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總喜歡把成功歸咎于個人努力，將自身包裝成奮斗拼搏的成功

代表，而對時代趨勢避而不談，當言論引發公眾反感時，還高高在上說教，將自己送上“電子斷頭臺”。

2026年1月，演員閆學晶在直播中透露兒子一家收入，稱兒子拍一部戲“就掙幾十萬塊錢”，兒媳婦是音樂劇演員“掙得更少一些”。她表示小兩口一年總收入不到四十萬元，而家庭年開支需要百八十萬才能維持運轉。

這番言論迅速被網友解讀為“哭窮、變相炫富”。更令公眾不滿的是，事后她在直播中批評網民是“酸黃瓜”，徹底激怒了網友。事件發酵后，閆學晶的抖音和快手賬號均被禁止關注。網民不僅開始抵制該演員的帶貨商品，更是將該演員的多方面信息扒了出來，直指其兒子違規報考中傳新疆班等問題。

視頻素材來源于抖音用戶“小郭聊人生”

“吃肉吧唧嘴”：公眾人物的自以為是

公眾人物因為言論問題將自己和所屬的企業推上風口浪尖已經不是單一案例，每年都有一些公眾人物在網絡直播或者訪談中引發輿論爭議。

一句“哪里貴了”，李佳琦單日微博粉絲流失超107萬；一篇南極來信，俞敏洪被員工諷刺為“南極人”；一次家庭收支的直播分享，閆學晶的社交媒體賬號被平臺禁止關注。

這些公眾人物在享受成功果實的同時，用缺乏共情的言辭將自己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曾經喊著“把價格打下來”的主播，在賺錢后變得很膨脹。

當俞敏洪在南極贊嘆“浩瀚的潔白”“翡翠般的冰山”時，他的員工正對著電腦屏幕上的報表焦頭爛額；當他以企鵝越冬類比團隊精神時，員工卻在計算房租與績效。

回顧過去發生的個人形象崩塌的事件，他們看似事件不同，但其實做的事情都是一樣：“吃肉吧唧嘴”。這也是大眾對他們的言行反感的直接原因。

“吃肉吧唧嘴”這一民間俗語，生動描繪了那些享受成功果實卻舉止粗魯、不顧他人感受的行為。在公眾人物身上，這種“吧唧嘴”常常表現為成功后對普通人的批評和說教。

2023年李佳琦花西子事件后，當年9月，“上海胸外科醫生回應李佳琦言論”登上熱搜，該醫生稱：上個月開了近80臺手術，門診大約有400個病人，工資加獎金大概4萬出頭。平均每臺手術的收入低于500塊錢。醫生在視頻中表示，真的不是我不努力，我努力了大半生成為中國最頂級的胸外科醫生，我能在5公分的單孔下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植術……來自專業領域人士的回應和公眾人物對普羅大眾的說教對比格外強烈。

閆學晶事件如同當年李佳琦事件的翻版，但不幸的是，她并沒有意識到輕飄飄的一句“酸黃瓜”刺痛的恰恰是正在面臨裁員、失業和降薪的普通大眾。

“努力”“收入”：這些話題為何被人反感

為什么公眾人物談論努力和收入特別容易引發反感？近年來的一系列案例揭示了這一現象背后的邏輯。

除了上述案例，我們可以回顧同樣引發爭議的翟天臨的“知網是什么”事件和那爾那茜被曝涉嫌“高考移民”事件。

這些事件本質上都觸及了社會公平的敏感神經。當名人談論努力、收入、學習等話題時，他們的言論往往與實際可查證的事實形成鮮明對比。對于普通人而言，獲得一份體面的收入，需要有一個體面的學歷背景；獲得一個好的學歷，需要接受數十年的教育，這中間容不得半點差錯。出身于小縣城和出身于大城市，接受到的教育資源可能決定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是名人在談論收入、學歷、努力、成就時，他們將這一切視作為自己努力的結果，忽視了背后的家庭因素和客觀環境的優勢。這些因素在互聯網時代變得格外扎眼，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下，越來越難依靠個人的努力獲得成功時，大眾往往會窺探和學習他人成功的路徑，但是一旦發現名人口中的言辭和他們成長的路徑不一致時，網民就會掀起討伐的浪潮。名不副實，德不配位，這才是名人談論這些話題被人反感的直接原因。

除了這種真實的因素外，還有圈層語境的不同，讓名人圈和大眾輿論逐漸產生隔閡和沖突。這種對比就像飛機頭等艙和經濟艙之間的那道布簾。在各自區域內，乘客可以抱怨空間狹小，這種抱怨能引發同艙乘客的共鳴。但一旦簾子被拉開，兩邊乘客就處于完全不同的語境和經驗中。

俞敏洪在南極談論“團隊精神”和“企業奮斗”時，就像頭等艙乘客向經濟艙乘客描述窗外風景多么壯麗，卻不知道后者正在忍受狹小的空間和不舒適的座椅。

公眾人物的表達失誤，常常源于缺乏對普通人真實生存狀態的體察。他們習慣于輸出“你應該怎樣”的指導，卻鮮少傾聽“你正經歷什么”的訴說。

權力和分配：名人引發的本質爭論

名人談論令網民反感的話題背后，潛藏著公眾對權力和分配問題的深層焦慮。

根據學術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在某些階段呈擴大態勢。收入基尼系數從1985年開始持續快速上升，21世紀以來，其經歷過2003-2004年的短暫下降后，一度呈趨勢性上升到2009年的高峰值0.49；然后呈波動下降態勢，2020年降到0.468。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大于0.4小于0.5，則收入差距過大。

在這種情況下，名人作為社會公眾人物，其言論就顯得尤為敏感。當他們占據社會資源，享受特殊待遇，卻在公開場合“哭窮”或要求他人反思是否努力時，自然會激起公眾的強烈反感。如當網紅博主戶晨風以“蘋果人”和“安卓人”的標簽制造社會對立，將逛菜市場、買國貨等日常行為污名化為“底層象征”時，他實際上是在利用消費差異制造群體歧視。

這種惡意操弄的本質是利用人性弱點販賣焦慮，不僅傳播錯誤扭曲的價值觀，更會撕裂社會共識、激化群體矛盾。戶晨風的賬號最終被多個平臺封禁，內容被清空，是這種“毒流量”操弄者的必然下場。

真正的企業家應該像德國寶品牌創始人陳國民博士那樣，將社會責任視為企業發展的根基。他創立“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推動建設愉快的工作環境，提高員工幸福感。

或者如獲得“中國好人榜”稱號的林風謙那樣，30年行程40多萬公里，為鄉村兒童點亮閱讀夢想。他發起“我愛圖書角”項目，捐建2237個圖書角，惠及8萬余名孩子。

這些正面案例表明，公眾人物應當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改善社會資源分配，而非強化不平等或為自己擁有的特權辯護。

閆學晶的直播風波后，她代言的調料品牌立即宣布切割關系，公司產品全線停產，新包裝做好后再恢復生產。品牌負責人正在清點損失，準備向閆學晶方追責。他們的遭遇印證了那句話：“上帝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一旦脫離大眾語境，高高在上對民眾說教，勢必會被拉下舞臺，成為公眾唾棄的對象。

（本文參考新華報業網、每日經濟新聞、荊楚網、上觀新聞、《價格理論與實踐》等）

撰稿：張勇、王子翼

編輯：吳增輝

審核：Z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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