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沒有名譽權的，公眾對一座城市的批評、調侃，哪怕是不太恰當的指責，本質上還是屬于社會評價和輿論表達的范疇。

最近成都警方通報的兩起案子，在網上炸開了鍋。

成都警方：齊某（男，25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事兒其實不復雜：兩個網絡博主為了蹭流量，靠擺拍、剪輯搞出虛假視頻，還特意把鍋甩給成都。最后結果一出，一人被刑事立案，一人被行政拘留。
通報里，“抹黑成都”“破壞公序良俗”“擾亂網絡秩序”這些詞，成了給事件定性的關鍵。警方果斷出手，不少網友直呼過癮：“就該治治這些為了流量沒下限的人！”
但另一邊，法律圈和輿論場里，不同的聲音也冒了出來：這種行為，真的嚴重到要動用刑法，讓人一輩子背上“犯罪”記錄嗎？
今天咱們不聊情緒，只掰扯掰扯法治的基本邏輯。
首先必須明確：我們絕對不為這類虛假視頻撐腰。虛假擺拍、刻意制造地域對立、靠獵奇低俗博眼球，這些操作扭曲信息、誤導公眾，把網絡環境攪得烏煙瘴氣。

對這種行為，平臺下架、輿論譴責、行政處罰，也是社會治理的一個手段。
但核心問題來了：刑法，這把“社會防衛的最后武器”，真的該在這個時候亮出來嗎？
咱們說的這個“尋釁滋事罪”，原本是用來懲治現實里那些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

就算后來適用范圍延伸到了網絡空間，也得以造成清晰、具體、嚴重的社會危害為前提吧？
仔細瞅瞅警方通報，“引發不實解讀”“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這類表述反復出現。但這些話，更多是主觀的價值判斷，而非能被客觀證據釘死的事實描述。

刑法講究的是“罪刑法定”和嚴格證明，當執法依據全靠這種抽象評價撐著，難免讓人擔心：法律的邊界，是不是有點太模糊了？

還有個特別耐人尋味的細節：這兩起案子的行為模式幾乎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結果卻是一個刑事立案、一個行政拘留，輕重差了一大截。
這就讓人忍不住追問：罪與非罪的邊界，到底該劃在哪兒？
如果說“編造虛假視頻還惡意綁定城市”本身就夠得上刑事犯罪，那刑法的打擊面可就太寬了。

但反過來想，要是這種行為的危害，主要是擾亂了網絡言論生態，那用行政處罰和平臺規則來處理，明顯更精準，也更符合“該咋罰就咋罰”的比例原則。
刑法的厲害之處在于，它直接關系到公民的自由和名譽。

所以法治社會都有個共識：能靠民事、行政手段解決的問題，就別麻煩刑法出場。

要是治理的工具箱還沒翻到底，就急著啟動刑事追訴，那可得拿出十足充分的理由，再掂量掂量才行。
通報里還有個核心指控——“抹黑成都”。但從法理上講，這個說法真的站得住腳嗎？
城市可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主體”，它不像自然人或者企業那樣，有實實在在的“名譽權”。

公眾對一座城市的批評、調侃，哪怕是不太恰當的指責，本質上還是屬于社會評價和輿論表達的范疇。

就算說話的方式讓人不舒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侵害社會秩序”吧？
一旦讓法律來給“城市形象”撐腰，其實是把一個模糊又情緒化的東西當成了保護對象。

這條邏輯鏈能無限延伸：從“抹黑城市”到“影響城市形象”，再到“制造負面輿論”……評價標準越來越主觀，法律本該有的確定性，可就慢慢流失了。

另外，第二起案件的通報里，警方還提到當事人“以所謂‘同性戀身份’為噱頭”。
我們知道執法者是想譴責他虛假炒作的動機，但法律文書里的每一句話，都有著極強的社會示范效應。

這種措辭一不小心，就可能加深大家對性少數群體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反而把焦點從“造假行為”本身，給帶偏了。
“公序良俗”確實是法律體系的重要基石，但它太抽象了，內涵也會跟著時代變。它應該是一道不能隨便觸碰的底線，而不是一個能隨便往里裝東西的“口袋”。

要是動不動就拿這種抽象原則定罪，不僅會讓大家對法律失去穩定的預期，更會讓公眾心里犯嘀咕：以后說話的邊界，到底在哪兒？
說到底，這場爭論的核心，根本不是“低俗內容該不該管”，而是“刑法，到底該不該用來管這個”。
一個真正自信的城市，根本用不著靠刑罰來捍衛自己的“名聲”；一個成熟的法治體系，更不該讓刑事手段，去承擔“平息輿論”“以儆效尤”的活兒。
法律的權威，從來不是靠懲罰的頻次和力度撐起來的，而是源于它清晰的邊界和克制的適用。
當刑法被指望用來修復形象、安撫情緒時，我們可能贏了某一場“戰役”，但卻可能動搖公眾心里，對法律那桿“公平秤”的長久信任。
對網絡亂象要治理，我們也是贊成的。
但每一步，都得踩在法治的軌道上，走得明明白白、慎之又慎，經得起所有人的追問。
這不僅是在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權利，
更是在守護法治本身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