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8000余字，閱讀約12分鐘）

“如今的國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

當榮宗敬在1933年的生日宴上說出這句豪言壯語時，蔣介石還沒有打定主意抗日，孔祥熙才剛剛接替宋子文當上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至于那位今后將在上海灘與人推杯換盞的青年公子哥榮智健，距離來到這個世界尚有9年。

76年后的2009年1月，榮宗敬的侄孫榮智健的名字被寫入了《榮氏家譜》。不過此時的榮智健可擔不起“功成名就”這四個字，因為他正在被一筆金額高達146億港元之巨的投資虧損，哦不，應該是投機虧損，折騰得焦頭爛額。

2009年3月，香港太古廣場會議中心，榮智健最后一次以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中信泰富的業績發布會。此前一年多里，中信泰富的港股市值已經蒸發了95%。面對發布會上此起彼伏的質疑和詰難聲，榮智健一如往常般鎮定自若，表示對中信泰富的未來仍舊懷有信心。

可誰知，僅一周多后的2009年4月初，香港證監會就聯合香港警方一道，以涉嫌“做出虛假陳述”、“串謀欺詐”為由，全面進駐中信泰富公司展開調查。5天之后，榮智健引咎辭職。

跟榮智健一起離開的，還有一路追隨了他二十多年的時任中信泰富總經理范鴻齡，以及榮智健的長子、時任中信泰富執行董事榮明杰，榮智健的女兒、時任中信泰富執行董事兼財務主管榮明方，榮智健的小兒子、彼時中信泰富最年輕的董事榮明棣。

此刻，距離家族榮膺那句全國聞名的至高評價——“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

【一】

榮氏兄弟的原始積累

1942年，是江南重鎮無錫淪陷日軍鐵蹄下的第5個年頭。這一年，無錫有兩個日后將在華夏大地上叱咤風云的嬰兒呱呱墜地。

他們倆一個姓周，出生于無錫市錫山區厚橋街道西前頭村的一個貧苦人家，父親給他取了個俗氣的名字：周元根。直到十幾年后讀初中時，因為跟班上的另一個同學重名，周元根才在班主任建議下改為了幾十年后那個中國人將家喻戶曉的大名。

另一個姓榮，出生于西前頭村往西30公里的無錫市濱湖區榮巷里的一戶名門望族，家族給他取了個寄予厚望的名字：榮智健。

不同于城外那個鳥不拉屎的西前頭村，榮智健出生的榮巷那可是無錫獨一無二的風水寶地。它北倚惠山屏障，南望百里太湖，東接錫惠名勝，西通梅園妙景，榮家的祖上早在明朝時就遷居到了這里，到榮智健這輩時已經在此地開枝散葉、樹大根深了。

若往久了說，榮家祖上有跡可查的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老師榮啟期，孔子人生第一次當官就是在榮啟期的封地上效勞。若往近了說，榮家在近現代的飛黃騰達，則跟江南一帶貫穿整個清朝的師爺文化脫不開關系。

當時，榮氏一族傳到了榮俊業這一代。榮俊業憑著肚子里的幾分墨水，先是給當地的華亭縣知縣做了幕賓（華亭即今天上海的松江），后來又傍上了晚清名臣張佩綸，成了張佩綸帳下的幕僚。

張佩綸是誰呢？張佩綸當時官至清廷的左副都御史，跟大學士李鴻章關系友好，后來張佩綸娶了李鴻章的大女兒，成了宰相李鴻章的駙馬賢婿。多年后張佩綸夫婦將有一個孫女，她的名字叫張愛玲。

不僅如此，張佩綸還頗得袁世凱推崇。袁世凱曾說：天下翰林“我眼里只有三個半”，這其中的一個就是張佩綸。多年以后，張佩綸的一個堂侄還將成為袁世凱的親家。

不過，身為“清流”的張佩綸對于為官主政卻極其不在行。

在19世紀末中法兩國爆發福建馬尾海戰之際，張佩綸剛剛署理福建船政大臣。結果因為張佩綸粗心大意、指揮不當，導致清軍水師甫一開戰就全軍覆沒，嚇得張佩綸是屁滾尿流、臨陣脫逃。在逃跑途中，張佩綸還不忘矯飾獲勝，以圖欺騙朝廷的獎賞，最后東窗事發，被革職流放。

