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520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7000字，配圖13幅，閱讀需要15分鐘， 2026年3月18日首發。

按：本文編譯自外網軍事評論，編譯本文并不表示贊同原作者觀點或證實文章內容，僅供讀者參考。配圖有改動。

在評論一戰前的國際海軍競賽時，英國政治家、前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海軍大臣和外交大臣的第一代貝爾福伯爵（Arthur James Balfour）曾表示：“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代史上，我們首次面臨如此罕見且危險的海軍局勢，其深遠影響甚至令我們難以完全領會。”當時，德意志帝國四年內已下水第四艘無畏艦，英國對此深感不安。自霍雷肖·納爾遜將軍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大獲全勝以來，英國皇家海軍便一直稱霸海洋。然而，20世紀初的國際形勢充滿了變數：英德兩國掀起軍備競賽，美日兩國緊隨其后。一戰結束后，各大海軍強國意識到這些海上巨獸只會越造越大，當世界理應回歸永久和平之時，各國卻仍深陷軍備競賽的漩渦。

圖1.海軍競賽時期的英國皇家海軍無畏艦隊

為應對一戰后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美、英、日、法、意五大海軍強國于1922年通過談判達成了《華盛頓海軍條約》，限制各自主力艦的發展，以給戰后隱約再現的軍備競賽降溫。該條約及1930年的《倫敦海軍條約》催生了一款新軍艦——條約型巡洋艦，并開啟了一段為期約二十年的海軍創新發展期。美國海軍隨即展開大規模造艦活動，二十年間建造了五級18艘重巡洋艦。這些巡洋艦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參加了所有重大的艦隊戰斗活動，并對戰局產生了關鍵影響。縱觀美國海軍條約型巡洋艦的發展歷程，可為當代海軍裝備發展提供寶貴的啟示：在嚴苛的約束條件下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在艦隊層面推動創新，同時為大國競爭做好準備。

早期的巡洋艦

早在1915年，美國海軍就通過年度艦隊演習發現，亟需一種介于驅逐艦與戰列艦之間的中型軍艦。此前，各海上列強主要專注于建造越來越大的戰列艦，以及在戰列艦編隊之間靈活作戰的小巧的驅逐艦。

圖2.停泊在基爾港的德國公海艦隊

當時，巡洋艦主要扮演著為戰列艦編隊執行遠程偵察任務的重要角色，但美國海軍此時僅裝備有為數不多的巡洋艦。大西洋艦隊司令弗蘭克·弗萊徹（Frank Fletcher）上將在1915年致國會的年度信函中指出：在前往關塔那摩灣途中進行的兩次艦隊演習中，因缺乏巡洋艦偵察，導致“敵”劣勢兵力得以逃脫主力艦隊的追擊。數天后，同一支主力艦隊因缺少巡洋艦導致無法獲得預警并牽制“敵”驅逐艦，反遭演習另一方的驅逐艦持續跟蹤。弗萊徹上將指出：

“在問題發生后的七天里，缺乏重裝甲高速軍艦和輕巡洋艦的缺憾尤為突出。藍軍總司令始終無法獲得‘敵’位置及動向的可靠情報，而‘敵’憑借其占據優勢的巡洋艦兵力，卻能隨時掌握藍軍的行動軌跡與部署態勢。”

弗萊徹上將指出，驅逐艦在此時發揮了可圈可點的作用，但其戰斗力與適航性（尤其是在冬季）使其不適合執行遠程偵察與攻擊任務。驅逐艦擔負著重要使命，但偵察任務不在其列。海軍部長約瑟夫斯·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在隨弗萊徹一同提交的信函中強調，“重裝甲高速軍艦和輕巡洋艦”位列第三優先事項，僅次于軍官與水兵短缺問題。由此催生了美國海軍10艘“奧馬哈”級輕巡洋艦的建造計劃，這也標志著美國海軍巡洋艦變革的開端。

戰列艦假日

1922年，當“奧馬哈”號輕巡洋艦（CL-4）尚處于服役前的舾裝階段時，美國便與英、日、法、意四國共同在《華盛頓海軍條約》上簽了字。該條約包含多項旨在緩解列強間緊張關系的條款，通過確保各國間保持大致的軍備平衡，防止任何國家的海軍獲得過度優勢來打破這一平衡。

