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遺照
正月十三日，是母親仙逝64周年紀念日。每到這一天，我們兄弟姊妹攜同眾子孫，來到母親墳墓前擺供祭奠，愐懷她的一生，懷念她的恩德。母愛如山，母恩似海，她的愛和教誨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財富。
母親出生于1912年12月8日（舊歷十月三十日），姊妹五人，依次大舅、母親、二舅、三舅和姨母。大舅30多歲時被國民黨抓丁沒了音信，二舅務農，精通瓦工；三舅曾在濟南國棉廠干工，上世紀60年代棄工務農，回到家鄉；姨母比母親小十二歲，十幾歲出嫁當童養媳。

父親母親在1958年40多歲時的合影
母親與父親是1929年在老家（舊為淄川縣小田村）結婚的，當時住著三間土坯草房，經營著幾畝薄地。祖父母和伯父、姑母在淄川西關和店子居住，做著面食生意。經營的“韓家饃饃房”生意興隆，遠近聞名。
我曾有個大姐和大哥，都在三四個月時夭折。俗話說，“只住廟前，不住廟后”，當時我家住在村里的白衣大士殿后面，因為兩個孩子夭折，祖父認為是住廟后的原因，便讓父母搬去淄川西關店子村居住，也做面食生意。家里的一點薄地由曾祖父和姥爺經營。
果不其然，搬家后的1934年四月，長兄在淄川出生，其后次兄和大姐相繼出生。開始父親和母親住在淄川店子村。因生意不好，又在華鄔嶺姑母家的房子里給過往客人燴干糧、炸綠豆丸子做買賣。
因生意仍不好做，只好在1941年又返回老家種地。因有“不住廟后”的講究，祖父便幫助在老北屋西南面的后院，蓋起了五間掛廂房的西屋。不久又蓋了兩間北屋。此后，母親又生下二姐和我及三個弟弟。
長兄七、八歲時進儒學讀書，所學的課本是《論語》、《龍文鞕影》等，次兄則在淄川第三完小（駐傅家村）讀書。因家里人口多，勞力少，基本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迫于生計，大哥、二哥很小就給地主家打短工，但家中生活依然貧困。
母親身體一直不好，據大堂兄說，母親在生第一個孩子時就患上了癆病。每逢冬天，病情加重，雖然她身體欠佳，卻依然操勞著一家十來口人的生活。孩子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生活過得十分清苦。
從我記事開始，清晨還沒起床，就聽到院子里父母和姐姐們干活的聲音，兩位姐姐推煎餅磨子，母親則安下鏊子攤起了煎餅，一攤就是兩三個小時，父親主要是忙農活。母親除做飯外，家里坡里的活也是忙個不停。晚飯后還要在油燈下做針線活，每晚都是忙到深夜。
一到臘月，母親白天干家務，晚上趕著給我們眾姐弟做新年的衣服、鞋子。母親就這樣年復一年地為我們縫補衣服，拆洗被褥，操持家庭。大姐長大后也幫著母親做針線活，每晚在油燈下一直熬到半夜方睡。
小時候，我和弟弟們最盼母親去趕集，因為她回來時總愛買些如江米糕、熟地瓜、炒花生、柿子和柿餅等小食品分給我們吃，但她一口也舍不得往嘴里填。記得十二歲時，我在南家村上高小時，放學回家便幫助母親燒火、翻餅、搟面條，做些家務，盡量減輕她的負擔。
每到星期天或節假日，在外工作的大哥、二哥回到家中，全家人又熱鬧了起來。 那時我與弟弟們最高興他倆回家，因為母親又要做好吃的。一般是包水餃、搟面條、熬糕，也做些好菜。吃完飯后，二哥拉琴，大哥演唱， 表演京劇《蘇三起解》、《五家坡》片段，二哥邊拉琴邊演唱，有時二姐也湊趣，來段呂劇或歌曲。母親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母親的人緣特別好，村里人頭疼腦熱的都找他扎針，她用縫衣針給病人在印堂、太陽、脖頸后穴位上扎下去，再捏出點血來，病就輕了。那時農村醫療條件差，找不到醫生，都是找母親醫治，但她從沒收過錢財。
1960年的春天，我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饑荒，嚴重干旱導致莊稼顆粒不收。由于缺糧，全家人只能靠吃野菜、蘿卜櫻子、地瓜葉甚至樹葉、樹皮度日。常記得由于家里姊妹們多，時常斷頓，母親便帶上我去南家村（ 當時我村和南家村一個生產大隊）找大隊書記借糧食，每次還真能借到點。
這一年的8 月，我考上了淄博市煤礦學校，學校駐地在洪山。在我上學的前一天，母親給我準備衣服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一直忙到很晚才睡。“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唐代詩人孟郊的這首《游子吟》，彰顯了母子情感的真實寫照。
