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12 no.12

「平」論

2026/06/10

JUNE

技術主權對中等國家而言，已經從戰略目標演變成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幻覺。

第12期

總第12期

編者按

PREFACE

歐盟推出“技術主權”一攬子方案，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等相繼強化本土AI戰略，表明在中美AI競爭G2格局逐漸成形之際，越來越多中等國家正陷入同一種焦慮：既想獲得最先進技術，又不愿在關鍵基礎設施上喪失主權。

本文以“要技術還是要主權”為核心追問，指出中等國家的兩難并非一時之困，而是結構性困境。選擇美國，意味著可以接入成熟的芯片、云計算、大模型和產業生態，卻難以擺脫美國在政治、軍事、資本和平臺規則上的深層控制；不選擇中國，則既有美國壓力下的“不敢”，也有意識形態偏見下的“不會”。所謂技術主權，在現實中往往變成一種難以兌現的幻覺。

文章提醒中國，應以市場化方式提供高性價比、可本地化、可持續運行的AI解決方案，讓中國技術成為其產業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月3日，歐盟委員會正式公布了“歐洲技術主權一攬子方案”，這份包含《云與人工智能發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在內的政策文件，被外國媒體概括為“擺脫對美國數字公司和中國芯片的依賴，轉而采用歐洲本土的替代方案”。

對此，歐盟委員會明確指出：“歐盟正站在一個決定性時刻，需要宣示其技術主權，并在全球地緣經濟力量競賽中重新奪回自己的位置。”這句話背后，是一個像歐盟這樣的中等力量在中美AI競爭G2格局下充滿焦慮、并努力想維護技術主權的真實寫照。

客觀地說，AI競爭的G2格局已基本確定。中等國家紛紛將技術主權作為國家戰略——加拿大總理卡尼6月4日剛剛公布的“全民人工智能”戰略，涉及數十億加元的多項投入，來構建本土AI產業生態；日本、韓國、印度也都在各自的國家AI戰略中反復強調“主權”和“自主”。

但現實來看，中等國家爭取技術主權遇到了極大的困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偽命題。中等國家能怎么做？或者說，有沒有選擇權？面對中等國家的困境，中國又如何把握住中國AI國際化的窗口機遇？

歐盟將推“技術主權”新規，減少依賴中美科技與芯片（圖源：路透社）

01

中等國家既想要技術，

又想要主權

什么是中等國家？

一個在AI時代需要重新定義的概念

在國際關系學界，“中等國家”（middle power）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傳統定義往往基于經濟體量（GDP排名）、人口規模、軍事能力等綜合指標。但在AI時代，這個定義需要被重新審視。

綜合考慮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在當下的AI競爭格局中，除了中美兩國，已經沒有第三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這不是貶低其他國家的綜合實力，而是在AI這個未來的基礎設施領域，中美之間與其他國家之間已經拉開了代際性的差距。

在這個新的定義下，中等國家也屈指可數。具體而言，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傳統發達國家，主要包括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與技術聯盟）、日本、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第二類是新興經濟體，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這個名單并不長，但卻囊括了除中美之外，全球AI市場最重要的玩家。

中等國家的AI能力：

技術不夠，產業鏈更不夠

這些國家在AI革命下，技術和產業能力處于什么狀態？分類來看：

傳統發達國家的困境：

有基礎，但不成體系

歐洲擁有世界一流的AI研究機構，也誕生過DeepMind（后被谷歌收購）這樣的AI先驅企業。但問題在于，歐洲沒有一家能與OpenAI、谷歌、字節、阿里相提并論的大模型公司，也沒有形成完整的AI產業鏈。

日本和韓國的情況類似。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和精密制造上有優勢，韓國在存儲芯片和顯示面板上有領先地位，但在AI大模型、云計算、算力基礎設施等核心環節，兩國都高度依賴美國技術。