但張佩綸對屬下還算義氣。他自知大勢已去，便在流放途中把幕僚榮俊業推薦給了另一位晚清洋務派大佬、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做文書。

靠著伺候張之洞的便利條件，會來事兒的榮俊業給當時一個叫朱仲甫的候補道謀到了一個廣東厘金局三水口總辦的實缺。

厘金局是干嘛的呢？當時的清廷因為鎮壓太平天國、對列強割地賠款，財政早已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為了填補資金窟窿，朝廷就默許各地官府對來往的商家征收“厘金”，也就是最早的貿易稅。

一時間全國各地爭相設立厘金局，而且是各自為政，收到的厘金都充入地方官的腰包，并不會上繳朝廷。朱仲甫當上的這個廣東厘金局三水口總辦，那就好比是今天廣東省稅務局下面一個分局的局長，級別雖不高，但卻是實打實的肥差。

可想而知，朱仲甫對幫了他大忙的榮俊業必然是感恩戴德。作為報答，朱仲甫就招納榮俊業的侄子榮熙泰進入了他掌管的廣東厘金局三水口總辦，給自己當起了助理。

后來，朱仲甫征收厘金的“生意”越做越大，腰包越來越鼓，業務也越來越繁忙。眼瞅著清朝快要完了，家資豐厚的朱仲甫干脆就辭了官，正式開起了錢莊。

但搞錢莊需要有人幫著打理呀，于是朱仲甫就把他在厘金局的助理榮熙泰一起拉“下海”，讓他做了錢莊的總賬。自此，朱、榮兩家便成了世交。

靠著給朱仲甫的錢莊當總賬，榮熙泰很快也攢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再加上不論是在廣東厘金局、還是在朱仲甫的錢莊，榮熙泰都免不了要跟洋人打交道，這也就讓他在那個閉關鎖國的年代里率先獲得了睜眼看世界的機會。

到了清末民初時，榮俊業、榮熙泰、朱仲甫這些人均年事已高。于是榮熙泰的兩個兒子——榮宗敬、榮德生就接過了父輩們的衣缽，繼承了家族產業。

在朱仲甫支持下，榮宗敬、榮德生瞄準了解決人們最基本的“吃”“穿”需求的生意，把商業版圖擴展到了面粉業和紡織業。到了20世紀30年代，榮氏兄弟就已經做成了中國的“面粉大王”、“棉紗大王”。

前面說的那句“如今的國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講出來的。這也就是被稱為“中國版洛克菲勒”的榮氏家族的近代發家史。

此后，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便被視為了今天意義上的“榮家”的第一代。

【二】

富家公子的蟄伏年代

到了解放前夕，榮宗敬已經溘然長逝，榮德生也已是風燭殘年，榮家的接力棒就交到了第二代——“鴻”字輩和“仁”字輩的手中。

但因為當時的局勢波詭云譎，誰都看不清未來會發生什么，于是榮家的第二代從那時起就開始在全世界各地安家扎根：

比如，榮爾仁先去了香港，后來又去了美國，他的兒子榮智寬后來成了巴西環球公司總裁。榮鴻仁定居在了澳大利亞。榮漱仁一度去了臺灣，并把兒子楊世緘留在臺灣，后來兒子還做了臺北的官員。榮鴻元先去了香港，后來又去了巴西。榮鴻三定居在了美國。榮鴻慶去了香港，他的兒子榮智權后來成了香港紡織業聯合會主席。

只有榮毅仁經過再三斟酌后，決定陪伴年邁的父親榮德生留在大陸。當然了，一起留下的還有他年僅7歲的兒子榮智健。這個不經意間做下的決定，也在冥冥之中讓榮毅仁成為了榮家第二代的掌門。

榮毅仁一共有5個孩子，榮智健是他的獨生子，其他4個女兒都沒有多么顯赫的成就。唯有小女兒榮智婉曾被記者追逐，因為這位榮智婉今后將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公公——澳門著名富商馬萬祺。

命運有時就是這么捉弄人。

盡管彼時的榮毅仁家財萬貫，但他絲毫也不會想到自己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將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在“改造”中度過。他更不會想到再過四十多年后，他將成為這個國家的高層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千百年來這片土地上擔任官職最高的商人。