圖3.美國海軍“奧馬哈”號輕巡洋艦正通過巴拿馬運河，照片攝于1925~1926年間

該條約限制了主力艦（通常指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的總噸位與主炮口徑，對航空母艦也設定了限制，并導致了一種之前不存在的軍艦——條約型巡洋艦（噸位上限為1萬噸，主炮口徑最大不得超過8英寸）的誕生。對美國海軍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條約第十九條禁止在太平洋地區加強岸防工事，這意味著條約有效期內不得進一步強化菲律賓和威克島的基地防務。這一條款在塑造新軍艦（條約型巡洋艦）的戰略定位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促使美國海軍決心退役艦隊中最老舊、成本最高的燃煤動力艦船，為建造條約型巡洋艦騰出噸位空間。隨后，條約五大簽署國便緊鑼密鼓地投入對條約型巡洋艦這一新型軍艦的設計工作中。

條約型巡洋艦身上的諸多限制給美國海軍，特別是海軍總委員會（由資深退役將領等成員組成的艦船設計與戰略咨詢委員會）帶來了諸多棘手的限制。加之1萬噸排水量與8英寸口徑主炮的紅線、禁止加強西太平洋地區要塞基地的禁令，以及對主力艦的噸位限制，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條約型巡洋艦必須承擔起一定的戰略使命，而以日本為假想敵的“橙色戰爭計劃”推演表明，若要擊敗這個對手，所需的艦隊規模遠超預期。條約規定的美國主力艦噸位對日本5∶3的優勢，源于美國海軍所期望的艦隊在抵達西太平洋時至少保持7∶6的優勢——這一計算基于艦隊每航行一千海里將損失10%的作戰兵力的假設。

圖4.一戰結束前后的美國海軍主力——標準型戰列艦

這樣一來，軍艦的戰備狀態便成為美國海軍的首要關切。戰爭規劃者們很快意識到，為在對日戰爭中取得必要優勢，和平時期的戰備水平必須超過90%。然而，考慮到現代化改造、維護和大修周期，這一數字根本不可能達到。因此，海軍作戰部積極推動提升巡洋艦部隊的戰斗力，盡可能多造條約型巡洋艦，這樣即便有一兩艘巡洋艦掉鏈子對整個巡洋艦部隊的戰備程度也影響不大。換句話說，美國海軍需要比預期多得多的巡洋艦下水服役。

限制催生了創新

鑒于苛刻的限制條件，美國海軍內部及海軍總委員會的爭論自然異常激烈。海軍總委員會與代表輪機、軍械及艦體設計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分歧導致設計過程長期拖延，到1926年“彭薩科拉”號最終開工時，另一套采用“截然不同的艦體構造與主炮布局”的替代設計方案已啟動研究工作，該方案最終發展為“北安普敦”級。1924年和1925年來自國會的預算壓力使事態進一步復雜化，因為國會拒絕為建議建造的8艘新改良后的“彭薩科拉”級巡洋艦撥款。

人們普遍認為，擺脫束縛能催生更具創意的解決方案，但實際上限制反而能帶來更優的結果；迎著困難而上反而會激發人的創造力。美國海軍深知，它們亟需這種新型軍艦，因為競爭對手都在同步推進條約型巡洋艦的建造工作。在這種國際壓力下，海軍總委員會必須盡快設計出符合條約規定、經濟上負擔得起而且性能達標的軍艦。唯有采用迭代設計法才能在這些限制條件下優化設計指標。海軍總委員會深知，不能等新技術成熟了才啟動新艦的建造工作。因此，“彭薩科拉”級的設計充分體現了海軍總委員會的意圖：追求高航速、獨立航行能力與遠距離水面炮戰能力。為實現這一目標，海軍總委員會不得不大幅削減裝甲厚度，將盡可能多的武器塞進艦體，這也讓“彭薩科拉”級獲得了“鐵皮船”的綽號。

