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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十萬駐外人都在關(guān)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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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9日，烏干達坎帕拉商人聯(lián)合會（KACITA）宣布全城關(guān)店抗議。理由很多，從稅收過重到監(jiān)管苛刻，但其中一條卻尤其刺眼——“中國投資者在坎帕拉開店”。

在這一刻，中國商人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成了矛盾的焦點。

問題是，為什么無論走到哪里，中國人似乎總能引起這樣的爭議？答案可能要從中國人“卷”的基因談起。

中國人之所以“卷”，首先源于千年的生存環(huán)境。

中國自古是人口稠密之地，有限的土地要養(yǎng)活龐大的人口。一個家族若想活下去，就必須分外勤勞，不敢懈怠。久而久之，勤奮與競爭便成了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那句老話“一畝三分地，養(yǎng)活幾口人”，不僅是生活困境的寫照，也是深埋在骨子里的緊迫感。

除了生存壓力，歷史上的科舉制度也強化了這種競爭文化。

隋唐以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十幾萬人爭幾個進士名額，這種近乎殘酷的競爭邏輯，逐漸讓整個民族都相信一個道理：想要改變命運，就必須拼盡全力。努力，不是可選項，而是生存的必需品。

更深層的推動力來自家族責任。

在中國文化里，個人的奮斗往往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整個家族的未來。一個孩子的讀書，一家人的生計，乃至“光宗耀祖”的期待，都壓在個人肩上。

這份責任感，即使漂洋過海，也始終伴隨。早期下南洋、赴非洲的華僑，大多身無分文，常常還要面對歧視。

可他們憑著能吃苦、能忍耐，硬是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來。

別人六點開門，他們五點半就開；別人休息時，他們還在干；別人開一家店，他們往往很快能復制出十家。久而久之，“能干、能卷”成了全世界對華人的印象。

進入近代，這種基因在改革開放后被進一步強化。國內(nèi)幾十年的市場競爭，比拼的不僅是資本，更是體力與毅力。誰付出更多，誰就可能抓住機會。

走到海外，這種心態(tài)自然延續(xù)，表現(xiàn)為“只要看見縫隙，就立刻下手”。

在烏干達，這種特質(zhì)尤為明顯。

近些年來，中國人在烏干達的投資越來越多。無論是街頭的餐館，還是新興的民宿，抑或初級的加工環(huán)節(jié)，中國人往往以驚人的速度涌入市場。

短時間內(nèi)，市場確實被激活了：街道更熱鬧了，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就業(yè)崗位也隨之增加。

但在本地商人的眼里，這樣的速度卻意味著競爭的加劇與利潤的不斷稀釋。他們既離不開中國人帶來的活力，又對這種“不知疲倦”的卷感到抵觸。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聽到過一個老華僑的故事。

他在烏干達開石場，主要生意是賣石粉。日子過得安穩(wěn)。后來他發(fā)現(xiàn)，石粉其實可以直接加工成水泥磚，利潤要高得多。起初他心動了，幾乎準備立刻上馬。可是在進一步了解后，他突然發(fā)現(xiàn)，那些年大量購買他石粉的，正是當?shù)氐乃啻u廠。如果自己也去做水泥磚，不僅會得罪客戶，還可能讓石粉的銷量迅速下滑。到最后，自己反而失去了根基。于是，他果斷放棄了這個看似有利可圖的機會。

他說：“生意不是一味要卷，有時候留條路給別人，就是給自己留條路。”這句話很樸素，卻道出了經(jīng)營最深的智慧。

這個故事恰恰說明了“卷”的兩面性。

一方面，中國人的拼勁讓他們在異國他鄉(xiāng)能迅速立足，推動了市場活力，帶動了就業(yè)，甚至幫助國家稅收增長。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追求低價、無限擴張，就會引發(fā)同行的強烈反彈，讓本地人覺得中國商人“不留余地”。到最后，政府和商會的壓力往往也會一股腦壓到中國人身上。

換句話說，卷到極致，不僅可能得罪別人，也可能最終傷到自己。

因此，中國人在非洲的出路，不能只是“卷”，更要學會“共贏”。

卷能讓我們在陌生土地上站穩(wěn)腳，但唯有合作與分工，才能走得更遠。

像那位石場老華僑一樣，學會適可而止，懂得把機會留給別人，反而能守住自己的基業(yè)。

與此同時，中國人也需要更積極地融入本地社會，與商會和行業(yè)組織建立聯(lián)系，減少“異類感”。

而在長遠發(fā)展上，更需要從低端競爭轉(zhuǎn)向價值升級，把精力放在技術(shù)、管理和服務上，形成真正的差異化。

中國人確實有“卷”的基因，這是數(shù)千年人口壓力、科舉競爭與家族責任共同塑造的結(jié)果。

但“卷”不是宿命。歷史賦予了我們勤勞和拼搏的特質(zhì)，如何把這種拼勁轉(zhuǎn)化為合作力與共贏力，才是決定未來的關(guān)鍵。

“卷”能讓我們在非洲站住腳，但唯有“共贏”，才能讓我們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