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飛
3月13日,新華社播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前幾天文章分析了其中關于樓市、人口的表述。
這一篇,著重看一下對未來五年教育的布局。
《綱要》中對教育的內容表述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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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務院官方網站
下面本號逐句進行分析。
01
健全教育資源配置機制
《 綱要》提到:
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
本號解讀:
這句話是總綱,是未來五年對于教育布局的總方針,是對我國教育供給制度回應人口結構調整、優化教育布局的一項戰略性部署。該表述既是對當前人口發展趨勢的精準回應,也是未來五年教育改革供給側深化的核心抓手。
首先,這句話強調教育資源配置不能再沿用過去“靜態均衡”式的供給模式。
過去我國教育資源配置往往按照固定行政區劃和既定規劃布局,更多關注總量擴增,而對人口變化的反應較滯后。
隨著出生人口下降趨勢持續、學齡人口不同學段呈現“峰谷錯位、區域分化”,以及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等動態變化,原有的資源供給模式在城鄉、區域、不同學段之間出現錯配現象,例如部分大城市學位緊張,而人口流出的鄉村學校出現資源閑置問題。
基于此,新的規劃提出要建立“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機制,核心在于從人口數據和趨勢預測出發,以動態監測預警、前瞻布局和靈活調配為抓手,實現教育資源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動態匹配。
一是構建包括學齡人口監測預警制度等的動態信息體系,為教育設施規劃、師資配置、學位供給等提供科學依據;
二是優化不同學段教育資源供給結構,比如優先向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資源緊缺環節傾斜,以緩解“中考分流”“高考獨木橋”等結構性矛盾;
三是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通過統籌資源調配、盤活閑置校舍等手段,縮小城鄉區域教育差距。
這種機制的意義不僅在于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更在于回應人民群眾對教育公平與高質量發展的期待。通過適應人口變化、優化供給結構,有助于讓每一個孩子都能“上好學”“上得好”,并為應對少子化、區域發展不均衡等長期挑戰打下制度基礎。
未來五年,這一機制將從頂層設計走向地方實踐,推動教育資源配置從靜態均衡向動態適配轉變,從而增強教育對人口高質量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支撐力。
那么,未來五年具體要怎么做?
02
平衡教育供需
《綱要》提到:
加強基礎教育資源跨學段動態調整和余缺調配,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
本號解讀:
未來幾年,會合理優化城鄉中小學和幼兒園布局,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尤其是未來幾年學生人數仍會增加的高中。
比如深圳、廣州、杭州、貴陽這些人口增量顯著的城市,未來仍會加大基礎教育的建設。
深圳過去十年已經在瘋狂建學校。
2022年深圳教育支出965.3億元,在各項支出中占比最大,占財政支出比重21.1%。一年教育支出965.3億元,這個數字是很多省會城市一兩年的財政收入總和。
2023年,深圳教育支出1001.5億元,較2022年又增加了5.3%,且是全國僅有的教育支出超千億的三個城市之一。
2024年,深圳市財政局披露的數據顯示,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4700.87億元,教育支出1020.6億元,占財政支出比重超20%。
在瘋狂砸錢的背景下,深圳的各類學校如雨后春筍般涌出。
來看一組數據:
2024年,全市各級各類學校(含幼兒園)2987所,比2023年增加47所,增長1.6%。
將時間線拉長來看,2014年深圳各類學校總量2094所,十年時間,學校增量接近1000所,相當于每年增加100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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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城市財經;數據:深圳市教育局
03
教師輪崗范圍全面擴大
《綱要》提到:
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加強校長、教師區域內統籌調配、交流輪崗。
本號解讀:
這意味著,教師輪崗制度將進一步擴大。
深圳是這輪教師輪崗的揭幕人。北京是全面推進第一城。
教師輪崗制度,事實上十年前就有城市提出,但當時沒有形成氣候,也就不了了之。這一輪教師輪崗,始于深圳。
深圳在2021年8月發布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提出:
第一,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建特殊學校、豪華學校;第二,推行大學區招生和辦學管理模式;第三、建立義務教育學校教師交流制度。
相比于深圳,北京后來居上,成為全面推進教師輪崗第一城。
早在2021年,北京率先在東城和密云兩個區試點,當年年底就擴展到了6個區。2022年7月份,北京更是直接梭哈,全市16個區全面開展教師輪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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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輪崗背后,本質是對教育公平的一次推進,也是對高價學區房的一次降維打擊。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大力推進農民進城,加快城市化速度,國家將教育、醫療、公共交通等公共資源集中到了城市,然后又將房子與教育捆綁。
民眾想要獲得好的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就必須來城市,而要讓自己的孩子能夠上公立學校,就必須買房。
轟轟烈烈的四十多年城市化,從某種角度來看,是資源的城市化,和普通民眾買房的城市化。當房子與教育資源捆綁的時候,它早就不是純粹的房子,而是資源,資源便可以金融化。
在這種制度之下,學位越好的房子,越受追捧,有錢的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能夠上更好的學校。資本也看到了這個利潤點,所以炒作資本也不斷涌入。
在需求和炒作兩股力量共同作用下,優質學區房價格水漲船高。北京、深圳、上海、廣州的優質學區房,此前單價基本都是20萬+起步。杭州、南京、蘇州的優質學區房,也是奔著10萬+而去。
天價學區房,不僅干擾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也對教育公平的原則進行了干擾。顯然,在這種模式之下,好的學校,好的老師,永遠只能是富裕家庭享用。于是,階層愈發固化,寒門出貴子的事件,越來越少。
教師輪崗推行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這個僵局。
所謂教師輪崗,就是老師們不再固定于一個學校教學,而是幾年輪動一次。這樣的背景下,原本的名校,會因為優質老師的流失而不再名校,原本的普通學校,在一定周期內,輪動到了優質教師資源,實力大增。
而教師輪崗制度就是打破名校對優質教育資源,也即對優秀老師的壟斷,讓買學區房變成了買盲盒,讓優質學區房變得不確定。
目前,已經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常州、徐州、煙臺、大連、無錫、西安、三亞、合肥等城市正式官宣,或在全市或在某一個區開啟教師輪崗。
04
小班化教學
《綱要》提到:
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
本號解讀:
這一措施,同樣是適應人口新形勢的調整。
在少子化之下,我們的幼兒園人口已經連續五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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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小學在校生人數也加速減少,2025年小學在校生人數減少406.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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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而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的見頂預計分別發生在2026年、2029年、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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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一方面全國教師招錄人數斷崖式下降。
另一方面,在任教師的人數也出現了大轉彎。
國家教育部公布的數據來看,幼兒園專任教師2022年見頂,連續減少了兩年,2023年減少了17.05萬人,2024年減少了24.18萬人。
小學專任教師也從2024年開始下跌,2024年小學專任教師減少了6.6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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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城市財經;數據:教育部
初中、高中、大學專任教師仍在增長。
不過,按照少子化帶來的影響時間推算,他們也快了。
在此背景下,推動小班化教學正當時,可以緩解教師們的失業壓力。
但錢是個關鍵,錢怎么辦?