在這樣一種衣食無憂的環境中長大，榮智健自然是從小就習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

榮智健曾在自傳中這樣回憶自己的童年：“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產，家里有多個傭人和中西菜廚師。父親出入乘坐別克，后來換了一輛奔馳300。連國外的親戚都羨慕我家的生活，因為比他們還要優越。”

要知道，榮智健記述的這段往事可是發生在剛解放時，那會兒恐怕放眼全國都沒有幾個人親眼見過轎車。

后來在1952年才10歲大時，榮智健就開上了父親送他的一輛英國產紅色敞篷跑車。這一年，那位西前頭村的周元根還在為下一頓能不能用窩窩頭填飽肚皮而發愁呢。

再后來，榮智健考上了天津大學，還經常掏腰包請班里的同學去學校的小食堂吃排骨。要知道當時正處在6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如若不是榮智健請客，他的那些同學們可能一年到頭也吃不上一口排骨。

席間，榮智健談及自己的業余愛好，竟然是當時人們聞所未聞的棒球。

但到了“文革”時，榮智健和他的老父親也沒能躲過一劫。

當時，榮毅仁被勒令到北京工商聯大院里掃廁所，至于大學剛畢業的榮智健則先后被下放到吉林長白山、四川涼山這些窮山溝里的水電站去當苦力。父子兩人相隔幾千里，這一熬就熬到了1978年。

1979年剛一開年，復出不久的總設計師邀請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這5位商界大佬在人民大會堂吃了一頓飯，史稱“五老火鍋宴”。高呼著“資本回來了”的榮毅仁，回去后就受命組建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這便是如今中信集團的前身。

跟榮毅仁的中信集團同時成立的，還有“國舅爺”王光英創辦的光大實業、也就是后來光大集團的前身，以及胡子昂創辦的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如今已被撤銷。

歷盡波折后終于等來了春天的榮智健十分興奮。在榮毅仁的安排下，榮智健很快就南下香港開啟了經商生涯。

前面說過，當年榮毅仁有幾個兄弟在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所以靠著家族的財富積淀和人脈圈子，榮智健在香港的起步異常順利。他剛一到香港，手上就有了100萬港元，很快這個數值在1982年就增值到了720萬美元，到了1984年就增值到了4.3億港元。

1984年的4.3億港元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當年的匯率，4.3億港元兌換成人民幣大約是1.3億元；而當時大陸一名普通工薪階層的月工資，也不過才40多塊錢。但對于打小就見慣了錢的榮智健來說，這區區4.3億港元的“小目標”不過是他日后起家的原始資本而已。

1987年，榮智健進入了他父親領導的中信集團，擔任中信香港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三】

目眩神迷的資本運作

盡管出身貴胄，又背靠參天大樹，但80年代的中信在香港這個全球金融中心，那畢竟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新手。如何才能彎道超車呢？

榮智健很快就找到了一位貴人的相助，這個人就是當時在香港已經家大業大的李嘉誠。李嘉誠教會了榮智健一個詞兒：資本運作。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榮智健帶領中信香港開展了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收購重組。

收購泰富發展，收購港龍航空，收購香港電訊，收購國泰航空，收購東區海底隧道，收購中環添馬艦地皮，收購愉景灣，收購澳門電訊，收購大昌行……榮智健通過幾次三番的斥巨資、做大單，給后來的中國資本家們親手表演了一出什么叫“蛇吞象”。

這其中有不少，在當時都是震動香港資本市場的大單。比如他收購香港電訊（今天是電訊盈科的一部分）兩成股權，而當時的香港電訊可是港股市場上市值最大的公司。

再比如他收購上市地產公司泰富發展，讓中信香港成功實現了“借殼”。1992年，改頭換面后的“中信泰富”在完成借殼上市后沒多久，就成了恒生指數33支成份股之一。

而拿到了這次中信泰富重組“原始股”的人，就有那位曾點撥過榮智健的高人李嘉誠，當然了也包括榮智健本人。

此時，把大批優質資產囊入麾下的中信泰富已經成長為了一艘巨艦，不論是用紅籌股、還是藍籌股來定義它，似乎都顯得不夠準確。

于是香港人就給中信泰富量身定制了一個新名詞——“紫籌股”，意即“藍籌”上又套一層“紅籌”。而這個獨一無二的“紫籌”身份，也就給了榮智健最好的庇護與加持。

當時的榮智健盡管已經是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但公司畢竟還有董事會，榮智健也做不到一言九鼎。因此每當提議一受阻，榮智健就會立即飛往北京尋求支持。隨著一筆筆巨款從北京總部劃撥到香港，榮智健就能輕松堵住那些反對者們的悠悠之口。

