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夜即將來臨，不像以前人們都守著電視等跨年晚會，今年很多人已經買好票準備在演唱會現場倒數了。

明晚，全國大約會有20多場知名歌手的跨年演唱會，同一時間在全國不同城市舉辦。周深2025「深深的」巡演跨年紀念場將在香港啟德主場館上演，張杰「未·你好嗎」2026年跨年在澳門威尼斯人綜藝館舉辦，王源的「客廳狂歡」跨年演唱會在鄭州連演三天。此外，汪蘇瀧、林憶蓮、鄧紫棋、張遠、胡彥斌等多位歌手均選擇在演唱會與粉絲一同跨年。

各歌手演唱會詳情（圖源：截自大麥）

放在往年，歌手與粉絲一同跨年的場域，是各大衛視的跨年演唱會。而今年，更多主流歌手選擇離開衛視跨晚，不再做“大拼盤”的一員，借力線下演出市場連續兩年的火熱勢頭，在跨年夜與自己的粉絲一起走向線下狂歡。

像周深、鄧紫棋、汪蘇瀧、張靚穎等人氣歌手，曾經與跨年晚會都有過一段蜜月期，是節目單上少不了的熟面孔。

陣地的轉移，折射了話語權的一起一落。演唱會市場的持續繁榮，人氣歌手門票一票難求，跨年夜成了歌手的“黃金檔期”；而伴隨電視媒介的式微、線上拼盤演唱會的同質化，衛視跨晚邀約的含金量、吸引力都不再那么高了。

當內容的供給側與消費側都在撤退，跨年晚會這一形態該如何在新時期存續？

當歌手離開跨晚

從商業收益上來看，演唱會對歌手們來說遠比跨晚更有吸引力。

以此次周深跨年演唱會為例，按演唱會門票均價約1054元，啟德體育場最多容納5萬人來計算，連開三天，票房收益約1.58億，即便扣除場館租賃、舞美制作、服裝、人力等成本，票房收益與品牌回報，仍遠高于在衛視跨晚唱兩首歌所獲得的通告費與曝光價值。

這樣的變化，歌手和粉絲都喜聞樂見。從歌手角度來看，參加跨晚往往要服從于衛視的流程安排，配合完成表演、互動，以及整臺晚會的主題表達。而獨立演唱會，從舞臺設計、曲目編排，到藝術表達，均掌握在歌手及其團隊手里，歌手更容易建立個人IP，保證對粉絲的長線運營。

在粉絲眼里，看到喜歡的歌手離開衛視跨晚，舉辦個人跨年演唱會，心理快感某種程度上或可類比得知喜歡的藝人與經紀公司解約——總歸是脫離資本、權力操縱，回歸獨美的好事。

同時，單獨的、線下的演出，很大程度上也更契合當下年輕人的消費習慣。跨年晚會雖然最大限度堆疊起了嘉賓陣容的豪華度，但大部分人對明星的喜愛其實并不在于“多”。尤其是隨著娛樂消費越來越碎片化、分眾化之后，觀眾對拼盤式節目的耐心大幅下降，多數人收看跨晚的方式，也只是挑選觀看自己喜歡的嘉賓表演。與其守著遙控器和進度條苦等，奔赴線下個人跨年場演唱會，顯然是更好的跨年夜選擇。

2024年湖南跨年晚會（圖源：湖南跨年晚會）

但對各大衛視而言，歌手的外流不可避免會削弱跨年晚會的吸引力。在同一時間段多臺衛視同步直播的競爭格局下，跨年晚會之間比拼的核心競爭力便是嘉賓陣容，而具備演唱會票房號召力的歌手，往往也是拉動收視、帶動回看和轉發傳播，以及吸引廣告投放的核心主力。這部分歌手離開，對跨晚的內容、招商兩個層面都會有負面影響。

更值得憂慮的是，明年跨晚歌手的外流可能還會進一步加劇。從今年個人跨年演唱會售票趨勢和市場反饋來看，頭部歌手如周深、汪蘇瀧、鄧紫棋均一票難求，粉絲基數相對較小的胡彥斌、李榮浩、張遠、陸虎等歌手跨年場選擇在金華、佛山、清遠等二、三線城市舉辦，門票同樣很快售罄。由此不難判斷，專業歌手在下沉市場舉辦個人跨年演唱會仍然有增長空間，跨晚的歌手出走潮可能會愈演愈烈。

