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逃案30年被抓，對拐賣兒童罪犯的死刑，該提上日程了

「分享商業認知，解讀財富密碼」

本文是萬叔的第871篇原創

大家好，我是創始人萬叔。

就在今天，廣州官宣，梅姨落網了。

這個名字在中國拐賣兒童案件史上，代表著一個延續了近三十年的黑色符號。

從廣東到全國，受害家庭以十計，以百計。

有人從孩子失蹤那天起，就再沒睡過一個整覺。

這是一本賬，拖了三十年沒有結清。

現在，到了可以結清的時間節點。

以下是正文

每次拐賣兒童的議題重新進入公眾視野，都會伴隨一種聲音。

判死刑，人販子會殺人滅口，反而害了孩子。

萬叔之前跟一個做刑偵的警察聊過這事兒。

警察說，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太粗淺了。

警察說，你以為人販子是亡命之徒，其實多數人干這個就是為了錢。

求財而已。

你把這條路的成本拉得足夠高，很多人掂量一下，就不回去冒險了。

這和搶劫犯不一樣，搶劫犯有時候是沖動的，是當場決策的。

但拐賣這件事，是提前算過賬的。

萬叔說，牛逼，果然是不講宏大敘事，講個人感受。

警察說，拐賣兒童，是一套有組織的運營體系。孩子從被帶走到被轉賣，中間經過中間商、買家、跨區域流轉。

在這套體系里，孩子是商品。

殺掉商品，等于砸掉自己的變現工具。

所以那些說判死刑會逼得人販子殺孩子的人，本質上是用了一個錯誤的犯罪模型在做推演。

用劫持人質的邏輯，套在了販賣兒童的結構上。

這兩件事，從一開始就不是同一種犯罪。

再往深里看。

人販子這個群體，根本不是鐵板一塊。

有組織的慣犯，有被利益裹挾的中間人，有一時起意的初犯，還有被人唆使卻不太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外圍參與者。

對于真正的慣犯，震懾從來不是靠有沒有死刑來決定的，靠的是被抓的概率。

經濟學里有個最基礎的犯罪成本模型。

預期懲罰，等于懲罰烈度乘以被抓概率。

你再讀一遍。

預期懲罰，=懲罰烈度 X 被抓概率。

你把懲罰烈度拉滿，但被抓概率只有5%，那大多數人的計算結果還是，值得干。

所以說，提高被抓概率和提高懲罰烈度，這兩件事得同時走，疊在一起才有用。

只提高烈度不提高破案率，是放空炮。

只提高破案率不提高烈度，是便宜了那些存量的慣犯。

回過頭來看，我們這十年。

大數據、人臉識別、DNA數據庫、跨省協查機制讓破案率在顯著上升。

之前的甘肅白銀案破獲，現在的梅姨被抓，都是這套基礎設施成熟之后才成為可能的。

這兩個變量同向疊加，才是真正震懾拐賣犯罪的完整公式。

那，為什么現在可以提高懲罰？

萬叔問了一下豆包，中國兒童拐賣案件數量在近十年已經大幅下降了，部分省份的年度案發數量已經是2000年代的零頭。

這說明什么。

說明過去這些年治安基礎設施的投入開始見效了。

這個時候納入死刑，是對存量威懾的一次收尾式加碼。

萬叔做咨詢見過的公司里，很多是在問題最嚴峻的時候出臺最嚴厲的政策，結果適得其反。

牛逼的管理者怎么干的？晴天修屋頂，秋后捕夏蟬。

我不跟你硬剛，我在你最弱的時候解決問題。

對兒童拐賣犯罪來說，現在恰好就是這個階段。

退一萬步講，即使真的有極少數窮兇極惡的人販子，在死刑威脅下選擇殺人滅口。

這件事也不能成為，整體政策的否定理由。

就像小米車出事被炒得轟轟烈烈，也不是大家不開車走路上下班的理由。

政策是概率加權的社會收益計算。

決策者很清楚。

不能為了最壞的1%的場景，去犧牲對99%場景的震懾效果。

中國刑法對拐賣兒童情節特別嚴重的案件，早已有死刑條款，只是司法實踐中幾乎沒怎么用過。

現在討論的，是讓這條線從書面走向實踐，從一個威懾符號，變成真實的成本錨定。

梅姨案的意義，不只是一個人落網。

三十年，跨越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周期。

當年那些被拐走的孩子，今天已經是三十歲的成年人。

他們的父母，有些等到了這一天，有些沒有等到。

萬叔小時候，被家人帶去求神婆用圣水治病。

那時候村里人相信，有些事只能靠運氣，只能靠命。

但萬叔后來做了咨詢，分析了很多因果，越來越相信一件事，大多數我們以為是命運的東西，其實是制度設計的結果。

孩子能不能找回來，靠的是破案率。

犯罪能不能被遏制，靠的是成本結構。

梅姨案告訴我們，當基礎設施到位、追訴意志到位，三十年前的賬，也可以結清。

過去對拐賣犯罪量刑上的相對寬容，有它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邏輯。

破案率不夠，震懾體系不完整，貿然加碼未必有效。

那是特定條件之下的妥協選擇。

現在時間到了。執法的大網，該收了。

如果你也認同，希望更多人呼吁，影響決策者，請在下面點個紅心。

這樣，就會把聲音傳播得更遠，讓星星之火匯聚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