榮智健不止是在香港市場碩果累累，他還攜著斬獲的巨資以“港資”身份投資國內。

當時，上海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因資金不足而舉步維艱。得知消息的榮智健立刻用中信泰富收購了上海南浦大橋、楊浦大橋、打浦路隧道的專營權，后來他又出資興建了延安東路隧道，開啟了若干年后基建項目PPP模式的先河。

可以說，90年代的上海市民開發浦東，那都是腳踩著榮智健“鋪”的路渡過黃浦江的。

除了自己上陣打拼，榮智健也沒忘記培養下一代。他把自己的3個兒女先后都安排進了中信泰富，其中就有那個后來當了中信泰富執行董事兼財務主管的女兒——榮明方。

這位年輕的榮明方個性強硬，最得榮智健寵愛，榮智健曾為她買下過一艘價值不菲的豪華游艇。

榮明方干過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兒，就是在2005年通過國際仲裁打贏了官司，將中信泰富控制的香港東區海底隧道的過路費一下子提價了67%。而這條東區海底隧道，乃是連接香港新界與港島的僅有的三條公路海底隧道之一，是多少港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地。

對了，當時榮智健的職務還只是中信泰富——這個中信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的董事長。他之所以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固然離不開父親的光環效應，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對他的足夠信任和放權。

而這位王軍同樣有一個顯赫的家世，他的父親是王震。

在香港回歸前夕的1996年，榮智健找到王軍說：中信泰富拿出一部分股份給到管理層，是一種公司治理結構上的與國際接軌，有利于體現大陸對香港的“靈活態度”，加深國際資本對香港的認同和信心，對此自己已經“做了工作”。

當時，管理層持股的做法在大陸尚屬新鮮事物，中信集團內部的人都認為榮智健的想法太過于天方夜譚。可沒想到的是，榮智健居然真的把王軍給說通了。

很快，在王軍的簽批同意下，中信泰富按相當于當時股票市價75%的折讓，向以榮智健為首的管理層出讓了公司18%的股份。為此，王軍還一度承受了外界對他“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指摘，而榮智健卻借此番交易一舉完成了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事業拼圖。

從此，榮智健光榮躋身胡潤中國富豪榜頭部，并在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那幾年里，以10億美元上下的身價牢牢占據富豪榜榜首。同時，榮智健也借此奠定了自己榮家第三代掌門的身份。

【四】

金融海嘯中敗走港島

時光一晃來到了2008年。此時榮智健在香港市場已經浸淫了快30年，勢力早已根深蒂固，榮智健本人也是志得意滿。

但榮智健身上卻似乎背負著一個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到的家族魔咒：

半個多世紀前，他的大伯父榮鴻元就是因為套購外匯而被國民黨政府判了緩刑，后來上交了100萬美元才被釋放，榮鴻元失神落魄之下遷徙香港，最后在巴西客死他鄉。半個多世紀后，榮智健將再次倒在一樁外匯衍生品交易上。

2006年時，榮智健曾給中信泰富策劃了未來三大支柱業務：鋼鐵、航空、地產，其中鋼鐵又是支柱中的支柱。為此，中信泰富一邊在國內大肆并購鋼鐵冶煉廠，一邊又在國際上到處尋覓上游的鐵礦石資源。

沒多久，中信泰富看上了一座位于澳大利亞西部的60億噸儲量的鐵礦，項目總投資42億美元，需以澳元支付。當時的外匯市場普遍看漲澳元，看跌美元。

為了鎖定匯率風險，中信泰富在2008年7月先后跟13家國際投行簽訂了24份外匯期權累計合約。合約賭的就是澳元兌美元的匯率：如果澳元升值，那么中信泰富就會獲利；如果澳元貶值，那么中信泰富就會虧損。

