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與對話之路，音樂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樂章。絲綢之路沿線的音樂文物，則是東西方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物質載體，承載著無數(shù)創(chuàng)造者用智慧譜寫的心靈和聲。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黃釉扁壺，正是這段絲路樂章中的靈動音符。透過這件文物，我們得以聆聽千余年前絲路樂舞的回響。

器上胡騰 舞影翩然

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是一件北齊時期的鉛釉陶器，1971年在河南省安陽范粹墓出土。墓主人范粹為北齊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壺體通高約20厘米、寬16.5厘米、口徑5.1厘米，呈扁圓杏核狀，上窄下寬，敞口短頸，兩肩各有一穿孔。通體施黃釉，釉色瑩潤，類似金銀錘制的凸凹效果。

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

河南博物院供圖

壺腹兩面模印著相同的胡騰舞圖案：畫面中央的舞者起舞于蓮座之上，右臂高舉前伸，左臂下伸，掌心向后，雙足騰躍，反首回望。舞者左側，一人打拍，一人吹笛；舞者右側，一人擊鈸，一人彈琵琶。五人皆高鼻深目，頭戴蕃帽，身著窄袖長衫，腰間系帶，足蹬半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黃釉扁壺的壺形具有游牧民族馬背皮囊的風格，壺腹圖案說明胡騰舞在北朝時已風靡于世，與壺身的聯(lián)珠紋、忍冬紋、蓮座等裝飾紋樣一同體現(xiàn)著外來文化的影響。

　　胡騰舞是從中亞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傳入中原的一種男子獨舞，因舞姿多以騰身跳躍為基調而得名。胡騰舞的表演者多為高鼻深目的中亞人，起舞時，舞者伴著明快活潑的音樂繞圈急行，結合跳躍、扭胯、提腰和急促的騰踏等動作，舞步變化多端，時而剛毅奔放，時而柔軟瀟灑，頗具觀賞性。在絲路沿線出土的北朝至唐代文物中，胡騰舞者的形象大量出現(xiàn)，如寧夏固原北朝時期的綠釉扁壺、甘肅的唐代鎏金銅胡騰舞俑、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槨上的樂舞圖，陜西西安蘇思勖墓唐代樂舞圖壁畫等，時人對這一舞種的喜愛可見一斑。

　　唐詩中亦有不少描寫胡騰舞的作品。例如，唐代詩人劉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中作了生動描述：“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dié）胡衫雙袖小……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詩句將胡騰舞者急速蹲跳、腳步翻飛、騰躍旋轉、弄腳繽紛的舞姿與高超技巧寫得惟妙惟肖，仿佛可見舞者錦靴翻踏、寶帶作響，身影在席間旋轉如風；四座賓客屏息凝神，橫笛琵琶急促相和，一派樂舞助興、觥籌交錯的宴飲盛景躍然眼前。

西域樂舞 東漸中原

　　自漢代張騫鑿通西域，中原地區(qū)憑借四通八達的地理優(yōu)勢，逐漸成為多民族、多元文化碰撞與交匯的舞臺。特別是北朝時期，中原地區(qū)統(tǒng)治者對外來商旅多持歡迎與鼓勵態(tài)度，來自西域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國的使臣、僧侶和商人紛紛入華，粟特人亦在其中。在《洛陽伽藍記》的記載中，“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西域人絡繹不絕地來到邊塞，不少人因喜愛中原的風土人情而定居洛陽，逐漸形成規(guī)模不小的外來族群。

　　中原與西域的交流日益頻繁，通過使臣往來、商貿(mào)活動、婚聘遷徙、宗教傳播等多種途徑，絲路沿線各民族音樂文化在西漸與東傳中奔涌交匯。隨著中原周邊民族內(nèi)遷，龜茲、疏勒、西涼、高昌等國的西北民族音樂，以及天竺、安國、康國、高麗、悅般等外來音樂陸續(xù)傳入中原。其中，西域樂舞熱烈奔放的藝術風貌與中原文化含蓄典雅、溫柔婉約的審美氣質形成鮮明對比，其獨特魅力迅速贏得宮廷與民間的喜愛，一時使欣賞胡舞胡樂成為社會風尚。