圖5.正在海上航行的“彭薩科拉”號重巡洋艦（CA-24），照片攝于1935年9月

今天的美國海軍面臨著類似的困境。令人感到后怕的相似之處在于，海軍的水面作戰艦艇數量與20世紀20年代中期建造“彭薩科拉”級時幾乎持平。而現如今，美國海軍不僅要應對更加復雜的戰略環境，還要承受地理位置的詛咒。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在國會發言中也表達了對不切實際的兵力生成模式的擔憂，這與當年推動“5∶3優勢”戰略的邏輯如出一轍。當被問及為何否決海軍造艦計劃時，埃斯珀指出，該計劃延續了過時的部署與戰備模式，而這種模式早已失效：既然多年未能奏效，為何要假設它在未來會成功？當前國會面臨的預算困境，難免令人聯想到1925年海軍總委員會與軍艦設計部門所遇到的挑戰。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海軍通過相似級別艦船的迭代設計與生產，找到了受限條件下的解決方案。事實上，2020年4月30日授予的10艘新一代護衛艦FFG（X）的建造合同便可視為對先前設計的首次迭代。鑒于建造周期較20世紀20年代更長，美國海軍遂考慮基于已被工業界驗證過的護衛艦設計方案進行迭代，以便首批10艘完工后持續推進后續批次（10艘）的生產工作，確保生產線維持高效運轉。然而，由于項目進度嚴重滯后、成本超支以及美國海軍對艦隊結構的重新評估，該項目最終在?2025年11月25日?被美國海軍部長約翰·費蘭正式宣布取消。

圖6.美國海軍新一代多用途導彈護衛艦“星座”（Constellation）級，該項目已于2025年底叫停，原計劃采購的20艘也因種種問題，最終決定?僅完成已開工的首艦“星座”號（FFG-62）和二號艦“國會”號（FFG-63）

一級接一級地迭代

從1922年到1941年，美國海軍共服役了18艘重巡洋艦。盡管相較于今天美國海軍的軍艦產能，這看似是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但這18艘巡洋艦分屬五個不同艦級。

1926年，海軍總委員會批準了“彭薩科拉”級的設計方案，美國海軍的首批條約型巡洋艦隨即開工建造。“彭薩科拉”級安裝四座8英寸主炮炮塔，其中兩座為三聯裝，另外兩座為雙聯裝；防護方面，艦體裝甲帶的覆蓋范圍廣但厚度不足；艦上搭載兩架水上飛機及大量輕型武器。“彭薩科拉”級的主尺度與操控性能與現役的“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相當：艦長約600英尺（約183米），寬約60英尺（約18米），重心偏高且抗浪性一般。

圖7.“彭薩科拉”級二號艦“鹽湖城”號

當時，每艘巡洋艦的建造周期大致為三年。按照往常的慣例，美國海軍會等“彭薩科拉”號交付并完成海試及大量試驗后，才會進行改進或設計新一級軍艦。但在那時，其他海軍列強同樣在加速建造條約型巡洋艦，迫使美國海軍在前一級艦尚未完工（甚至尚未下水）時就必須設計訂購后續艦級，因此對軍艦的改進“只能基于理論推演，無法借助試驗和實戰經驗”。通過服役的“彭薩科拉”號與“鹽湖城”號兩艦，美國海軍發現該級艦在海上表現欠佳，其艦體尺寸與“頭重腳輕”的設計易引發劇烈橫搖，而低干舷高度使海水很容易涌入艙內。

于是，海軍方面迅速修改了基礎設計，在“彭薩科拉”號尚未在紐約海軍船廠下水前，就更改了其獨特的炮塔配置，并修正了艦體穩定性問題。最終服役的6艘“北安普敦”級均安裝三座三聯裝炮塔，航海性能大幅提升。“北安普敦”級的排水量比條約規定的上限低1000噸左右，這一“意外紅利”使美國海軍得以在該級艦服役后為其增加裝甲及其他提升戰斗力的設備。鑒于“北安普敦”級展現出的優秀適航性，美國海軍于20世紀30年代下令，將兩艘“彭薩科拉”級重巡洋艦進行改造以達到同等標準。用新一級軍艦的設計改造上一型巡洋艦的做法，成為二戰期間美國海軍巡洋艦部隊的重要特征。