加拿大雖然是AI研究的發源地之一，但其AI產業長期面臨“研究在加拿大、產業在美國”的尷尬。

新興經濟體的困境：

有需求，但缺能力

印度、巴西、印尼等新興經濟體的情況更為復雜。它們有龐大的人口和市場需求，也有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但在AI技術能力和基礎設施上，與發達國家還有明顯差距。

印度雖然是全球IT服務外包中心，但在AI核心技術上幾乎完全依賴美國。印度政府推動的“數字印度”戰略，底層技術架構基本來自谷歌、微軟、亞馬遜。

沙特和阿聯酋則是另一種模式——用資本購買技術。沙特主權基金投資了大量美國AI公司，阿聯酋的“G42”試圖建立中東的AI中心，但核心技術仍然依賴外部供應。

總的來說，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這些中等國家，無論是在技術能力上還是在產業鏈、供應鏈上，都不具備足夠的自主能力，都必須依靠美國。

既要技術又要主權：

一個一致的戰略目標，

一個難以實現的愿景

雖然這些國家在能力上都不足，但面對AI這場顛覆性革命，它們都不甘于成為中美的附庸。互聯網革命的教訓歷歷在目——歐盟目前沒有一家互聯網領域的巨頭，并不是因為從來就沒出現過，而是出現了之后，最終又被美國的互聯網企業收購和打壓至消失。

可以說，這些國家的戰略目標是非常一致的：既要技術，又要主權。

因為它們都希望在AI革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都在努力投資AI，努力培養本國的冠軍企業。與此同時，它們又不得不大量使用美國的技術。所以它們同步也在糾結：如何在利用美國技術的同時，保持國家的主權、技術的主權？歐盟為此推出了一系列法規來確保主權，試圖通過監管的方式守住“最后防線”。

但這個“既要又要”的戰略，真的能實現嗎？

歐盟批準谷歌以320億美元收購網絡安全初創公司Wiz，谷歌稱將Wiz納入其云業務將有助于其加速云安全改進，并增強其使用多云的能力（圖源：華爾街日報）

02

“只能”選美國，

但有了技術，沒了主權

這些中等國家的一個共同屬性不能被忽視：它們大部分都是美國的傳統或新興盟友，大多對中國有天然的抵觸和恐懼。原因復雜——政治體制差異、意識形態對立、地緣競爭、經濟利益沖突——但結果是清晰的：在中美之間，它們的選擇空間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窄。下面分兩類來看：

美國傳統盟友：

技術來了，主權丟了

對于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等美國傳統盟友而言，美國對它們的影響甚至控制，絕不僅僅在技術和經濟領域。

在政治和軍事領域，這些國家被美國滲透極深。北約體系將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國防安全與美國深度綁定；日本和韓國的駐軍，都讓這些國家在關鍵決策上難以完全獨立于華盛頓。客觀地說，這些國家本質上都不是真正意義上具有完全主權的國家。它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與美國進行技術脫鉤，并在這個基礎上實現自己的技術主權。

可以說，這些國家只能選美國，特別是在中美博弈加劇的當下。

而選擇了美國，確實擁有了美國在AI領域全產業鏈的技術供給和合作——OpenAI的API接口、微軟的Azure云平臺、英偉達的GPU、谷歌的TensorFlow框架。美國科技巨頭對當地的投資和市場滲透，看似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先進技術。

但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正如互聯網時期一樣，美國的科技巨頭會想方設法收購和打壓當地崛起的科技企業。Skype（北歐）被微軟收購，DeepMind（英國）被谷歌收購，Arm（英國）被軟銀收購后又差點被英偉達收購。每一次收購背后，都是歐洲技術主權的又一次喪失。

