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特朗普重返白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他那一連串可以說是為所欲為的政策、行政令，常常讓圍觀群眾產生一種魔幻的錯覺：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三權分立，是不是已經名存實亡了？

這也難怪大家會調侃：全世界只有特朗普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

不過，就在上個月，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宣判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的全球大規模關稅越權違法。

雖然這一裁定結果讓特朗普少見地吃癟了——近一年的加征關稅政策悉數淪為廢案，超1750億美元的已繳稅款面臨巨額退款與長期訴訟——但顯然，這并沒有遏制住他繼續加征關稅的步伐，一系列新招數隨之出臺。

像這類情形在美國歷史上還曾有過更多。如果時間倒流90年，你會看到另一位美國政壇的傳奇硬漢，正坐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里，對著同一批（甚至更固執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咬牙切齒。

他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

當年的羅斯福，為了把美國從大蕭條的泥潭里拉出來，推出了轟轟烈烈的“新政”。結果最高法院接二連三地判定他的核心法案“違憲”。

面對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傲慢降維打擊，羅斯福沒有選擇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樣在社交媒體上發牢騷，而是掏出了美國政治史上最瘋狂、最驚心動魄的殺手锏——“填塞法院計劃”。

今天我們要聊的這本《至高權力》，記錄的正是那場差點掀翻美國憲政基石的權力大亂斗。

在這本書里你會發現，無論是今天的關稅風波，還是當年的新政危機，白宮與最高法院之間那場關于“誰說了算”的權力游戲，其劇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寫好了……

1932年11月的一個傍晚，華盛頓的一處街角聚集著大量人群，他們安靜有序，有人拿著盛滿咖啡的熱水瓶和塞滿三明治的野餐盒，等著晚上競選活動開始。

下午6點剛過，人越聚越多。此時，作為活動大廳的軍械庫內外已經站了近2萬人。廳內，開始不斷有官員上臺演講，他們只專注干一件事：攻擊胡佛總統。

胡佛，美國第31任總統，面對大蕭條采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在任期間有超過5千家銀行倒閉，8萬多家企業破產，失業人口猛增超過1500萬。許多人流落街頭，吃了上頓沒下頓。

據說，當時的人們餓得受不了，只能去抓野兔吃，還把野兔稱為“胡佛豬”。

美國人民需要拯救他們的英雄——現在，英雄正在趕來的列車上，他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海軍前助理部長，紐約州州長，即將與胡佛競選下一任總統席位。

在當天的競選演講活動上，羅斯福再次吹起了進攻的號角：

“我在這次競選中發動了一場戰爭，一場針對目前共和黨領導層中‘四騎士’的正面進攻——這四個騎士是毀滅、拖延、欺騙和絕望。”

他贏得全場的掌聲和歡呼聲——接下來，這股熱潮即將席卷全國，毫無懸念地，羅斯福擊敗胡佛，當選美國第32任總統。

再接下來，就是我們熟悉的那段歷史課本內容，羅斯福上任后推出人盡皆知的“新政”：銀行休業整頓；復興工業；調整農業政策……直至克服大蕭條，美國和資本主義制度被羅斯福一手拯救。

這段美國往事如同超級英雄電影一般被我們記住，但很多人不知道新政神話背后隱藏著一段少有人知的美國權斗秘史——為了維護新政，身為總統的羅斯福，竟公然對抗最高法院，不僅引起了一場全國范圍的混戰，甚至險些動搖了美國政體基礎。

歷史，從來不僅僅是教科書上的模樣。

讓我們把日歷往后翻到1935年5月27日。

此時，羅斯福已經上任兩年，新政也已推行兩年——新政之“新”到了這時候已經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說將成明日黃花。

新政面臨的質疑是全方面的。除了遭到媒體和政治對手抨擊，對新政積怨最多的是企業主和農場主，他們無法接受新政的許多強制性措施，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于是對政府提起訴訟。那一年，僅僅針對《農業調整法》，就有1700多起訴訟有待審理。

再比如，在當時的紐約，多數女性薪資極低，以至于很多人為了果腹被迫住在地鐵站里。于是，當時的政府出臺法規規定了最低工資，要求企業主不得支付低于此標準的薪資。但企業主認為，此法違反了契約自由原則，侵犯了他們與員工談判的自由。

一邊是企業主和農場主們的合法權益，一邊是底層群體的合理利益，該如何抉擇？這個棘手的難題，交給了當時的聯邦最高法院。

在1935年5月27日這天，最高法院給出了最終答案，它對新政——及其背后的領袖羅斯福——開槍了，而且，是連開三槍。

當天，三起新政相關案件的判決結果被公布出來，政府不僅三起案件都輸了，而且都是以9票比0票的結果輸了。也就是說，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全都站在了羅斯福的對立面。

這一天是星期一，但后來都會被加上一個前綴以紀念新政之死，人們稱這天為“黑色星期一”。

讓我們把日歷再往前翻到1787年9月17日。

這一天，美國第一部成文憲法完稿，奠定了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在權力分配上，美國的國家權力分為三部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歸屬于國會、總統和最高法院，三權互相制衡。