專家認為, 公辦學校應切實提升生均經費標準,民辦學校則需加強財政補貼支持。通過這一路徑,既能在生源減少背景下優化教育布局,又能避免因簡單撤并學校或壓縮學位導致的上學成本增加問題。
05
免費教育范圍擴大,義務教育年限延長
《綱要》提出:
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探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
本號解讀:
去年最大的動作,就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免去了幼兒園大班的保教費。
至于中班和小班,去年8月份國務院發布的文件 《關于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 提到, 逐步免除學前教育保育教育費。
按照中央的執行速度來看,估計未來兩年內,幼兒園全面免費時代,會真正來臨。
此外,這里提到的“逐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探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也暗含著,未來高中階段也可能納入義務教育。
目前已經有不少地方試點了“十二年義務教育”,部分民族地區更是直接推行了 15 年免費教育(含高中階段)。
比如廣東珠海,2007年就率先推出12年免費教育政策,把免費教育覆蓋到高中階段,每年投入近2億元財政補貼。
同年,陜西省吳起縣將免費教育的范圍由城鄉九年義務教育擴大到十二年教育,將高中教育納入免費范圍。
內蒙古準格爾旗,從幼兒園到高中15年全程免費教育的體系構建,成為全國首個實現全學段免費教育的縣域單位。
西藏自治區已經實行15年免費教育。2007年啟動城鎮免費義務教育,2009年擴展至中職學生,2011年覆蓋農牧區學前和高中階段,2012年秋季學期起全面實現15年免費教育。
成都則在多所學校嘗試“小初高”十二年貫通式學校和“初高”六年貫通式。
隨著人口收縮,學生整體人數見頂,以及社會整體對教育、人才的重視,疊加鼓勵生育,免費教育范圍擴大,是大勢所趨。
06
中考有序改革
《綱要》提出:
有序推進中考改革,擴大優質高中招生指標到校比例,支持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均衡派位招生試點。
本號解讀:
這一表述并非簡單的考試制度微調,而是圍繞教育公平與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展開的一項系統性改革。
從過去二十多年的教育實踐來看,中考長期承擔著明顯的“分流功能”,優質高中通過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優質教育資源高度集中在少數高分學生身上,也由此引發激烈的升學競爭和普遍的擇校焦慮。
根據教育部和權威媒體披露的數據,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已由2012年的85%提高至2023年的91.8%,高中教育已經進入普及階段。
在這種背景下,單純依靠分數競爭進行升學篩選的制度逐漸顯露出局限,因此推進中考改革成為教育評價體系調整的重要方向。
最近幾天, 吉林、湖南湘潭、陜西咸陽、安徽黃山、安徽亳州等多地陸續發布中考改革通知,方案大多包括削減中考計分科目,地理和生物不再納入中考計分科目;擴大優質普通高中辦學資源,取消普職比例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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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擴大 優質高中招生指標到校比例”,本質上是將優質高中部分招生名額按比例直接分配到各初中學校,讓不同學校的學生都能獲得進入優質高中的機會。
這一制度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已經實踐多年,被普遍認為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與此同時,“均衡派位招生試點”則是在部分地區探索通過派位或綜合評價方式分配優質高中名額,弱化單一分數排名對升學機會的決定性作用,從而緩解“一考定終身”的壓力。
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專家在接受權威媒體采訪時指出,提高指標到校比例、探索派位機制,實質上是通過制度設計打破優質教育資源過度集中帶來的競爭內卷,讓升學機會更加均衡,同時也倒逼各地提升普通高中整體辦學水平。
從政策邏輯看,這一系列改革并不意味著取消競爭,而是將過去高度集中的競爭壓力進行再分配,在確保教育質量的同時,提升教育公平程度。
可以預見,在“十五五”時期,中考仍將存在,但其功能將逐步從單一分流工具轉向學業水平評價工具,優質高中招生也將更加注重區域均衡與綜合評價,中國基礎教育升學體系將朝著更加公平、更加多元的方向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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