圖8.航行中的“北安普敦”號重巡洋艦（CA-26），照片攝于1935年8月23日

今天，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上將汲取了這些經驗教訓，并將其融入文件《維持海上優勢的設計方案》中。理查德森認為，大型作戰艦艇及其他艦船可通過聚焦于“優秀的艦體設計和充足的動力余量”的方式快速設計并入役，而無需過多顧慮艦船服役期間將持續升級的系統。然而當前，美國海軍大型水面作戰艦艇項目仍不斷拖延，海軍似乎執著于一次性實現所有目標。前海軍作戰部水面作戰分部總監尤金·布萊克（Eugene Black）上將指出，大型水面作戰艦艇項目被推遲是更廣泛、風險更低的策略的一部分，旨在等待定向能武器和先進作戰系統等技術的成熟。

美國海軍有機會加速發展水面作戰艦艇，而且必須如此。盡管“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的第三批次在前幾批次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并將繼續建造以應對各種威脅，但“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才是海軍的最佳選擇。盡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伯克”級驅逐艦的結構創新已達到極限，再無提升空間（不過仍有提升的希望）。相反，“朱姆沃爾特”級在海上測試中展現出優秀的抗風浪能力，其內傾式艦體設計在惡劣海況下表現優異。該級艦存在諸多優勢與缺陷，類似海軍早期“彭薩科拉”級與“北安普敦”級的發展經歷。從多方面看，“朱姆沃爾特”級優化的適航性、一體化電力推進系統及充裕的設計余量，為美國海軍提供了絕佳的創新平臺。事實上，“朱姆沃爾特”級存在的缺陷（如采購成本過高與艦載武器問題）恰恰成了建造更好的軍艦的絕佳制約條件——美國海軍此前在“海狼”級核潛艇的改進中就曾成功實踐過：將先進技術轉化為更經濟高效的“弗吉尼亞”級核潛艇。

圖9.2016年10月17日，在通過馬里蘭州切薩皮克灣駛向新母港加州圣迭戈的途中，“朱姆沃爾特”號驅逐艦（DDG-000）剛從威廉·普雷斯頓·萊恩州長紀念大橋（亦稱切薩皮克灣大橋）下駛過

出現波折

隨著海軍總委員會對“北安普敦”級進行反復論證，旨在提升其適航性和武器裝備時，國際形勢再度發生變化。1930年4月，五大海軍強國齊聚倫敦簽署了《倫敦海軍條約》，該條約將條約型巡洋艦分為兩類：主炮口徑大于5.1英寸（130毫米）小于6.1英寸（155毫米）的條約型巡洋艦定義為輕巡洋艦，主炮口徑大于6.1英寸（155毫米）小于8英寸（203毫米）的條約型巡洋艦定義為重巡洋艦，并對其實施更嚴格的限制。此外，根據條約規定，美國海軍在重巡洋艦數量方面相對于日本獲得了18∶12的優勢。

圖10.“波特蘭”級二號艦“印第安納波利斯”號，該艦曾擔任斯普魯恩斯中將指揮的第五艦隊的旗艦，1945年7月秘密運送原子彈部件至提尼安島后，于返航途中被日軍伊-58號潛艇擊沉

“北安普敦”級的后續艦“波特蘭”級原計劃建造8艘，在《倫敦海軍條約》簽署時，該級艦的前兩艘已開工建造。海軍總委員會批準將“波特蘭”號與“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完工，其余艦只的建造工作再度擱置。這一波折反映出國際環境的緩慢惡化，以及海軍列強希望通過在相互競爭的大國間強制推行更高程度的均勢來阻止戰爭的嘗試。趁此機會，美國海軍將剩余的“波特蘭”級更改設計為全新的“新奧爾良”級。

小步快跑

對美國海軍來說，“新奧爾良”級重巡洋艦具有決定性意義。此前的“彭薩科拉”級與“北安普敦”級因裝甲薄弱而廣受批評，但它們的設計源于弗蘭克·斯科菲爾德（Frank Schofield）上校1923年在海軍總委員會中提出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巡洋艦“幾乎放棄所有被動防御措施（即裝甲保護），以便將全部重量用于提升航程與火力”。在《倫敦海軍條約》簽署前，在海軍總委員會的設想中，未來的“新奧爾良”級僅需對“北安普敦”級進行小幅改進，但條約的簽署徹底改變了這一設想。