其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雖沒有實權，但他們為爭議案件投票表決，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具有一錘定音的話語權。一般，大法官的數量為九位，人們尊稱為“九人”（The Nine）。按規定，大法官由總統任命，任命需征得國會同意，一旦當選便終身就任，達到一定年齡條件后可主動退休，否則誰都無權將其免職，除非遭到國會彈劾。

比如廢除學校種族隔離制度，或同性戀婚姻合法，均為最高法院之作。哪怕像總統這樣國家領袖，都無法動搖最高法院的判決。美國，亦被稱為“大法官說了算的國度”。

因此，大法官理論上應為法律界資深人士，他不僅精通法律業務，更是要德高望重，能對憲法進行完美無缺的詮釋，這樣才能受到各方的認可和尊重。

然而，理論歸理論，大法官不是一具“憲法機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們也有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政治傾向，也會犯錯誤或自相矛盾，甚至連大法官自己都調侃道：“誰知道是什么對法官的判決產生了影響？也許要看他早餐吃了什么吧。”

在“黑色星期一”這天，我們無法得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究竟吃了什么早餐，但我們不難猜到，當天得知結果的羅斯福肯定氣得無法好好就餐。

是偏向企業主，還是偏向底層群體，這是個表面問題——問題的本質在于法官們如何理解憲法。

在新政時期，最高法院分裂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前者提倡應靈活理解和運用憲法，判案時應考慮社會大眾的利益，這有利于新政推行。

而保守派大法官則維護憲法精神，他們認為應嚴格遵從法律條文，保護個人權益，警惕政府權力的擴張——他們占據了最高法院多數席位，其中有四位法官更是立場堅定，被稱為“黑暗四騎士”。

新政在法庭上屢受打擊，往往正是“黑暗四騎士”及兩位中間派法官投的反對票——但心高氣傲的羅斯福可不會坐以待斃，任由這幾個披著法袍的老頭屠宰。

雖然憲法規定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權，卻留下一個漏洞，它沒有規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數。也就是說，“九人”中的“九”并非固定不變的。

不過到了1930年代，九位大法官的傳統已經保持64年沒變了，似乎已成為一種歷史傳統。但有人偏偏不這么想，那就是1937年的羅斯福。

在前一年的冬天，他剛剛連任總統成功，并且是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勝利。他正處于權力的巔峰，醞釀著反擊最高法院。

“人們看著您就好像看著上帝一樣。”在羅斯福首次當選后，有一名美國公民在給新總統的信中寫道。現在，上帝正在籌劃一份魔鬼般的提案：若大法官超過70歲后不退休，總統就有權力新增一位大法官——以當時的情況看，羅斯福可以新增六位大法官——人們將之稱為“填塞法院計劃”。

如果該提案在國會通過，九人將變為十五人，最高法院可能淪為總統的掌中物，美國三權分立制度名存實亡。

盡管羅斯福將提案包裝成了“司法體系改革方案 ”，但這不能掩蓋他更改最高法院人員構成的野心。

“這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個名為“占領最高法院”的專欄中哀嘆道，“自從南北分裂以來，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龐大而深刻的問題。”

有人警告稱，隨著歐洲的暴政愈演愈烈，“最高法院改革會成為美國出現的第一縷危險信號。”

《紐約先驅論壇報》則將羅斯福和墨索里尼、希特勒擺在了一起：這三位都曾在國家困難時期掌權，都利用社會動蕩作為借口使法律變為例行公事，有名無實——法西斯清單中的最后一項不就是“廢除法院”嗎？

連納粹都跑出來煽風點火。有納粹報刊支持填塞最高法院計劃，將羅斯福描述成一位反對政府過時思想的強硬的斗士；據說，墨索尼里也對美國“朝著法西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看齊”而表示歡迎。

在宣布填塞最高法院計劃后，羅斯福很快就看到所謂“權力的巔峰”是多么脆弱——記者、專欄作者和媒體大亨撰文抨擊他；反對黨和政治對手意欲借機上位；連民主黨內部也四分五裂，有人想報復羅斯福，鼓勵議員給提案投反對票，有人支持總統只為謀得政治利益。還有投機分子還趁亂搞出了勢頭一度蓋過共和黨的“美國自由聯盟”，成為當時的“第三黨”。

羅斯福為了更順利地推行新政以拯救人民？還是想趁機控制最高法院，從而實現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場國家級的大混戰就此展開：暴力罷工此起彼伏，利益交易暗地進行，政治陰謀悄然實施，甚至有人在這場“不流血的政變”中過勞而死——美國民主，迎來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時刻。

通過研究大量的手稿、司法記錄、新聞報道及從未出版過的日記，這段教科書上讀不到的權斗秘史，被知名史學家杰夫·謝索寫成鴻篇巨作《至高權力：羅斯福總統與最高法院的較量》。翻開書頁，羅斯福、白宮幕僚、大法官、議員、政治投機分子、媒體大亨在文字的舞臺中悉數登場，一出白宮版的“權力的游戲”真實上演。

但是，精彩的不僅僅是故事情節，在世界集體向右轉的今天，這個“強人政治vs司法獨立”更是來得及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稱其為“一部杰出的著作，與我們這個時代息息相關”，《九人》作者圖賓更是譽之為“21世紀公民必修課”。

人人都在說“以史為鏡”，教科書外往往有更多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