歐盟時不時對美國科技巨頭開出上億歐元的罰單，但這改變不了根本格局——谷歌、亞馬遜、微軟仍然壟斷著歐洲的云計算市場，Meta和TikTok仍然主導著社交媒體。罰款的數字看起來很大，但跟科技巨頭對歐洲市場的壟斷收益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可以說：雖然有了技術，有了美國最先進的技術，但主權是不可能維護住的。通過監管來保護主權，從互聯網時代的經驗看，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美國新興盟友：

表面有技術，實際沒技術，

主權更無從談起

對于印度、沙特、巴西、印尼等盟友關系沒有那么長期和穩固的國家而言，情況更為復雜。

它們的政治經濟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國，但總的來說都保持著一定的獨立自主姿態。這些國家本質上都希望在中美大國博弈中保持某種中立和獨立，并從兩國身上獲得最大利益。這顯然是最理性也最應該的態度。但問題在于，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都是親美的。不管是自己還是下一代，大多在美國接受精英教育，天然認可和擁戴美國的制度和經濟形態。因此，這些國家似乎不是只能選美國，但大概率只會選美國，或者說，選美國對它們來說是更安全、更政治正確、更符合價值觀的選擇。

但與美國更緊密的傳統盟友相比，這些新興盟友面臨的困境更嚴峻：

一方面，技術承接能力有限，數字基礎設施能力不足。即便美國把最先進的AI技術給到它們，它們也很難較好地實現本地化應用。印度雖然有龐大的IT產業，但核心技術研發能力薄弱；印尼、巴西的數字基礎設施仍在建設期，算力中心、數據中心的密度遠低于發達國家。

另一方面，制度體系和法律法規正處于建設期，很難像歐盟一樣通過法規來一定程度地維持主權。歐盟至少有《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數字市場法》（DMA）、《數字服務法》（DSA）等成體系的監管工具，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數字治理框架還在草創階段，監管能力嚴重不足。

對它們來說：選了美國，結果是表面有了技術，但實際上是沒有的，主權更無從談起。

2025年，歐盟委員會對谷歌開出29.5億歐元巨額罰單（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03

“不敢”也不會選中國，

怕既沒技術，更沒主權

在AI競爭中美G2格局已經確立的背景下，任何理性的政治家都明白：這個時候平衡中美才能獲得最大利益。但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影響下，政治人物往往不以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主做理性判斷。總的來說，不管是傳統盟友國家還是新興盟友國家，它們不敢、不會選中國，有三個共性的原因。

美國的隱性阻攔：

政治、軍事、游說的立體封鎖

美國的限制乃至阻攔不一定是顯性的，往往通過多種渠道隱性施壓。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曾明確警告全球廠商，如果在產品或服務中使用華為的昇騰AI芯片，相關負責人最高可能面臨20年監禁。這種赤裸裸的威懾，讓任何一個想要使用中國技術的國家或企業都不得不三思而行。

這種封鎖不只是技術層面，更是政治軍事層面——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甚至專門召開閉門會議，商討AI和6G通信標準，以“對抗中國在全球電信領域的影響力”。當一個國家的安全體系與美國深度綁定，當軍事同盟關系決定了政治決策空間，選擇中國技術就意味著挑戰與美國的同盟關系，這是大多數中等國家政治精英不敢承受的代價。

技術能力偏見：

中國只是“平替”？

這些國家直到今天對中國的技術能力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

OpenAI、Anthropic、谷歌等美國科技巨頭聯手炒作中國AI利用“對抗性蒸餾”“竊取”美國模型能力——這種敘事的本質并非技術維權，而是通過話語權構建來矮化中國AI的獨立性。這套敘事在中等國家的政治精英中有著相當的市場：中國大模型不過是美國技術的“平替”，本質上是依賴蒸餾而非自主創新。

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到，國內輿論中對中國AI技術能力的認知存在某種程度的放大效應——DeepSeek的橫空出世在國內引發了巨大的自信，但我們不能天然地認為我們的認知就是世界的認知。