這種情形下，跨晚必須求變。

過去將現場直播視作賣點的各大跨晚，如今選擇錄播的越來越多，從而保障嘉賓陣容。比如北京衛視和B站的跨年晚會，都是提前錄制，把周深、張遠、胡彥斌等有演唱會安排的人氣歌手留在節目中。倘若未來更多歌手舉辦跨年夜個唱，錄播模式也可能被更多衛視借鑒。

周深、劉宇寧錄制北京跨年（圖源：微博）

歌手沒空，那么主攻方向就變成了演員。從各大衛視公布的陣容來看，今年跨年晚會不論是嘉賓數量還是節目分量，總體都在向演員傾斜。“星光最亮”的湖南衛視幾乎請來半個“尖叫之夜”的嘉賓，孟子義、宋威龍、譚松韻、檀健次、王楚然、王鶴棣、張凌赫等一眾演員都將登臺獻唱，東方衛視和浙江衛視則分走了剩下了半個“尖叫之夜”，前者最重磅的嘉賓是肖戰和龔俊，后者則邀請到了白鹿、李昀銳。

嘉賓官宣海報（圖源：微博）

幾大衛視中，只有主打“將真唱進行到底”的江蘇衛視，嘉賓仍以專業歌手為重，請來羅大佑、張碧晨、毛不易、張韶涵等實力派歌手，同時也是唯一請到周深的直播跨晚。然而，由于專業歌手被個人跨年演唱會分流，江蘇衛視的嘉賓名單也略顯短小。

總之，衛視面臨的局勢相當被動，演員成為嘉賓主力，晚會很容易變成綜藝，顯得不倫不類；而如果不放棄人氣歌手，便要么接受錄播、配合歌手檔期，要么在直播條件下壓縮歌手數量，犧牲節目體量、完整度。只有折衷，沒有優選。

當觀眾不再是大眾

在歌手離開跨晚之前，跨年晚會也早已在內部經歷一輪從大眾化到分眾化的變化。

回到跨晚的起點，2005年，湖南衛視當年推出的選秀綜藝《超級女聲》一炮而紅，借此東風，湖南衛視以“05超女”為核心，搭配陶喆、潘瑋柏、謝霆鋒等成名港臺歌手，舉辦了首屆跨晚演唱會，這也是業內和學界公認的首屆跨年晚會。

集齊一幫綜藝選秀新星和港臺流行歌手跨年的拼盤晚會模式，很快被各大地方衛視效仿借鑒，跨晚也開始成為更大眾層面的流行文化。

盡管各家衛視都有自己的內容品牌，但其底層邏輯高度一致——依托衛視自身的選秀綜藝與造星體系，持續輸出新面孔，同時加入多位知名港臺歌手，保證嘉賓的含金量，在年輕觀眾的追星熱情與年長觀眾的懷舊偏好之間取得最大公約數，從而盡可能覆蓋更廣泛的收視人群。

在此后的數年間，各大衛視的跨年晚會逐漸進入拼陣容的競爭階段，但這種競爭依然服務于同一個目標——大眾化。各家衛視比拼的核心，就是誰能邀請到更稀缺、更重量級的歌手與偶像，借助明星資源的堆疊，維系跨年晚會作為全民娛樂事件的中心地位。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受歡迎的歌手在兩到三家衛視間極限通勤，人氣偶像團體則是分拆三家、雨露均沾，每家都開始邀請歐美、日韓歌手作為驚喜嘉賓，各大衛視的跨晚的確大眾化，但也同質化。

雷同的線上拼盤演唱會陷入疲勞期時，更年輕形態的跨年晚會開始崛起。2019年，B站舉辦了站內第一屆跨年晚會“最美的夜”，同時在線人數超過8000萬，晚會貼近平臺原生的內容生態，突出情懷、復古、玩梗等元素，豆瓣評分高達9.0分，被媒體評價為“最懂年輕人的晚會”。