什么是“累計期權”呢？累計期權是一種比一般的期權更為復雜的金融衍生品：

它有一個較高的取消價和一個較低的行使價，合約生效后，當掛鉤資產標的市價介于取消價和行使價之間時，投資者可以按行使價買入固定數量的標的資產；當市價高過取消價時，合約就會自動終止；但當市價低過行使價時，投資者就要按行使價買入兩倍、甚至是四倍的標的資產。

可見，累計期權的結構設計對投資者來說并不友好：

它向上有“止盈”，向下卻無“止損”，不僅沒有止損，投資者還要向莊家加倍賠付。投資者唯一能夠與莊家博弈的點，就在于對取消價和行使價的設定。也正是因為知道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稱性，所以投資者玩的就是一種賭博心態。

沒成想，就在中信泰富簽下這些合約后沒多久，一場金融危機海嘯瞬間就從美國席卷了全球。受到沖擊的澳元匯率立刻應聲下跌，很快就擊穿了合約約定的行使價。

面對不斷貶值的澳元，欲哭無淚的中信泰富只能按照遠高于市價的水平買入澳元。事后經測算，中信泰富在這批外匯衍生品交易中一共虧損了146億多港元，折算成人民幣就是129億！

突如其來的巨額虧損鐵定會給中信泰富的業績造成不可挽回的拖累，所以中信泰富的股價也立馬跟著迎來了暴跌。光是從2008年9月到2009年1月的短短四個月里，中信泰富的股票市值就萎縮了超過90%。

一時間港島上人心惶惶，香港股民對中信泰富的指責聲謾罵聲不絕于耳：

有人說，根據鐵礦石項目報告顯示，中信泰富只需要花費20億澳元就可以完成全部投資開發，而中信泰富簽訂的外匯累計期權合約總額卻高達90億澳元，這不是炒外匯又是什么呢？

有人說，如果僅僅是為了套期保值、規避匯率風險，中信泰富完全可以選擇更加安全穩妥的外匯遠期或者掉期合約，為什么要將自己主動置身險境，跟十幾家投行同時做了一款高風險、低收益的外匯累計期權呢？

有人說，中信泰富重金押注的鋼鐵、礦產、航空、地產全都是強周期性行業，作為上下游的鐵礦石和煉鋼更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信泰富的經營決策是不是存在嚴重問題呢？

在洶涌的民意裹挾下，2009年4月初，香港證監會聯合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一起進駐中信泰富，展開了聯合調查。而香港執法部門掌握的一個確鑿證據就是：

中信泰富在2008年9月時還在公告中稱“財務或交易狀況概無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中信泰富公告的這天，恰好是美國投行雷曼兄弟破產的前夜）；結果就在一個月后的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又公告說，將因此前買入的多份外匯合約而蒙受巨額虧損。

可是從2008年10月發布的這份公告內容來看，中信泰富內部應該是在2008年9月的那份公告發布之前，就已經察覺到了將要虧損的風險。毫無疑問，這就牽涉到有無“虛假陳述”的合規問題、甚至是有無“蓄意欺詐”的犯罪嫌疑了。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大劫難，一向處變不驚的榮智健再次拎出了他屢試不爽的殺手锏——北上求援。

只是這一次，榮智健的算盤要落空了，因為此時中信泰富和榮智健所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來呢，開放了30年的大陸已經不再資本緊缺，外資頭上的神秘面紗開始祛魅了。過去大陸的確是需要中信泰富這么一個立足香港的招商引資橋頭堡，可眼下已經沒這個必要了。

也正是因此，中信泰富在中信集團內部的地位也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二來呢，在當時的思路下，市場化、法治化、開明化才是改革的主流。榮智健及其中信泰富瘋狂炒外匯導致巨額虧損，這就等于是給在港的中資企業臉上抹了黑，處置都還來不及呢，怎么可能還出手相救呢？

別忘了就在2008年之前的幾年間，于香港履職的原光大集團董事長朱小華、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緝的原上海地產董事長周正毅、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和中銀香港總裁劉金寶，這3人就先后被下了獄。

