭支出，一個家庭一年怎么得有百八十萬才夠花。

這兩位名人，吸收了年終歲尾的大多數(shù)輿論火力，被聲討，被群嘲。

說實話，我不喜歡這兩位名人的表現(xiàn)。姜昆老師一邊表現(xiàn)得偉光正，一邊跑去大洋彼岸有斬殺線的國家唱紅歌。雖然他不承認，但馬上有同航班乘客曝光合影，最后搞得大家真假難辨。閆學(xué)晶老師則屬于有點“何不食肉糜”的感嘆，您兒子每年有一部戲可以拍，有幾十萬收入，已經(jīng)是行業(yè)內(nèi)乃至全國范圍的翹楚，中戲北電畢業(yè)卻無戲可拍的大有人在，還有那些困守在橫店的群眾演員，薪酬日結(jié)，混一頓飽飯，等一個出名的機會。更多年輕人根本拿不到幾十萬的年薪，勤勤懇懇當牛馬，卻拿著萬八千塊（這還是中等偏上）的月薪。

我個人十分不喜歡兩位老師的言語和做派。但這僅限于我個人的感受，他們作為公民，即便是名人，也應(yīng)該有自由表達的權(quán)利，因為其言行沒有違反法律法規(guī)和公序良俗。就像費里尼說的“姜昆有異國唱紅歌且免于恐懼的自由”，我們和大洋彼岸的強國，沒有“法理意義上的敵對狀態(tài)”，因此，一個中國公民在“異國私人空間里唱紅歌”，并不構(gòu)成越界行為。

同樣，閆學(xué)晶雖然“不接地氣”，在她的世界中，一個小家庭年支出百八十萬是基本。因為她沒有更多的底層經(jīng)驗和宏觀調(diào)查，在她的社會圈層中，百八十萬的確是維持家庭支出的最低標準。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最低標準，卻是大多數(shù)家庭夢寐以求的天花板。盡管如此，她只是不合時宜，可以嘲諷，畢竟公眾人物讓渡了一部分權(quán)利，何況還是她自己說出來的觀點。可以嘲諷和批評，也犯不上審判。

同樣如費里尼所說，“表達自由開始按身份、立場、風(fēng)向重新分配”。這是階層、身份固化之后，輿論場上普遍存在的風(fēng)氣。越是有錢有身份的人，言行的容錯率越低。盡管我們認為公眾人物讓渡出部分私權(quán)，但這種低容錯，也可能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頭上。反正我不能保證自己言行始終如一，我也可能因為討好型人格說一些奉承的話，也可能喝多了聊high了說一些蠢話，也可能知識見地有限說一些錯話。但我也是個自媒體人，是否也有風(fēng)險讓自己陷入這種被審判的尷尬？再“滑坡”以下，當名人的言行都被批判的時候，普通人的類似言行是否也會被審判？

我們都想要一個安全的生活，那就從寬容開始吧，這樣才能保證同樣的怒火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