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內向中國議和8次，日本畏懼全面侵華？是時候告訴大家真相了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4年抗日戰爭，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最為偉大的衛國戰爭！

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超3500萬人，日軍在華損失超130萬人；日本非但沒有征服中國，反而使得百萬軍隊深陷中國戰場泥潭，最終以戰敗告終！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日本侵華并非單純依靠軍事手段，期間對國民政府的各種議和、談判活動，也是始終沒有中斷。

從盧溝橋事變后的“船津工作”，到淞滬會戰期間的“陶德曼調?！?；從1938年的“宇垣外交”、“小川路線”，到1939年的“桐工作”。

從1940年的“司徒雷登工作” ，再到后來的“錢永銘工作”、“對伯工作”，以及貫穿抗戰中后期的“重慶工作”，日本的“和平攻勢”手段，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自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在4年時間里，曾8次向國民政府尋求議和，卻都沒有獲得成功。

當時，日本內閣并不愿意和中國全面開戰，他們希望及早解決中國戰事，抽出兵力應對北方蘇聯和太平洋一帶的美軍，還有搶占東南亞一帶的英法殖民地。

不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便不能單獨和日本展開議和；所以說，抗日戰爭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

今天，我就和大家詳細聊聊，在十四年抗戰期間，中、日兩國除開軍事戰爭外，還有備受爭議的“和平攻勢”，以及為何中、日兩國最終沒有達成議和呢？

首先闡明一點：日本所謂的“和平攻勢”，本質上都是日本企圖迫使中國投降的政治誘導手段，是軍事侵略的支撐工具。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的戰略目標便十分明確：通過武力迅速擊敗中國，迫使國民政府投降，使得中國變其殖民地或附庸。

但是，即便在軍事進攻最為瘋狂的時期，日本內部對完全依靠武力，征服中國也存在多種分歧。

當時，一些日本政客和部分軍方人士認為，單純依靠軍事手段難以徹底征服中國，應當配合政治誘降和其他和平手段。

第一次，便是船津工作；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日本全面侵華，蔣氏在廬山發表抗日聲明：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當時，日本眼看蔣校長如此大的決心，日本內閣海軍省，陸軍省和外務省三省，以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諸太郎，制定了一個《日華停戰條件》，希望與中方議和停戰。

之所以叫“船津工作”，是因為日本方面負責此次議和的代表叫“船津辰一郎”。

但是，“船津工作”還沒有開始，8月9日就發生了中日軍隊的“虹橋機場”事件，隨后便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會戰，日本便進入戰爭狀態，第一次議和便胎死腹中。

第二次議和，便是“陶德曼調?！?！

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德國政府之命，調停中日兩國戰事。日本提出的條件卻格外過分，包括承認偽滿洲國和蒙古自治、向日本支付戰爭賠償，還有國民政府必須改組，蔣氏下野，由親日派汪精衛任領導人。

這三大條款，無一不是在挑戰國家主權，干涉中國內政，實質就是要中國接受淪為日本附庸的地位。

當時，國民政府內部，雖然說是派系林立，但是面對外敵都是同仇敵愾，所以最終國民政府并沒有答應這些辱國條款，陶德曼調停就此告終！

陶德曼調停失敗后，日本高層惱羞成怒，便加大對中國的軍事進攻、文化殖民、經濟侵略，并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武漢會戰以后，日本發現速戰速決的戰略失敗，并且陷入中國戰場泥潭，便又開始加大政治誘降力度。

1939年底，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又派出代表，在香港展開了秘密議和行動，這就是“桐工作”。

當時，日本政府表示，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只要承認偽滿，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或者兩個國民政府合作，日本便可以停止軍事侵略，并撤離軍隊，和中國展開經濟合作。

但是，重慶國民政府對于日本人的伎倆，早已是心知肚明，所以是一再推脫承認偽滿和汪偽政府的時間。

1940年3月，汪偽政府正式成立后，軍統副局長戴笠又提出“有蔣無汪，有汪無和平”的口號，繼續拖延時間，直到1940年9月，“桐工作”才正式宣告失敗。

后來，中日兩國，又相繼展開了“司徒雷登渠道”、“錢永銘工作”，以及針對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對伯工作”（閻錫山此前和日本達成合作，簽訂《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美國參戰后，閻錫山便翻臉不認人），但是都一一失敗了，而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參戰，中國也再也不懼日本了。

中日兩國，直到抗戰結束前，也再也沒有推動過各項密談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