三來呢，榮智健的父親榮毅仁已在幾年前辭世，他的好伙伴王軍也在兩年前調離了中信。此時執掌中信集團的兩位話事人，一個是董事長孔丹，另一個是總經理常振明，而孔丹、常振明那可都是不能小覷的人物。

孔丹的父親孔原曾是解放前中央調查部的部長，母親許明則是重要高層的秘書，前面說的朱小華就曾跟孔丹有過糾葛。而常振明更是有“救火隊長”之稱，早前王雪冰、張恩照兩任建行行長先后落馬，組織上都是委派常振明去救的火。

哦對了，常振明還是圍棋七段高手，他早年曾入選國家圍棋隊，跟棋圣聶衛平是朝夕相處的隊友。

本來呢，榮智健是寄希望于集團再次出手拯救的，可沒想到此舉卻徹底激怒了集團領導以及更高層。到了2009年初，榮智健還在苦苦掙扎，但形勢已經在朝著對他不利的方向發展。

在香港監管部門進駐調查后不久，2009年4月8日，榮智健連同總經理范鴻齡、副總經理張立憲、副總經理李松興、執行董事周志賢，以及自己的三個兒女榮明杰、榮明方、榮明棣，一道從中信泰富引咎辭職。

特別是這位中信泰富的二把手范鴻齡，他是寧波天一閣創建者范欽的后裔，也是當時香港市場薪資排名前十的“打工皇帝”之一。在中信泰富擔任總經理期間，范鴻齡還兼任著多項社會公職，包括香港強積金管理局主席。如今，范鴻齡仍然擔任著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

而范鴻齡的胞妹羅范淑芬，則是前香港廉政專員、也就是廉政公署的一把手，后來她還當過香港科技園董事局主席。

在榮智健、范鴻齡引退后，他們二人在中信泰富的職位均由集團總經理常振明所兼任。一年后孔丹退休，常振明接任集團董事長。

2009年4月11日，面對一位外國記者的提問，當時正在國外出訪的高層回應說：“中信泰富發生的問題，要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金融監管的法規來進行處理，內地和其他各個方面都不要干預。”

這句一錘定音的話，也就正式宣告了榮智健職業生涯的謝幕。

同時，榮智健家族成員在中信泰富的持股也漸次退出。此后，榮智健便從胡潤中國富豪榜的江湖爭霸戰中銷聲匿跡。

【尾聲】

2014年，在經過長達5年多的調查后，香港證監會判定中信泰富管理層存在誤導性或虛假性陳述，需要向4500名投資者進行賠償，賠償金額超過10億港元。

但又過了3年后，香港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最終判決：中信泰富及榮智健等人從事市場失當行為的罪名不成立。

然而，此時的中信泰富已經更名為了中信股份，成了中信集團借道香港資本市場實現整體上市的殼主體。當年榮智健留下的痕跡早已日趨暗淡，漸漸被人們所遺忘掉，今天的中信與榮家基本已經沒有了太多關聯。

目前，中信股份的總市值已逾2500億港元。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認為，榮智健敗就敗在他始終都沒有理清“官”與“商”的關系，對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出現了偏差，對于自己的職權范圍和可以調動的資源條件產生了誤判。

吳曉波的觀點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我以為更重要的還是在于：

因為家庭出身的緣故，榮智健打小就把“錢”看得很淡。在榮智健眼里，錢去得快、來得也快，盈盈虧虧、虧虧盈盈，這本就是生命里的常態。做生意嘛，本身就是一輪與市場的豪賭，輸也好、贏也罷，又有什么好擔憂的呢？

所以哪怕是遭遇了146億港元的天大窟窿，榮智健也能表現得波瀾不驚，這完全不可能是刻意裝出來的。就像在離開中信之后，榮智健依然會與他的老友范鴻齡在賽馬場上相聚，一起馳騁馬場、一起把酒言歡。

畢竟，榮智健與范鴻齡不只是中信的同事，他們還都是香港賽馬會的資深騎手。

畢竟，相比于那位在無錫西前頭村出生的、曾掀起一番滔天巨浪后又鋃鐺入獄的周姓同歲人來說，已經年過八旬的榮智健還是足以笑傲此生了。

參考資料：中信股份官網、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經濟觀察網、中國經濟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