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半世情長：至今難忘那年下放到我們楊莊的省城干部陳伯伯

我二十歲那年，也就是1970年春天，我們楊莊大隊來了一名省城的干部，他是下放到我們楊莊大隊勞動鍛煉的。

蘇北平原實況

楊莊大隊是蘇北的一個小村莊，我們大隊一共七個生產(chǎn)小隊，我是七隊的社員。我們楊莊大隊地處淮河流域下游，屬于蘇北平原，村莊周邊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鄉(xiāng)親們的生活水平可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溫飽基本有保障。

當時大隊沒有適合下放干部吃住的地方，我家剛好在前院新蓋了兩間房子，是準備給我結(jié)婚娶媳婦的。我大伯當時是大隊書記，他就安排下放干部暫住到我家，也在我家吃飯。

蘇北的早春還有些寒冷，我家新蓋的那兩間房子還沒安裝門窗，我父親就在窗口和門口掛上草簾子防御風寒。新房子里只有一張簡易的木頭架子床，我大伯從他家抬來一張單桌，搬來一個凳子，一床、一桌、一凳和我家那兩間新房子就成了省城下放干部的臨時住所。

那天晚飯過后，屋里漸漸暗了下來，楊莊那時候還沒通電，全村上下全靠煤油燈照明，日子過得清簡。省城來的干部性子溫和，臉上總帶著笑，一點沒有城里干部的架子，他輕聲問我：“小伙子，這里沒有電，夜里都用什么照明啊？”我聽了，轉(zhuǎn)身跑進里屋，把家里唯一一盞簡易煤油燈端了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他屋里的木桌上，點亮燈芯，昏暗的燈光一下子驅(qū)散了房間里的黑暗，房間里似乎也有了一絲的溫暖。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個空墨水瓶，用薄鐵片卷了一根細細的鐵管，穿上棉線做燈捻，自己動手做了一盞簡易煤油燈，雖粗糙，卻亮堂。早晚時間，我家也需要煤油燈照亮。

經(jīng)過幾天的接觸了解，我知道這位省城來的下放干部姓陳，年紀和我父親一般大，出于禮數(shù)，我一直恭恭敬敬地叫他陳伯伯。陳伯伯是城里人，有文化，說話溫聲細語，待人真誠厚道，在我家吃飯，從來不挑揀，粗糧細糧、咸菜稀飯，端上桌就吃，從不嫌棄農(nóng)村飯菜簡陋，更沒有半句怨言。有時他也和我們農(nóng)民一樣，拿起一塊生紅薯，在衣服上擦擦泥土，就大口吃起來。

陳伯伯偶爾跟著鄉(xiāng)親們?nèi)ス缵s集，回來的時候，手里總拎著東西，大多是給我家買的日用品，最珍貴的，是那時候市面上緊俏、憑票都難買到的煤油，他省著自己用，也給我們家點燈用。鄰居家沒了燈油，也端著煤油燈到我家來要煤油。陳伯伯總笑著說：“大家盡管用，用沒了我來想辦法。”

日子一天天過去，春寒褪去，田地里的莊稼越長越旺，我們一家人跟陳伯伯的感情，也像地里的紅薯一樣，根越扎越深。母親心疼他一個人在外吃苦，偶爾家里攢了雞蛋，總會炒上一盤端上桌。父親性子實誠，遇上農(nóng)閑，就會拿出家里藏著的散裝白酒，陪著陳伯伯喝上兩盅，家長里短、田間農(nóng)事，無話不談。那時候人的感情樸素又純粹，沒有客套，沒有虛頭巴腦，我們一家人待陳伯伯早已經(jīng)不是暫住的客人，而是自家的親人。

可平靜的日子里，也藏著突如其來的變故。那天陳伯伯淋雨得了重感冒，傍晚時分他發(fā)起了高燒，難受的根本坐不住。我慌忙叫來大隊的赤腳醫(yī)生，給陳伯伯打針、喂藥，折騰了好久，高燒卻絲毫不退，反而越來越重，到后來，陳伯伯直接昏厥了過去，臉色慘白，把我們一家人嚇得手足無措。