圖11.“新奧爾良”級重巡洋艦“阿斯托里亞”號（CA-34），照片攝于1942年7月8日在夏威夷海域參加實戰演習期間

海軍總委員會果斷決定，下令建造7艘采用三種不同設計方案的重巡洋艦，用于試驗新技術與艦體布局。“新奧爾良”級對動力系統艙室進行了徹底改造，將鍋爐艙與輪機艙分散布置以提升抗毀傷性，并引入了“免疫區”的概念：通過強化彈藥庫等關鍵部位的防護，在無需全艦被覆裝甲的情況下增強關鍵部位的生存性。通過重新分配裝甲實現的減重，使設計師得以強化關鍵部位的防護力。總的來看，“新奧爾良”級重巡洋艦整體布局更加優化，并延續了專屬指揮艙室的設計（海軍總委員會在“波特蘭”級上首次引入旗艦指揮功能，這次又在艦體短了一截的“新奧爾良”級上“復制”了這一做法）。

總的來說，大獲成功的“新奧爾良”級為后來“克利夫蘭”級輕巡洋艦和“巴爾的摩”級重巡洋艦的問世奠定了基礎。1938年《海軍擴張法案》（其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兩洋海軍法案》）通過后，美國海軍得以大規模建造這些新軍艦，并最終憑借它們打贏了太平洋戰爭。“新奧爾良”級的成熟設計與性能，既著眼于迫近的戰爭，又汲取了前幾級軍艦的經驗教訓，使美國海軍得以在新型武器和雷達引導火控系統投入使用后迅速升級這些軍艦，從而展現出相對于日軍的壓倒性戰斗效能。

圖12.正在華盛頓州埃利奧特灣海面上急轉彎的“新奧爾良”號（CA-32），照片攝于1943年7月30日，當時該艦剛剛在普吉特灣海軍船廠完成了戰損修復與大修檢查

海上的短期與持久作戰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巡洋艦的迭代式改進，使美國海軍在二戰初期得以有效抵御日本的進攻。從重心不穩的鐵皮船“彭薩科拉”級到最后一型正規條約型巡洋艦“新奧爾良”級，在二戰中，美國海軍所有的條約型巡洋艦幾乎參與了每一場大規模艦隊作戰，其中幾艘的名字也在海軍史上占據了一席之地，如“文森斯”號、“芝加哥”號、“休斯敦”號、“舊金山”號。

圖13.1942年薩沃島海戰中的美軍“昆西”號重巡洋艦（CA-39）

倘若美國海軍當時選擇等待的話——無論是完善需求規范、等待雷達系統成熟，還是等待條約到期或續簽，那么當戰爭真正爆發時，它麾下將完全沒有那些被歷史證明亟需的軍艦。面對未來大國競爭重啟的時代以及國會持續施壓要求增加作戰艦艇數量的大背景下，海軍總委員會當年在重巡洋艦上的做法為今天的海軍建設指明了方向，其中若干具體經驗包括：

（1）老舊艦船的維護成本更高，應積極推動退役計劃，優先采購新型艦艇。

（2）在滿足作戰需求的同時，主動接受對艦船設計的限制，以加速創新進程。

（3）長期大批量生產雖能穩定建造周期并降低采購成本，但通過多種型號小批量迭代生產，海軍可更快具備新質戰斗力。

（4）對取得適度成功的設計方案，應在后續艦船建造中持續優化改進，直至達到艦船工程設計的極限。

美國海軍已經為新型艦艇奠定了歷史傳承基礎。海軍不應等待新技術完全成熟，而應持續推進每批次艦艇的漸進式迭代改進，在定向能武器等具備實戰能力時立即投入應用。正如美國海軍約瑟夫·陶西格（Joseph Taussig）中將所言：“裝備劣艦的精銳之師，勝過駕馭良艦的庸才。”戰爭何時爆發難以預料，可一旦開戰，我們必然需要比現役規模更龐大的艦隊，而且現在就該開始著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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