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選自《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公開出版]

作者：國亞（簡介附后）

1959年秋后，糧食供應愈發緊張。我父親所在的新河農場糧食供應狀況雖比農村好一些，但口糧也被一減再減，到最后已經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為了活下去，許多“洋勞改”人員只得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衣服、鋼筆和手表等財物，以換取一點食物充饑。即便如此，依然是食不果腹，所有人都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消瘦下去。

由于整天饑腸轆轆，人們便常常懷念起以前那些能吃飽飯的美好時光。每晚臨睡前，大家都會開展一場“精神會餐”，回憶各自曾經吃過的美食。

一天晚上，有一名犯人繪聲繪色地描述道，自己以前曾吃過滿滿一飯盒的紅燒肉，那紅燒肉色澤醬紅，一打開飯盒，肉香撲鼻而來。說到這兒，他忍不住咽了幾大口涎水，再也說不下去了，而聽眾們也被饞得口水直流。

新河農場設有一座以甘蔗為原料的制糖作坊，農場領導明顯對這些“犯人”有所照顧，安排他們輪流到制糖作坊“參加勞動”，實際上是讓他們補充營養。不少人因此吃壞了牙齒，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農場還種有甘蔗和玉米，按規定這些作物是不允許隨意食用的。然而犯人們實在太餓了，總是想方設法偷玉米和甘蔗吃。

為避免被管教干部發現，大家還發明了一些暗號：把吃玉米稱作“吹口琴”，把吃甘蔗稱作“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們便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商議：“走，吹口琴去”，或者說，“走，吹笛子去”。夏秋時節的傍晚，農場的玉米地里總會這里升起一柱青煙，那里燃起一堆篝火，這都是犯人們在烤玉米吃。

農場的管教干部著實不錯，他們明明能看到那些炊煙和火光，卻始終裝作沒看見，對犯人們的行為聽之任之。

當時全國到處出現饑荒的悲慘情況，上面意識到解決溫飽比“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更加重要，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是基礎的基礎”。玉米需要生火烤熟后食用，有個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時，總是啃一口，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再啃一口，又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我父親喜愛甜食，所以總“吹笛子”，結果把牙齒吃壞了，此后一輩子都飽受牙疼的困擾。

實際上，我母親所在的豫北地區以及我父親勞改所在的豫西地區，饑荒并不是最嚴重的。后來才知道，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萬人，**萬多戶，毀滅村莊*；其中一個息縣就**萬人，有***個自然村全村*；光山縣*萬人，*戶數就有*。這在后來被人們稱作“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最后處理了幾個“混入干部隊伍的地主階級分子”。（詳見）

信陽事件（1959年10月—1960年4月）

本詞條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和黨建讀物出版社提供內容 。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專區的大面積饑荒，出現大面積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960年，信陽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經過深入調查，發現當地餓死人的情況十分嚴重，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領導，引起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信陽事件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造成的嚴重后果。（百度百科）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是信陽地委轄內遂平縣大躍進時成立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為此*于1958年11月13日親自視察此地，并贊揚說：“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的衛星人民公社是第二個人民公社”，還說“人民公社好”。而第一個畝產小麥3500斤的“大衛星”也是這個公社放的，從此引發了全國“畝產萬斤”的浮夸狂潮——這正是“人有多大膽，死得有多慘”。

圖為“大躍進”時期，對“信陽經驗”的吹噓，僅一年后就發生了“信陽事件”

……然而中原大饑荒發生于抗日戰爭連年烽火的背景下，且疊加了百年未見的蝗災與旱災。而大饑荒發生時，我母親所在的豫北安陽地區，連續兩年都風調雨順，迎來了多年未見的特大豐收；但在“大躍進”時期的各種瞎折騰下，糧食浪費極其嚴重，大量莊稼無人收割，甚至連來年種子都儲備不足，最終導致當地依然*遍野。饑荒最嚴重的河南信陽和母親所在的安陽情況類似，在1956～1958年連續三年間都風調雨順，1958年更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特大豐收，可還是沒能避免饑荒的發生。

這里*萬人的說法，是個大致的、粗略估計數，這是由于當時強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政治氛圍下，要把大饑荒的慘劇輕描淡寫，把很多餓*的人算成因“浮腫病”而死，并且在之后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嚴密**消息，故而根本就沒有形成一個全面、準確的統計數據。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敘述到“三年困難時期”群眾生活狀況和人口變動情況時說：“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的嚴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這里記述的全國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和《當代中國》叢書《當代中國的人口》等書的權威性記載。公安部的戶籍人口檔案資料與此也是一致的。

圖為1962年7月10日信陽地委做出的，處分“信陽事件”的責任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處分決定書(草稿)

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這一禁區曾一度被打破，但學者們只能根據殘存的各地上報材料，結合人口統計數據進行不完全匯總，這造成對大饑荒死亡人數的爭議。

根據80年代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字為1900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為*萬，這一數字也得到了李成瑞某種程度的認可。但不管是餓死*萬還是*萬，在和平時期內、沒有全局性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餓死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都決不是什么“一個指頭”的小事。

后來，某些人稱1960～1962的大饑荒是“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災害”，這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從我國歷年的水文氣象資料來看，那幾年確實發生過自然災害。然而中國幅員遼闊，每年各地的氣候條件不盡相同，不可能保證每一個地方都年年風調雨順。

