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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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封建變?yōu)榭たh，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宣帝定乎西域，元則西域、西夏、大理、吐蕃，皆入版圖……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元史·地理志》

這段出自《元史·地理志》的記錄，非常客觀地點出了一個常被后人情緒化忽視的一個事實：“論版圖之廣闊、論對邊疆控制之嚴密，漢唐宋皆不如元。”

提及元朝，很多人往往陷入兩個極端，要么沉浸在崖山之后無中華的悲情中，把它視為中華文明的至暗時刻，要么盲目地崇拜上帝之鞭的武功。

但如果剝離開民族的情緒，僅僅從地緣政治與國家形態(tài)演變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元朝極有可能是中國歷史走向現(xiàn)代大一統(tǒng)版圖的決定性轉(zhuǎn)折點。

說得夸張一點，如果沒有元朝對歷史進程的強行格式化，中國極有可能會滑向歐洲模式，陷入永久性的分裂與列國并立之中，接下來老達子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拙見～

差點固化的列國時代

我們先來看看，從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再到1276年南宋臨安城陷落，在這300多年的漫長時光里，中華大地實際上處于什么狀態(tài)？是長期分裂。

很多人習慣將遼、金、西夏視為邊患或割據(jù)政權(quán)，這是一種以中原為中心的慣性誤讀。在當時的真實地緣格局中，這些政權(quán)早已完成了從部落到國家的轉(zhuǎn)型。

查閱《遼史》與《金史》能看出來，遼人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法律和五京制度，西夏黨項人創(chuàng)造了復雜的西夏文，并仿照宋朝建立了完備的官僚體系。

最關(guān)鍵的證據(jù)在于澶淵之盟后的外交文書，宋朝皇帝與遼國皇帝互稱兄弟，這在法理上其實承認了南北朝的并立地位。

這與春秋戰(zhàn)國的分裂截然不同，春秋戰(zhàn)國時，大家雖然打仗，但都認同自己是諸夏，頭上頂著同一個周天子。而宋、遼、金、夏的對峙，更像今日的歐洲，不同的民族主體、不同的語言文字、各自獨立的皇權(quán)法統(tǒng)。

如果按照這個劇本繼續(xù)演化200年，會發(fā)生什么？

當幽云十六州長期脫離中原，而河西走廊又被黨項化，再加上云貴高原的大理國早就延續(xù)了它數(shù)百年的法統(tǒng)，這些地區(qū)對大一統(tǒng)的認同感將徹底歸零。就像羅馬帝國崩潰后的法蘭克、日耳曼一樣，中國極可能演化成多個獨立民族國家長期共存的格局。

宋朝雖然經(jīng)濟繁榮，但由于它的地緣先天不足，失去了燕云的屏障（每次寫到燕云都忍不住要罵一下那個兒皇帝）和西北的馬場，實際上已退化為一個內(nèi)向型的局部政權(quán)，根本無力逆轉(zhuǎn)這種離心的趨勢了。

而打破這個死結(jié)的，正是元朝。

從文化中國到地理中國的破局

元朝對中國歷史最大的遺產(chǎn)，是它用絕對的武力，強行把即將分崩離析的板塊焊在了一起，并重新定義了中國的邊界。

在元朝之前，中國更多的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往往狹義的指代漢地九州。是元朝，將這個概念拓展為包含西藏、西域、蒙古高原在內(nèi)的超大地理實體。

這里必須擺出兩條讓大家無可辯駁的史實實錘：

1、西藏的行政化歸屬

這是元朝留下的最硬的政治遺產(chǎn)，不同于唐朝與吐蕃的舅甥關(guān)系（外交關(guān)系），元朝是通過設立宣政院，直接對西藏進行行政管轄。

查閱《元史·百官志》，宣政院是中央一級機構(gòu)，秩從一品，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及吐蕃地區(qū)軍政。在西藏地方，元朝設立了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這是西藏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行政版圖的開端，此后明清兩代雖有更迭，但都繼承了這一法統(tǒng)。

2、云南的徹底內(nèi)地化

如果你去讀唐史，會發(fā)現(xiàn)南詔國經(jīng)常把唐軍打得全軍覆沒。哪怕到了宋朝，趙匡胤面對大渡河也只能用玉斧一劃：“此外非吾所有也。”

云南地區(qū)（大理國）在當時幾乎已經(jīng)是一個獨立千年的東南亞王國，是忽必烈的革囊渡江，滅了大理國，并設立云南行省。

元朝為了徹底消化這塊硬骨頭，甚至把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派去當省長，大量移民實邊。從此，云貴高原因而成為中國本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說，如果沒有元朝這次不講道理的武力整合，今天的中國版圖，很可能缺少西部和西南那一大塊關(guān)鍵屏障。