父親急得滿頭大汗，讓我趕忙跑著去叫來了我大伯，我們?nèi)撕狭Π殃惒p輕抬上隊里的架子車，裹上厚棉被，我和我爸拉著架子車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公社衛(wèi)生院跑，我大伯和赤腳醫(yī)生緊隨其后。

蘇北農(nóng)村的簡易土路坑坑洼洼，夜里的風又冷又硬，我們不敢放慢腳步，只顧著拼命拉車，只想快點趕到醫(yī)院。到了公社衛(wèi)生院已是凌晨時分，醫(yī)生立刻展開緊急施救，掛吊瓶、肌注退燒藥，還用涼濕毛巾一遍遍敷在他額頭做物理降溫，醫(yī)護人員和我們一家人，守在病床前一刻不敢合眼。直到天色大亮，太陽放射出紅色的霞光，陳伯伯的高燒才慢慢退去，他緩緩睜開了眼睛，意識也清醒過來。醫(yī)生總算送了一口氣，心有余悸地說：“真是吉人天相，要是再晚送來一步，人就危險了，這真是從鬼門關闖了一遭。”陳伯伯當時很虛弱，他拉著我和父親的手，眼眶通紅，一遍遍說我們是他的救命恩人。可在我們心里早就把陳伯伯當成了親人，一家人一般的情誼，哪來的恩情可言。

下放干部給知青和社員群眾讀報

陳伯伯在我家一住就是五個多月，那段日子，他跟著社員們一起下地干活，鋤地、播種、施肥，在田間地頭歇歇時主動給社員和知青們讀報講故事，從不叫苦叫累，城里來的干部，硬生生曬黑了皮膚，磨出了手繭，完完全全融入了社員群眾之中。后來大隊統(tǒng)籌安排，給陳伯伯新蓋了專屬的住房，可房子剛建好，組織上就有了新的調(diào)動，陳伯伯被安排到公社擔任干部，工作地點變了，也就不在我家借住了。

搬離我家之后，住在公社駐地的陳伯伯心里始終記掛著我們，隔三岔五就往楊莊跑，每次回來，手里都不空著：白面、白面饅頭，是那時候農(nóng)村最稀罕的吃食；糧票、布票，更是家家戶戶緊巴巴過日子的硬通貨，他總能省下來，一股腦塞給我父母。

那年秋天，我婚期將近，新房早就蓋好，可門窗卻遲遲沒安裝。陳伯伯來我家，看著空蕩蕩的門框窗框，便問我父親緣由，父親臉上滿是難為情，嘆了口氣說，蓋房、訂婚已經(jīng)花光了家里所有積蓄，還拉下了不少饑荒，實在拿不出錢打門窗了。

陳伯伯聽了，沒多說什么，只是默默記在了心里。沒過幾天，他就托人拉來了上好的木料，又親自請來了手藝最好的木匠，從頭到尾沒讓我家花一分錢，沒幾天功夫，嶄新的門窗就整整齊齊安裝好了，嚴實、結(jié)實，把我的婚房裝點得妥妥當當。

母親看著裝好的門窗，當場就落下了眼淚，那是感動的淚，也是暖心的淚。為了感謝陳伯伯，母親特意殺了家里養(yǎng)的雞，做了一桌子最豐盛的飯菜，還特意讓我跑到公社供銷社，買了一瓶酒，一家人熱熱鬧鬧坐在一起，像過年一樣吃了一頓像樣的飯。

1974年秋后，一件天大的喜事落在了楊莊——我們大隊終于通電了！漆黑的夜晚，終于能用明亮的電燈照明了，再也不用守著煤油燈過日子。第一時間，陳伯伯趕回楊莊，自掏腰包買了電線電表和燈具開關，先是給楊莊小學裝上了電燈，讓村里的孩子早晚能在亮堂的教室里讀書學習。給學校安裝好點燈，陳伯伯又幫我家接上了電線、裝上了電表，安上了電燈，我家成了楊莊最早一批用上電燈的農(nóng)戶，每當電燈亮起，暖黃的光亮灑滿屋子，我心里就像明亮的燈光一樣亮堂，我們一家人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激陳伯伯。