B站2019演唱會豆瓣評分（圖源：截自豆瓣）

“最美的夜”向各大衛視驗證了，跨年晚會并非只能依靠明星堆疊來完成，圍繞特定人群、特定情緒與特定文化語境進行內容策劃，同樣能夠形成強烈的情感共振。

這也啟發了傳統跨年晚會對于內容差異化的重新思考。過去幾年，跨晚嘗試在原本的狂歡娛樂基礎上加強敘事性，嘗試對過去一年中最集中的社會情緒與熱點文娛事件作出回應。

例如，2021年的主旋律大年，《覺醒年代》《山海情》熱播，《長津湖》打破影史票房紀錄，東方衛視跨晚中請來不同領域中的平凡英雄，編織過去一年的生活圖景；2023年人們正式從疫情中回歸線下生活，湖南衛視將跨晚舞臺打造為真實的街區生活場景，喚起觀眾的情感連接；同年，江蘇衛視“緊跟時事”，在明星藝人假唱風波”后，打出“真唱，我們從來都是認真的”的口號，增加晚會看點和討論度。

2023年湖南衛視跨年演唱會（圖源：湖南衛視跨年晚會）

盡管這些改變引起了一些討論，但并沒有徹底扭轉跨晚失去觀眾的態勢。本質上，跨晚的小眾化，與電視作為一種大眾媒介的衰落，以及拼盤演唱會這種大眾化演出模式不再流行有關。當觀眾不再是大眾，節目追求大眾化也只能是刻舟求劍了。

我們還需要跨年晚會嗎？

當歌手開始離開跨年晚會，觀眾也不再是意義上的大眾，那么跨年晚會，這個曾經被賦予年度文化儀式的節目形態，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

答案似乎在變得越來越模糊，線下觀眾可以選擇看電影、看演唱會，線上娛樂需求分散在各類平臺的跨年內容中，脫口秀、短視頻、直播都是便利的娛樂選擇，跨年的陪伴需求早已不再只能由電視來完成。某種意義上，跨年晚會失去的，并不是觀眾，而是唯一性。

但如果進一步追問，跨年晚會真正承擔的功能，或許從來不只是娛樂本身。

在電視作為強勢大眾媒介的年代，跨年晚會是一種典型的共時性內容，它通過固定時間、固定頻道、固定儀式，把高度分散的個體聚攏到同一個時間軸上。無論觀眾是否完整觀看，是否喜歡節目嘉賓，跨晚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種公共文化節律的標記。正因如此，跨年晚會才能在多年重復中，被不斷賦予儀式感的意義。

2024年跨年倒計時（圖源：湖南衛視跨年晚會）

但當下，這種基于大眾媒介的共時機制，正在被逐漸瓦解，曾經的大屏同看變成了各看各的小屏，跨年已經不再需要一個統一的舞臺。對大量年輕觀眾而言，跨年更多是一種私人化、圈層化的體驗，和誰在一起、在哪里、做什么，遠比看不看跨晚、看哪家跨晚更重要。演唱會、朋友聚會、線上娛樂，都可以完成跨年的儀式感。

在這樣的現實下，跨年晚會如果仍然以拼盤演唱會的方式，試圖討好所有人，結果往往只能是對任何一個群體都缺乏足夠吸引力。

這也正是近年來跨年晚會不斷強調主題、敘事與態度的原因。無論是強調真唱、強調情緒回應，還是強調城市空間、線下生活，本質上都是在重新找到與人鏈接的方式。

從這個角度看，跨年晚會或許不再承擔全民娛樂的功能，但仍然可能保留公共表達的價值。誠然，這種公共性并不是跨年晚會所獨有，央視春晚中同樣存在，但相較于春晚必須承載的民族敘事與集體主義表達，地方衛視跨年晚會反而保留了一種更貼近日常生活、文化潮流的年輕氣質。

因此，相比春晚，跨年晚會更容易結合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當下情緒，呈現一種帶有市井氣與現實感的公共表達，這種基于地域與生活半徑展開的表達方式，恰恰契合了當下愈發被強調的“附近性”，也為跨年晚會在分眾時代保留了一種尚未被完全替代的存在空間。

從城市、生活、附近出發，讓地方衛視回歸本來地域化、差異化的面貌，以此為起點探索跨年晚會新的內容形態，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方向。相比如今大小屏幕里早已過度泛濫的明星內容，這樣能鏈接城市與個體的節目，或許才是真正的稀缺內容，也更可能在跨年夜這個特殊時刻，為觀眾提供邁步進入新一年的情緒支點與精神力量。

當然，這意味著跨年晚會必須接受一個現實——它不再是跨年夜的必備選項，甚至不再是主流選項。放下收視率和陣容比拼的執念，承認自身只是眾多娛樂形式的其中之一，跨年晚會興許還能為自身騰挪出新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