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星星 陳魯生 鄭魯南

1946年3月6日《新華日報》華中版刊發的《受降》一文，作者是陳超寰（陳超凡）

日軍簽署《受降條約書》的前后經過

歷史上驚人的發現，常常在不經意間。

2024年初，一張78年前的報紙，揭秘了日軍炮車投降不尋常的細節。這張1946年3月6日發行的《新華日報》（華中版）中的一篇《受降》文章，詳細地講述了日軍簽署《受降條約書》的前后經過，而文章的作者正是《受降條約書》影印件的收藏者陳超凡。

1946年1月11日，炮車鎮上的日偽軍炮樓已被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第8縱隊70團）摧毀，盤踞在車站的日軍65師團的一個中隊拒不向新四軍投降，新四軍奉命將其圍困。

日本反戰同盟會會員向日軍喊話，以其親身經歷說明新四軍一貫奉行的寬大優待俘虜政策，指明日本天皇已向全世界宣布無條件投降，告誡日軍立即放下武器。

“1月17日上午，國民黨從海州派了7架飛機在炮車車站上空盤旋數周后，丟下了兩個降落傘，中原武獲得援助以后，壯起了膽子，雄心百倍地不和新四軍來往了。”談判一波三折。在新四軍的政治攻勢下，日軍終于同意在《受降條約書》上簽字。《受降》一文寫道：當新四軍的“莊同志徐同志拿著受降條約，提著玻璃燈，去找中原武簽字時……全體官兵都等待著沒有困覺……不一會士兵像螞蟻一樣擁擠在事務室的內外，士兵們的腦袋、神經、眼光一齊集中在中日文的條約上面。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受降條約中的：炮車車站日軍所有武器彈藥及一切軍用品，不得破壞，需將全部移交新四軍……炮車車站之日軍一經解除武裝以后，新四軍保證其生命安全，并遣送徐州或海州集中后送回日本。士兵交頭接耳，有的拿筆，有的拿印泥，有的去拿墨和硯”。和平，人心所向。

在日軍投降過程中，新四軍嚴格執行優俘政策，除接受武器彈藥軍用品以外，凡屬于日本兵個人的用品行裝，一概歸他們所有，做到秋毫無犯。

1月24日，日軍用新四軍70團饋贈給他們的兩頭豬和酒，宴請日本反戰同盟會會員和新四軍的談判代表。日軍上尉中原武為了感謝新四軍挽救了全體日軍士兵的生命，特意將祖先三百年在前德川幕府時代傳下的指揮刀，以及望遠鏡、手槍送給陳超凡留作紀念。

《受降》文章中提到的新四軍談判代表莊同志、徐同志不僅參與了與日軍談判，起草《受降條約書》文本，而且是在1946年1月23日華中野戰軍與日軍在炮車簽署《受降條約書》的簽字人。

《受降》文章中的日軍番號與日軍《中支那方面部隊略歷》和《受降條約書》中日軍番號完全一致，即65師團步兵第72旅團獨立步兵第136大隊。

《受降》一文的重要性，還在于糾正了長久以來各類軍戰史，或者個人回憶文章中涉及隴海路東段戰役日軍番號的錯誤。據陳超凡的夫人，時任華中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干事、支部書記的謝莫京回憶，新四軍簽字代表均為華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的同志。

莊同志，即莊五洲，為新四軍臂章的設計者。徐同志，即徐通榮。《受降》中提到的岡崎同志，即岡崎周治。早在1944年5月11日出版的新四軍蘇中軍區黨委機關報《蘇中報》第45期，關于“山本一三等14個日本新兄弟集體參加日人解放聯盟大會”的報道中，就有陳超凡與徐通榮、岡崎周治同時列會的記載。正是得益于《受降》文章，與其他中日史料對照，互相補充相互印證，使得炮車受降的歷史事件和史實更加完整、清晰，《受降條約書》的真實性得以確認。

隴海路東段戰役，以1月13日為重要時間節點，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軍事攻勢”為主；第二階段則以“政治攻勢”為主，“軍事攻勢”輔之。炮車戰斗是隴海路東段戰役的收官之戰。盡管炮車受降規格不高，然而卻是中國抗日戰爭戰場，新四軍（華中野戰軍）接受日軍簽署投降書屈指可數的記錄之一。

《受降條約書》中文、日文各一份，中文的落款時間是1946年正月二十三日，日文則為1946年1月23日。1月和正月如何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學者、日語資深翻譯許金龍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后轉學西洋，廢除源自中國的農歷，將其改為與西洋相同的公歷，1月就是正月，元旦便是新年。《受降條約書》的中文、日文語言文字寫法不同，讀音不同，時間卻是一致的。如果國人用習慣性的思維判定和規范日文時間的寫法，顯然不妥。

1949年秋，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進軍福建。左起：劉培善、韋國清、葉飛、陳鐵君、陳超凡

停戰協定簽字后的其他戰場

幾乎與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炮車受降同時，1946年1月12日，駐華豐礦區的日軍第11獨立警備旅（又稱洼田旅團，即洼田武二郎任旅團長的第65師團步兵第72旅團），按照國民黨軍徐州公署副主任李延年的命令，于13日前撤到濟南集中繳械。1月14日，在山東泰安以南，該部被新四軍兼山東軍區第1縱隊包圍。經談判，雙方于22日達成協議。23日，洼田武二郎少將以下3000余人繳械，史稱“華豐受降”。

對于“華豐受降”，筆者認為，它不是一場預設的戰役。

第1縱隊司令員葉飛對此也有評價。據抗戰史專家丁星回憶，他曾就“華豐受降”當面問過葉飛，葉飛的答復是：我們對“華豐圍而不打，華豐受降是對日軍的最后軍事行動”。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政府利用其合法地位壟斷了對日偽軍的受降。自1945年9月上旬至10月下旬，日軍基本投降完畢（第11戰區，濟南日軍是12月27日投降的）。所以，國民黨軍對日軍作戰晚于隴海路東段戰役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

在其他戰場。東北地區，隨著1945年8月19日蘇軍占領長春日軍關東軍司令部，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簽字投降，蘇軍對東北地區日軍受降即告結束。在華北地區，國共停戰協定簽字后，解放區軍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強自衛聯防，主要戰略任務是阻礙遲滯國民黨軍的北進。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戰役戰斗一覽表，八路軍對日軍最后一次戰役規模的作戰，是泊兒鎮戰役，時間為1945年11月24日至12月28日，最后一場戰斗是衡水戰斗，時間為1945年12月13日。以上各個戰場對日戰役、戰斗結束時間，均早于隴海路東段戰役炮車受降。

在抗日戰爭戰略反攻階段，華中軍民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對日偽軍展開猛烈進攻。國共兩黨簽訂停戰協定后，華中抗日根據地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對拒降日偽軍作戰的最后戰場，最終以隴海路東段戰役之炮車戰斗勝利為重要標志，在華中戰場完成了對拒降日偽軍的最后一戰。（全文完）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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