制度重塑：行省制與犬牙交錯

我們都知道：打下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秦朝實行郡縣制，但郡縣層級太多，中央管不過來，漢初搞封國制，結(jié)果那是給自己挖坑。

面對空前遼闊的疆域，元朝搞出了一套影響至今的黑科技，它就是行中書省制度。

即使你現(xiàn)在翻開地圖，看著今天的省界，依然能感受到700年前元朝統(tǒng)治者的心機。在元朝之前，劃分行政區(qū)劃遵循的是山川形便原則，也就是以大山大河為界，山這邊是這個州，河那邊是那個郡。

這樣劃分管理方便，但有個致命bug：地方割據(jù)容易。一旦天下大亂，軍閥守住關(guān)口、切斷渡口，就能關(guān)起門來當土皇帝，比如劉備入川就是典型。

元朝人為了防止地方造反，反其道而行之，搞犬牙交錯，這在《元史》和后來的歷史地理研究中有極多體現(xiàn)，最經(jīng)典的案例就是漢中。

從地理和文化上看，漢中盆地無論怎么看都應該屬于四川（蜀地），翻越秦嶺極其困難，但在行政劃分上，元朝硬是把漢中劃給了陜西行省。

后果是什么？

陜西行省想要造反，必須跨越秦嶺去控制漢中，難不難？四川行省想要割據(jù)，失去了漢中這個北大門，門戶大開，中央軍隨時可以從陜西沖下來滅你。

同樣的手法也用在了江浙與嶺南，元朝將長江以北的部分地區(qū)劃入江浙行省，打破了劃江而治的可能性。

這種以北制南、以山制險的行政劃分，雖然在經(jīng)濟和文化上造成了割裂，但在政治上，它從根源上粉碎了地方依靠地理險要進行長期割據(jù)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么元朝以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類似唐末五代那種長期的藩鎮(zhèn)割據(jù)。

行省，全稱行中書省，意思是中書省（中央政府）派出去的機構(gòu)。它不是地方自治實體，而是中央的手腳，這套制度，被明清兩代沿用，直至今日。

京杭大運河的截彎取直

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不僅需要政治上的強權(quán)，更需要經(jīng)濟上的死鎖。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北方的糧食養(yǎng)不活龐大的朝廷和駐軍，必須依賴江南。

隋唐大運河雖然也連接南北，但它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人字形，繞道河南。對于定都北京的元朝來說，這條路太遠、太費錢。

于是，著名的科學家、水利專家郭守敬登場了。據(jù)《元史·郭守敬傳》記載，他主持修鑿了通惠河，并對運河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裁彎取直，讓運河不再繞道洛陽，而是從杭州直通北京，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京杭大運河。

與此同時，元朝還開創(chuàng)了海運漕糧的歷史。朱清、張瑄（海盜出身的官員）主持的海運，每年將數(shù)百萬石糧食從江南海運至直沽（天津）。

這種經(jīng)濟大動脈的重塑，造成了一個不可逆的結(jié)果：政治中心（北方）與經(jīng)濟中心（南方）形成了深度綁定。

北方離不開南方的糧餉，南方離不開北方的國防保護。這種地緣經(jīng)濟上的互補與依賴，成為了維護大一統(tǒng)最深層的壓艙石。

老達子說

我們回顧元朝，并不是要為它的殺戮洗地，更不是要歌頌等級森嚴的四等人制。元朝的統(tǒng)治充滿了野蠻與粗糙，這也注定了它的短命（不足百年）。

然而，我們得感謝這個野蠻人，因為是它撞碎了所有的瓶瓶罐罐，才讓后來的建設者有機會重塑一座大廈。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雖然他口號喊的是“驅(qū)逐胡虜，恢復中華”，但在國家架構(gòu)上，明朝卻是元朝最忠實的繼承者。

朱元璋全盤照搬了元朝的行省制度（雖改為承宣布政使司，但實質(zhì)未變），他繼承了元朝對西藏、云南、東北的領(lǐng)土聲索，他甚至沿用了元朝的戶籍制度（匠戶、軍戶）。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雖然一生抗清，但在評論歷史時，也隱晦地承認了這種大一統(tǒng)格局的由來。元朝就像一臺無情的推土機，它推平了五代遼宋金夏以來形成的層層隔閡，消融了各個政權(quán)之間的邊界。

如果沒有元朝，中國歷史的走勢很可能在宋朝那個節(jié)點分叉，走向類似歐洲的列國體系。是元朝，用鐵與血的強制手段，為中華大一統(tǒng)打造了一個堅硬的地理和制度外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