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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多起同類行政訴訟中，原告、被告的爭議焦點，集中于一個看似基礎、卻始終被回避的問題——

被告所提交的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查獲物品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十六條所稱的“危險物質”。

在具體論證路徑上，被告通常采取這樣的邏輯：

先認定案涉物品屬于危險化學品，繼而直接推出危險化學品即屬于法定的危險物質。

但問題在于——危險化學品的判斷標準究竟是什么？

1. 北京官方回復

圍繞這一核心爭議，早在去年10月，廣州一名關注此類案件的讀者，曾就“混合物如何認定為危險化學品”問題致信廣州市應急管理局。

其得到的官方回復明確指出：危險化學品成分濃度在70%及以上的，可以視為危險化學品。

??廣州市應急管理局回復??

在隨后相關訴訟中，鄭律師多次援引該回復作為論證依據，但被告一貫以“該意見不適用北京”為由，予以否定。

既然如此，那就直接向北京求證。

2026年1月23日，鄭律師就同一問題，正式向北京市應急管理局咨詢；

2026年1月26日，北京市應急管理局作出書面回復。

結果并不意外——

北京市應急管理局給出的答復，與廣州方面完全一致。

??北京市應急管理局回復??

兩地應急管理部門的結論，均明確援引了《危險化學品目錄（2015版）實施指南（試行）》第五條，確認：

當混合物中危險化學品成分濃度達到70%及以上時，可視為危險化學品。

至此，一個原本在訴訟中被反復模糊、回避的問題，終于獲得了來自北京官方的直接回應。

那么問題也隨之而來：

在現行規(guī)范體系下，混合物的危險化學品認定標準，是否本就應當如此理解？

2. 執(zhí)法現狀及其成因

盡管相關規(guī)范已以書面形式明確要求，對混合物是否屬于危險化學品，應當進行成分濃度鑒定，且這一理解已先后得到兩地應急管理部門的官方確認，但在現實執(zhí)法中，情況卻并不樂觀。

目前的執(zhí)法實踐中，仍普遍存在這樣一種做法：

只要檢測出物品中含有《危險化學品目錄》所列成分，便徑直認定該物品屬于危險化學品，至于該成分的具體含量是否達到認定標準，往往被選擇性忽略。

在鄭律師看來，這種執(zhí)法慣性，或許與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差異密切相關。

一方面，執(zhí)法機關更偏向于結果導向，面臨明確的績效考核壓力，且在具體執(zhí)法中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在這種背景下，是否嚴格遵循規(guī)范性文件的技術標準，反而容易被置于次要位置。尤其是在行政行為即便存在錯誤的情況下，公民尋求救濟仍需付出高昂的時間與經濟成本，這種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執(zhí)法機關對違法風險的顧慮。

另一方面，應急管理部門的職能屬性則更偏向于行業(yè)管理與規(guī)范制定。其關注重點在于風險控制、技術標準和統(tǒng)一口徑，并不直接承受具體個案執(zhí)法所帶來的績效壓力，也不直接參與行政處罰的作出。在這種角色分工下，其對危險化學品認定標準的理解，反而更接近規(guī)范文本本身。

問題也正是在這里逐漸顯現：

當管理部門已經給出了相對明確的技術判斷標準，而執(zhí)法機關卻在實踐中長期忽視這一標準時，所謂“依法行政”，究竟是依據哪一部法、哪一條規(guī)？

3.律師觀察

從律師的角度看，這一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在于某一種物品是否“看起來危險”，而在于行政機關在作出不利于公民的判斷時，是否真正遵循了既有的技術規(guī)范與認定標準。

當管理部門已經就混合物危險化學品的認定給出了明確口徑，執(zhí)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理應正面回應這一標準，而不是在個案中選擇性適用、回避論證。否則，所謂危險物質的認定，便不再是一項可被檢驗的法律判斷，而淪為一種隨案件需要而變化的結論。

行政訴訟的意義，也正在于此——并非要求法院替行政機關作出更嚴厲的判斷，而是要求其對“判斷從何而來”給出清晰解釋。只有當危險化學品的認定標準被真正納入舉證、質證與裁判邏輯之中，個案的結果才可能具有可預期性，法律適用也才能走向統(tǒng)一。

這，或許才是討論“70%”問題的真正價值所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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