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位民營企業家被指控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六起尋釁滋事罪、兩起妨害作證罪、兩起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和一起非法買賣爆炸物罪。本人為第一被告人作了全案無罪辯護。經過艱苦努力，最終一審法院判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一起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和兩起尋釁滋事罪不能成立。法院以其余罪名合并判處被告人五年六個月，二審上訴后繼續減刑。現摘取非法買賣爆炸物的部分辯護意見，簡化后予以公開發布。

一、在案證據不支持非法買賣爆炸物，僅支持在政府要求下為其他中小礦企提供炸藥幫助

1.《縣長辦公會議記錄》闡明了案發背景

辯護人申請調取的《縣長辦公會議記錄》，明確載明：時任縣政府主要負責人帶領各大職能部門負責人開會，要求整合礦企資源，讓不具備爆炸物使用資格的小廠開工采礦。含義非常明確，有炸藥使用資質的大礦山幫助沒有炸藥使用資質的小礦山采礦，乃政府主導、要求的行為。這是本案指控的所謂非法買賣爆炸物的案發背景。

2.《協議》證明是代供炸藥而非買賣炸藥

被告單位和另一礦企簽訂的《協議》，直接決定了提供炸藥的性質。其中有兩個重要條款，值得合議庭高度重視：

（1）提供炸藥需要征得公安、安監等監管部門的同意，這是協議設置的前提條件。政府審批同意讓行為合法化。

（2）“代供”不等于買賣。“代供”的含義是指，將其他礦山的炸藥需求納入被告單位的指標范圍，以被告單位名義采購和使用。這些爆炸物根本不存在所有權的轉移，最多也只是受益權的轉移。

（3）《協議》沒有約定支付對價。雖然有部分證人證稱，小礦山支付了費用，但缺乏必要的財務憑證佐證。退一萬步，“代供”不等于免費贈送，支付一定的對價也完全合理。關鍵是對價到底是多少并未查清，是否是政府定價亦不清楚。

3.證人C是接收炸藥的礦企老板，其證言不支持非法買賣的定性

（1）C稱其從未就購買炸藥等火工品跟被告人談過。這跟被告人反復強調，其給C的礦企提供炸藥完全是聽從政府安排相互佐證。可見本案并無買賣，只有提供。

（2）C稱是X縣政府召集公安、國土、安監等八大部門的一把手局長開協調會，幫其解決炸藥來源問題。這跟X縣政府的《縣長辦公會議記錄》相互印證，足以證明案發背景。

（3）偵查人員問及以什么價格、什么方式支付的炸藥等火工品費用，C一律回答不知道，由Z負責。由于Z已經去世，無法提供證詞，故C的礦企是否支付對價至今存疑。

4.證人J的證言蘊含了本案的案情真相

J是C的屬下和員工，也是直接當事人。J證稱：“最后被告單位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的炸藥進行洞采”。把這句話搞明白了，這個罪名涉及的案情事實也就搞明白了：

（1）“最后”，說明之前有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C所說的X縣政府以及八大政府部門的協調、要求等。

（2）“同意”的主體，形式上看是被告單位，實質上是X縣政府、八大政府部門和第三方爆破公司。

（3）“使用”是客觀中性表述。使用和提供不等于買賣。

（4）“他們的炸藥”屬于認知錯誤。形式上，炸藥是被告單位花的錢，但其實被告單位只有受益權，付了錢只能要求對應的炸藥用于被告單位采礦。從實際控制看，炸藥始終由第三方爆破公司控制。因此，“他們的炸藥”并非被告單位的炸藥，而是第三方爆破公司的炸藥。

（5）“進行洞采”證明炸藥只用于生產經營，沒有用于違法犯罪或其他用途。

二、本案不符合非法買賣爆炸物的行為特征

非法買賣需要具備四大要素：雙方達成買賣的合意、賣方以營利為目的、賣方轉讓爆炸物的所有權、買方支付爆炸物的對價。本案均不符合：

1.雙方未達成買賣合意。在案證據不能證明，雙方達成過任何買賣合意。

2.被告單位不以營利為目的。根據起訴書指控，買賣爆炸物的價格僅為4000元。這其中還包括1500元的重復計算，實際只有2500元。被告單位當時的年盈利數以千萬計，根本沒有任何動機為了區區2500元去冒巨大的法律風險。

3.被告單位未轉讓爆炸物的所有權。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本案中，即便被告單位對案涉爆炸物也只有收益權，炸藥的運輸、保存和使用均由第三方爆破公司負責，相關工作人員均系第三方爆破公司的員工，由第三方爆破公司發放工資。案涉爆炸物無論最終歸誰使用，都處在第三方爆破公司的嚴格管理之下。

（1）占有：爆炸物雖然存儲在被告單位提供的火工庫內，但火工庫唯一的一把鑰匙由第三方爆破公司員工保管。

（2）使用：領取爆炸物需經過第三方爆破公司同意，且由其將爆炸物運輸至爆破地點并直接實施爆破。

（3）收益：收益權確實歸屬被告單位。支付爆炸物價款后，被告單位有權要求這些爆炸物用于自己的公司。

（4）處分：處分權完全歸屬于第三方爆破公司。被告單位對爆炸物領用的確認實際上是對收益權的確認。

4.在案證據不能證明接收炸藥的一方支付了對價。

三、案涉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科處刑罰違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1.涉案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觸犯刑法的本質原因是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退一萬步，即便被告單位為鐵選廠提供了炸藥，本案的行為也不具備任何社會危害性。

（1）被告單位自己使用和鐵選廠使用，風險系數沒有區別。同一批爆炸物、同一批爆破員和安全員實施爆破、同樣的存儲和運輸條件、同樣的爆破操作流程。

（2）鐵選廠客觀上沒有因為使用炸藥發生過安全事故。

（3）所有爆炸物都實際用于生產經營，沒有流向社會或其他不安全的領域。

2.要求被告單位拒絕政府安排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中國是一個權力本位的人情社會。X縣政府縣長親自召集國土、安監、公安等八大單位一把手開會，要求整合資源，明文要求有炸藥使用資質的大礦企幫助沒有炸藥使用資質的小礦企，時任M鎮一把手鎮長親自出面協調，要求被告單位完全置之不理、不予理會，根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3.政府主導的行為，事后追究企業責任違反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政府負責人出面協調、要求企業做的事情，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實際情況，事后追究企業的法律責任。這既讓政府信用掃地，而且也違背基本的公平。某種程度上保護企業和公民的信賴利益就是保護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