在那些長期以美國為技術燈塔、深受美國全方位影響的中等國家，其政治精英的底層認知仍然是：中國的技術是次一級的、是依附性的、是不可信任的。這種認知使得他們不會選擇中國——因為在他們看來，選了也得不到真正有競爭力的技術。

“后門”的政治想象：

開源也無濟于事

這些國家政治精英對中國最大的偏見，不是技術能力，而是政治信任。在他們看來，中國沒有真正市場化運作的企業，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影響甚至主導，因此不相信中國技術沒有預留“后門”。

TikTok的案例最能說明這個問題。TikTok為了在美國市場生存，耗費巨資建立了“德克薩斯項目”（Project Texas），將美國用戶數據存儲在甲骨文服務器，開放源代碼審計，允許美國政府人員駐場檢查。即便如此，美國國會仍然不相信沒有后門，最終推動了強制剝離或封禁的立法。

這個邏輯延伸到AI領域：哪怕中國完全開源，哪怕代碼經過第三方審計，哪怕在當地本地化部署——只要這項技術的根源是中國，就會被貼上“潛在后門”的標簽。在它們看來，即便擁有了名義上自主的AI能力，也是被留了后門的自主技術，仍然是沒有主權的。

總的來說，它們不選中國，既是因為美國影響下的“不敢”，也是因為政治偏見下的“不會”。不管是不敢還是不會，做出決策的都是深受美國教育、價值觀和利益體系浸染的政治精英。這種影響是系統性的、代際性的，非常非常難被改變。除非是大到他們無法拒絕的利益——而且是與他們的利益集團甚至家族緊密相關的具體利益。

加利福尼亞州卡爾弗城的TikTok辦公樓（圖源：紐約時報）

04

如何讓中等國家不選邊？

中等國家是AI全球競爭的核心戰場

要理解中國行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首先必須清楚中等國家在中美AI競爭中的戰略地位。

中等國家是AI在全球尺度競爭的關鍵——是中美AI競爭爭奪的核心市場。原因是雙重的：

一方面，中等國家是除中美之外，AI技術和應用成長性最大的市場。廣大發展中國家雖然有需要，也有龐大的人口規模，但無論是消費能力還是數字基礎設施，都不足以支撐AI的規模化應用。而中等國家——歐盟、日本、韓國、印度、沙特——恰恰處于“有需求、有能力承接、有付費意愿”的核心區間。

另一方面，在AI技術和應用快速市場化的初期，搶占這些核心市場，不僅對這些市場會形成某種程度的鎖定效應，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正在形成的新興市場會有強烈的示范效應。今天在歐洲、日本、韓國市場建立的AI生態地位，將成為明天在非洲、中亞、東南亞市場滲透的最強背書。

我們的目標：

不是讓中等國家只選我們，

而是讓它們不選邊

在明確了中等國家的戰略價值之后，有必要校準一下我們的目標預期。

客觀地說，現階段的中國還不具備讓中等國家拋棄美國、全面轉向中國的比較優勢和全球影響力。試圖在短期內實現這個目標，既不現實，也會適得其反——反而會給中等國家的反華力量提供“中國試圖替代美國主導地位”的政治敘事素材。

我們真正的目標是：讓中等國家不選邊——選了美國的技術，同時不排斥中國的解決方案。在AI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在不同應用場景，讓中國的企業、技術、解決方案成為這些國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主導，而是不可缺少。

這個目標，看起來比“讓它們選中國”低調，但實現起來同樣有效——而且可持續。

行動方案：

市場化“利誘”，而非政治化動員

在明確了重要性和目標之后，關鍵是確定一個具有可操作性且能盡快發揮效果的行動方案。

為什么強調“盡快發揮效果”？因為留給我們的時間窗口并不長。雖然現階段只能進行粗略的預估，但這個機會窗口不會超過兩年——大致是特朗普本屆任期內。特朗普的去監管政策會最大化AI的擴張速度，一旦美國AI模型技術趨于成熟、產業鏈趨于完善、市場占有趨于壟斷，中國AI的全球化空間就會急劇收窄。