次日一早，父親陪我去學校報到。從家里走到遠隔6里路的“五公里車站”再坐上火車到淄川三里溝車站，然后下車再走十幾里路來到洪山學校駐地。
當時學校的生活還是不錯的，每月糧食定量27斤半，再加副食品。但考慮到家中生活困難，我只好每天多吃些地瓜，不吃主食，省出玉米窩頭周日帶回家接濟家里的生活。每逢回家時，老遠就看見母親坐在大門前的大石頭上等著我，心里頓感一陣暖意。
1961年初秋，國家發出“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后，學校停辦初中班，我肄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同時在博山淄博二中上學的二姐也畢業回到了家鄉。當時由于分到了“備荒地”、自留地、“養豬地”，家家都種上了地瓜、蘿卜、玉米，生活逐漸轉好。
當年秋天，地里的地瓜、蘿卜都豐收了。周日，在外工作的大哥、二哥回家幫助收秋，白天刨的地瓜蘿卜，由大哥、二哥用木推車推到大門口內堆積，晚上再點著煤油燈切地瓜干或削蘿卜櫻子。
我們大家都圍繞在母親的周圍，一邊干活一邊說笑。大哥能說會道，說些笑話或各地的方言逗大家開心，全家呈現著一片愉快、和睦、幸福的的氛圍。
同年冬天，母親的“癆病”又犯了。到了臘月，母親的病情愈發嚴重，不得不住進了淄博市第二醫院（座落在張店天主堂），經醫生診斷是肺源性心臟病（簡稱“肺心病”）。二姐白黑在醫院照料母親，直至臘月二十后，眼看要過年了，家里人都盼著母親回家，經與醫生交涉同意出院。
但沒過幾天，病情又加重了。到了臘月二十九，父親用木輪車，又推著母親住進了醫院。
1962年的春節，母親是在醫院里度過的。初一家里包的水餃，我給母親送到醫院，當時她還吃了幾個。在醫院時，我帶去許多“小人書”（連環畫）讓母親看，想讓他減輕痛苦。這些小人書都是二哥給我買的，我非常喜歡，認為母親也一定喜歡，但母親只簡單一翻就放下了。由于病情加重，不能躺，一躺下就咳嗽的厲害，不住的吐痰，只好整天坐在床上，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
直到正月初十日，病情加重了，父親就讓我去五里外的夏莊告訴大姐，大姐急忙趕到醫院，大哥和二哥也從外地趕了回來。當時母親尚清醒，不停地說話，但第二天就不認人了。十二日開始昏迷，病情危重。
正月十三日早上天剛亮，姨母叫上在村里菜園看園的我，急忙趕到醫院。一進醫院門，遠遠看到懷孕的大姐在病房門外啼哭，知道母親不好，一進病房，只見大哥、二哥和二姐在病床前哭成了淚人，全家人悲痛欲絕，痛不欲生。
母親的去世，簡直是塌天大禍，一家人整日沉侵在萬分悲痛之中。那年我十六歲，三個弟弟分別是十四、十二、八歲。全家人心情非常沉重，整日以淚洗面。
為了照顧八歲的幼弟，二哥將他帶到遠達二十多里教書的淄川區西官莊學校，隨他生活了一段時間，直至上學復回。
母親去世后，家中的一切縫補拆洗衣物活，基本上是八十歲的外祖母來做。外祖母一生勤懇，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為我們家操碎了心，我們大家都非常尊敬她，直至1974年90多歲時去世。
母親是偉大的，也是最無私的，心中唯有兒女。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婦女，母親的一生是平凡的，優秀的。她，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含辛茹苦，儉樸賢德；她，相夫教子，善良慈祥，溫柔平和，無微不至；她，友愛鄰里，熱情實在，不遺余力，善于助人。母親的品德永遠值得我們敬佩和弘揚。
六十多年來，母親的形象時刻縈繞在我們的眼前，她那慈祥的面容，和藹的話語，勤勞的形象，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母愛之情，驚天動地，母愛之恩，情深似海，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輝。
衷心祝愿天堂的母親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