陜西西安蘇思勖墓唐代樂舞圖壁畫。

資料圖片

　　北朝時期，胡樂之律、器、舞、調、曲在宮廷與民間均盛行一時。北周時期，西域諸國大樂匯聚長安，北周宮廷大樂多出自西域。一批才藝出眾的西域樂人受到統(tǒng)治者的禮遇，例如北齊時期，胡人樂工曹僧奴、曹妙達父子“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并獲開府封王。到了隋代，《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三個樂部盛行長安，受到宮廷和民間的喜愛，西域樂舞廣為流傳。

隋唐樂舞 融匯新聲

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是地區(qū)、國家間文化傳播與發(fā)展的不竭源泉。隋唐時期，外來樂器與樂舞不斷傳入，與中原傳統(tǒng)樂器相互交融、影響。在繼承秦漢音樂傳統(tǒng)的基礎上，中原音樂大量吸收西域音樂精華，逐漸實現(xiàn)本土化發(fā)展。這一時期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姿態(tài)，促進了西域樂舞與中原及各民族樂舞的相互融合，改變了中國樂舞藝術既有的形態(tài)，也促進了隋唐音樂的繁榮。

　　北周時期，西域音樂家蘇祗婆將龜茲音樂“五旦七調”宮調理論傳入宮廷。隋代音樂繼承魏晉南北朝音樂成就，建立了“七部樂”“九部樂”的音樂體制，當時的著名音樂家鄭譯、萬寶常以蘇祗婆調式理論為基礎，發(fā)展出八十四調音樂理論，形成一個完整的調式理論體系。

　　唐代朝廷特設音樂機構“教坊”，以中原民間音樂為基礎，并借鑒西域音樂創(chuàng)制新聲，出現(xiàn)多種新的樂器組合形式。《樂府雜錄》記載，唐代樂器約300種，廣泛應用于西涼樂、高昌樂、龜茲樂等樂曲之中。唐代承繼漢魏六朝的清樂傳統(tǒng)，融匯西域各地音樂文化精華，逐漸形成兼具聲樂、器樂、歌舞、百戲等多種形式的隋唐燕樂，為中原樂舞譜寫新的篇章。

　　與此同時，來自異域的樂舞文化也豐富了文人雅士的藝術創(chuàng)作題材。唐詩中描寫西域樂人、樂舞與樂器的作品不可勝數(shù)，其中不乏名篇力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胡旋女》、李賀的《李憑箜篌引》、李端的《胡騰兒》等。詩人們或寫琵琶聲如急雨繁弦，或寫胡旋舞回轉如風，異域樂舞的節(jié)奏與情調化作詩意的聲響與流動的畫面。西域樂舞的律動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激發(fā)更強的藝術張力。正如唐代詩人李頎在《聽安萬善吹觱（bì）篥（lì）歌》中所寫的：“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短短數(shù)句既點明樂器的來歷，也寫出了樂聲傳入中原后愈發(fā)奇妙動人的藝術魅力。

　　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與國家，通過絲綢之路實現(xiàn)了交流、融匯與包容。經(jīng)由絲綢之路東傳的音樂與舞蹈拓寬了華夏文明的文化視野，并逐漸為中原樂舞所吸納、融合，豐富了中原古代音樂舞蹈文化，使異域樂舞最終融入中華樂舞文化，成為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同時，中原人在不斷的遷徙與交流中，也將自身的音樂文化傳播到更遠的地域。黃釉扁壺作為東西方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chǎn)物，充分彰顯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氣度，以及海納百川的文化自信。

　　（作者為河南博物院文博副研究館員）

責編：王佳可、莊雪雅、李欣怡、沈喆新（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