往后的日子，陳伯伯來回南京和楊莊之間，每次回南京，母親總會把家里積攢的雞蛋、新收的紅薯、自家做的咸菜，滿滿當當裝一口袋，讓他帶回城里送給家人親友。而陳伯伯，也始終沒少幫襯我們家。我結(jié)婚時穿的新衣服、新鞋襪，全都是陳伯伯出錢、出布票買來的，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一身嶄新的衣裳，是最珍貴的祝福，也是最沉甸甸的情誼。

1975年的秋天，秋風掃過蘇北平原，稻谷金黃，豐收在望，而陳伯伯也接到了回城的通知，要離開生活了五年多的楊莊，回到南京老家工作了。離別那天，我特意借了大伯家的自行車，把陳伯伯送到公社汽車站。

車要開的時候，陳伯伯緊緊握著我的手，眼里滿是不舍，把一張寫著南京家庭住址的紙條塞到我手里，反復叮囑我，以后有機會，一定要帶著家人去南京逛逛。

汽笛聲響起，車子緩緩駛離，我站在車站門口，望著遠去的客車，心里空落落的，那個春日里來到楊莊的陳伯伯，終究還是離開了楊莊。

本以為離別之后再相見會變得艱難，可這份跨越城鄉(xiāng)、跨越長江的情誼，非但沒有變淡，反而越來越深厚。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日子一天天變好，陳伯伯始終惦記著我，多次寫信、托人帶話，讓我?guī)е拮尤ツ暇┌l(fā)展。拗不過他的盛情，也想出去闖一闖，我便把孩子托付給父母照看，帶著妻子去了南京。陳伯伯像對待親侄子一樣，跑前跑后，幫我們張羅了一個早點攤。雖然起早貪黑很辛苦，生意卻格外紅火。

靠著踏實肯干，也靠著陳伯伯一路幫扶，我們的早點攤慢慢變成了小飯店，小飯店又擴建成了能承辦婚禮宴席的大酒店，后來還開了分店，日子越過越紅火，從農(nóng)村走出來的我，在南京扎下了根。這一切的起點，都離不開那位待我如親人的陳伯伯的扶持和幫助。

眼下，我已是年過古稀的白發(fā)老人，父母、大伯那一輩人都已不在人世，可我和陳伯伯一家的情誼，卻代代相傳，從未斷過。我和陳伯伯的小兒子，從相識到相伴，成了無話不談、比親兄弟還要親的好兄弟。我的后輩兒孫，與陳家的晚輩們，也親如一家，逢年過節(jié)相互走動，一起聚餐，平日里彼此照應，成了世上最親近的人。

時光匆匆，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憶當年，1970年的春風，仿佛還吹在楊莊的田埂上，陳伯伯初到我家時溫和的笑容、草簾子擋風的小屋、昏黃的煤油燈、連夜拉車送醫(yī)的夜晚、裝好的門窗、亮起的電燈……一幕幕畫面，清晰得就像發(fā)生在昨天。

蘇北農(nóng)村住房

那段特殊歲月里結(jié)下的情誼，沒有華麗的言語，沒有貴重的禮物，只有農(nóng)村人的樸實真誠，城里人的厚道感恩，在淮河邊的小村莊里，生根、發(fā)芽、開花，歷經(jīng)五十余載風雨，依舊溫暖如初。陳伯伯早已不是一位普通的下放干部，而是刻在我生命里、融進我家族血脈里的親人，這份半世情長，我會記一輩子，也會讓子子孫孫，永遠銘記。

講述人：楊小軍老師

執(zhí)筆創(chuàng)作：草根作家（朱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