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公布了一組數據，近年來，無罪率再創新低，僅為0.028%，其中絕大多數應為自訴案件。公訴案件的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有人認為，這是前端偵查、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發揮“過濾”功能的結果。如果提起公訴的標準達到了判決標準，那么有罪率必然上升。

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茍同。我們必須承認司法判斷主體的多元化，就同一案件事實，不同主體有不同判斷。我們難以保證法官的判斷一定與檢察官一致。因為案件是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統一，如果法官判斷與檢察官完全一致，這不符合認識規律，何況實踐中經常出現“認識不一致”的“疑難案件”。從域外數據比較看，我國香港地區無罪判決率高達45%，即便是“司法精密化”的日本，無罪判決率也達到0.1%。除此之外，無罪判決率再創新低的背后也反映出下列問題：

（一）律師辯護權保障不力

無罪判決率不僅是一組孤立的數據，它關乎人權保障程度。而衡量人權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標乃是律師辯護權保障。典型例證如下：限制律師庭審中的發問時間，對律師的申請權置之不理如石沉大海，二審普遍不開庭審理，律師正確的辯護意見不被采納，等等。程序權利是實體權利的保障。沒有了上述權利，如何揭示案件中的“疑點”，如何可以使有罪判決做到“排除合理懷疑”？法院對證據和法律適用的審查，主要通過庭審完成，法院通過審判進行“糾錯”的能力不足，這也導致有罪判決率上升。近年來“審辯沖突”愈演愈烈便是明證。

（二）庭審實質化貫徹不徹底

庭審實質化是保障律師發問權、質證權和辯論權實現的關鍵，也是查明案件事實、發現疑點的重要措施。當事人及其辯護人均希望庭審實質化，避免庭審走過場。如果庭審實質化了，審判的“糾錯”能力便會大大提高；如果庭審走過場、搞表演，不僅“四個在法庭”無法實現，而且也是人權保障不力、審判品質低下的體現。以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為例，不少法院為了提高訴訟效率，人為限制辯護方申請的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由此失去了法院發現案件“疑點”的機會，導致庭審實質化無法貫徹。

（三）“只講配合不講制約”的訴訟體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均規定公檢法三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但實踐中仍然存在著“只講配合，不講制約”的現狀。據筆者調研發現，實踐中檢察機關越來越強勢，法院很多時候“聽命”于檢察院。造成“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問題。實際上，檢察院的強勢地位，并不利于審判中心主義的貫徹，可能導致“一錯再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的問題。如果只有“協調一致”，沒有相互監督，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將無法保障。

（四）分案審理和認罪認罰從寬實施使得證據審查放松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后，一旦被告人認罪認罰，無論是辯護人還是法院可能會放松案件審查，導致定罪率上升。有不少案件，法院將共同犯罪案件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分案審理。一旦判決生效，又將認罪認罰的口供直接適用于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導致無罪判決率減少。近年來，我國的輕罪大幅度上升，一個行為究竟是構成治安違法還是刑事犯罪，認識和理解很可能出現分歧，有人認罪，有人堅稱無罪，乃正?，F象，這就更需要法官認真審查，不是“越重越好”。

（五）撤回起訴率遮蔽了無罪判決率

雖然2025年無罪判決率僅為294人，但是準許檢察機關撤回起訴1235人。何以如此？因為從檢察機關的績效考核看，撤回起訴比無罪判決扣分要少，負面評價會降低。因此，我們不能只看無罪判決數據，還應該關注到撤回起訴的數字。撤回起訴回避了無罪判決，之間可能存在法檢之間非正式的溝通，這也許屬于“只講配合，不講制約”的體現吧。

（六）為了追繳、沒收涉案財物而不得不做出有罪判決

有不少案件，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查封、扣押和凍結了犯罪嫌疑人的財產。除了違法所得申請沒收這一特別程序外，其他案件都是在判決有罪的前提下進行。為了防止法院判決無罪后導致被告人和案外人要求返還，有些地方勉強定被告人有罪。如此一來，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均“皆大歡喜”，避免了案件未結，贓款贓物已花掉，偵查機關難以退賠的問題。

（七）“疑罪從無”未得到有效貫徹

“疑罪從輕”也是回避無罪判決的方法。按照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應該嚴格證明標準，貫徹“疑罪從無”原則。但有時迫于被害人一方、社會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作出有罪判決，以回應社會關切。實踐中，一些證據、事實不清的案件，作了“消化”處理，或者以指控罪名，或者另換罪名，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這也是導致無罪判決率升高的因素。

總之，無罪判決率不是越高越好，它事關冤假錯案的防范和人權保障的實現問題，更關乎司法的品質，當10000個人中，只有不到三個人能夠逃避被定罪的命運，我頓然感覺律師要想獲得無罪判決該有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