據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學家編制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登記資料表》記載，1959～1961年屬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和1958年，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可見，……

當然他們也自感底氣不足，又給加上了兩條：“蘇修逼債”和“美帝封鎖”，其實這也是很荒謬的——事實上，“蘇修”非但沒有逼債，相反赫魯曉夫還曾主動提出，1960年中國所欠債務可以推遲歸還，并且無需計算利息。不僅如此，蘇聯還曾兩次主動向中國出借糧食。

第一次是在1961年2月27日，這一年蘇聯自身也面臨糧食歉收的困境，但赫魯曉夫仍致信毛澤東，提議在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谷物和50萬噸古巴糖。中國經過考量，決定將100萬噸糧食作為備用選項，接受了50萬噸糖。另一次，蘇聯提出借給中國30萬噸糧食以幫助渡過災荒，中國接受了這一援助。值得一提的是，赫魯曉夫在提供這些援助時，都主動表明這些糧食無需支付利息。

蘇聯在中國大饑荒的緊急關頭主動向中國提出延遲歸還債務，又提供合計180萬噸糧食和白糖（折合36億斤，按當時全國6億人口算每人6斤），還不計利息。

至于“美帝封鎖”就更可笑了，“美帝”等西方國家自1949年就“封鎖”中國，但只實施軍火以及戰略物資的禁運，并不包括糧食這類生活必需品。事實上，1961年中國為緩解饑荒，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聯邦德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進口了580多萬噸糧食，凈進口440萬噸以上，其中小麥進口388萬噸，占當年全世界小麥進口總量的12.3％。

看到這個數字讀者可能感到驚訝，因為同期中國還出口了140萬噸糧食。沒錯，同期中國仍在出口糧食，還援助亞非拉國家不少糧食，特別是小兄弟阿爾巴尼亞。這都還是有所收斂的情況，而在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出口了250萬噸糧食，創下了建國后糧食出口的最高記錄。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后也表示，基于人道主義原則可以向中國出口糧食。但出于所謂“面子”考慮，中國最終沒有直接從美國進口，但卻通過法國轉口的方式買了不少美國糧食。此外，美國及其盟國也曾設想以民間無償捐贈的方式向中國提供援助，但都被中方拒絕——和某些人的“面子”“骨氣”比起來，幾億中國人的*仿佛并不那么重要。

當然，黨內高層也并不全是逃避責任者。比如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回故鄉湖南寧鄉縣做實地調查后，就曾激動地說：“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還提出了他的那個著名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大饑荒時，我大姑父還在河南省軍區，在信陽事件后*到河南鄭州開會時他也在場。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在熱烈的掌聲中，*徐徐走上主席臺，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場面就像是在開慶功大會。晚上則安排了豐盛的晚宴和舞會，*與文工團員相擁起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

據大姑父說，信陽事件發生后為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和警察占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信件都要拆開檢查，發現有人告狀一律抓起來。

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上兩天沒一個人能熬得過去，就死在監獄里了。到后來，有個復員軍人回到家鄉，發現全家都死絕了。由于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就沒有寫信或乘坐火車，而是步行幾百公里，晝伏夜出，靠轉業時帶的干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的確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主張放松對農民的控制，按農民自己意愿從事生產的路線；另一條則是以*為首，堅持造成*、工農業總產值下降40%的“三面紅旗”路線。由于“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后果，“三面紅旗”已難以為繼，只好由劉少奇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圖為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在路邊翻查人的糞便以調查社員飲食情況

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寧鄉縣考察。他深入田間地頭和農民家中，目睹了當地人民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中生活困苦、遍地餓殍的慘狀。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劉少奇同志在1961》這本書的記載，當時寧鄉縣委書記余長友曾向劉少奇匯報：1960年除夕，在已經完全斷糧的情況下當地還在搞“躍進再躍進”，水利工地依舊不許停工，但因沒有糧食、民工被大批餓*，最后不得不臨時讓民工回家，結果一夜就有1000多名民工因饑寒交迫倒*在回家路上。

劉少奇聽后內心受到很大觸動，決心改變政策，讓人民休養生息。

1961年后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實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漸寬松起來——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樹，也可以開小片荒。從1962年開始，農村緩慢地恢復和喘息。

外公根據政策分得了四分自留地，由于他的精心耕種，家庭生活也由此逐漸恢復生機。到1963年秋后，家里終于能吃飽飯了。不過當時的食物種類較為單一，呈現出階段性特點：一段時間頓頓都是紅薯，吃得人胃里直反酸水；過一陣子又全是南瓜，吃到讓人直犯惡心。

然而，能吃飽飯在當時也潛藏著危機。1962年麥收后，許多長期飽受饑餓折磨的農民，因腸胃功能在饑餓狀態下嚴重退化，在飽食后出現腹脹致死的情況。幸好外婆有應對饑荒的經驗，她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幫助全家人逐步恢復腸胃功能，因此家里沒有人遭遇這種不幸。

隨著能吃飽飯，再加上當時人們普遍缺乏計劃生育觀念，社會上出現了明顯的人口生育變化。一時間，滿大街都能看到大肚子的孕婦，中國迎來了又一個人口生育高峰。

作者簡介

國亞，網名雅科夫，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生，出版《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該書被列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教學大綱、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史專業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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