既要可行，又要快，這兩個要求已經說明：這個行動必須以商業和市場化邏輯展開，而非政治邏輯。我們需要的絕不是一個由政府主導、旗幟鮮明的戰略框架，因為這往往會觸發中等國家的政治警覺和美國的強力抵制。

市場化的核心邏輯是“利誘”——給中等國家難以拒絕的高性價比產品、解決方案和服務體系。AI不只是一項技術，而是一套完整的基礎設施體系——覆蓋上游的電力解決方案、芯片和算力平臺、大模型體系、終端應用，以及數據治理框架。這絕不是一個企業能夠獨立提供的，因此我們的“利誘”也絕不能是單一企業的單一產品，而應該是由AI全鏈條企業群為主體、以上下游產品融合為抓手、在地化發展的綜合AI解決方案。

這里有兩個關鍵維度需要特別強調：

第一，企業群而非單一企業。這個企業群不只是指國內的企業，也包括愿意與中國企業合作的國外企業。就在6月1日，英偉達在GTC Taipei大會上正式宣布與宇樹科技、新加坡Sharpa公司聯合推出NVIDIA Isaac GR00T參考人形機器人平臺（H2+）——這個案例堪稱完美：宇樹提供機器人本體（中國制造），Sharpa提供靈巧手（新加坡研發），英偉達提供Isaac GR00T AI平臺（美國算力+模型平臺），三方聯合構成一套初期面向科研機構的完整解決方案。這種跨國企業群的協同模式，不僅降低了政治敏感度（不是純中國產品），也提供了遠超任何單一來源的完整解決方案能力。

第二，性價比加在地化。在全鏈條中，針對各地的比較優勢，將可以在地化發展、可以與當地經濟產業融合的部分充分嵌入。這既是真正的“利誘”——給當地帶來就業、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防御：當一套中國主導的AI解決方案已經與當地產業鏈深度融合，產生了大量本地就業和經濟產出，任何政府試圖排除它都需要付出極高的政治經濟代價。

誠然，方向似乎是清晰的，但實施卻是困難的。困難不在于技術，也不在于產品，而在于企業的信心與安全感。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是直接下場，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好政策引導和服務支持——站在企業身后，讓出海企業保持足夠的長期安全感。這聽起來容易，實則極難做到。對于中國出海企業而言，在國內最需要的不是補貼，不是資源，而是“確定性”：知道政策不會朝令夕改，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會被支持而非干擾，知道即便遭遇海外政治風險也有國內制度的背書。這份確定性和信任，才是出海企業真正稀缺的戰略資源。

05

結語

6月3日，歐盟公布技術主權方案；6月4日，加拿大發布AI戰略；同一周，日本、韓國、印度都在各自的場合重申了“技術自主”的戰略意圖。中等國家的焦慮是真實的，它們對技術主權的渴望也是真實的。

但在中美AI競爭G2格局已經確立的今天，技術主權對中等國家而言，已經從戰略目標演變成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幻覺。選了美國，有了技術，但主權在美國的軟硬兼施下慢慢流失；不選中國，既有美國施壓下的“不敢”，也有政治偏見下的“不會”。兩條路，都通向同一個困境。

這個困境，恰恰是中國的機遇。

中國需要的不是高舉旗幟的“AI全球化倡議”，不是政府主導的“數字絲綢之路2.0”，而是以市場為主體、以性價比為武器、以在地化為戰術的企業群協同推進。利誘，不是貶義詞。利誘的本質，是給中等國家一個真實的、劃算的、政治風險可控的選項——不是要它們背叛美國，而是讓它們在選了美國之后，同時也離不開中國。

窗口只有兩年，時不我待。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DeepSeek V4 Pro：深度求索公司開發的第四代生成式預訓練變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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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伍子堯

排版｜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