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世殊編輯

【黃世殊，獨立學者。著有《何新學術年譜長編》中港傳媒出版社2015出版】

1980年代李澤厚與何新論學書簡

何新同志：

兩次收到你的信件和文章，謝謝。

我以為你在《晉陽學刊》（1981.6）講“亞細亞”文最好（《抖擻》上談美學文最差）。也許與自己的想法比較接近，反正我很贊同尊文的一些基本看法。

我對五階段的機械劃分久有懷疑，確乎不合馬克思原意，今得尊文，頗感高興。

匆此致意，不一。

祝好！

李澤厚

一、六（1982）

【附注：李澤厚（1930-2021)，湖南長沙寧鄉縣人，著名美學家、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

【殊編按：此信所討論“亞細亞”問題，指何新論文《論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研究》，《晉陽學刊》1981年第6期發表。】

【附圖】（略）

何新同志：

信收到。所考大九州拙頗欠知識，不敢妄議。“誠”字為儒家哲學根本，不知原意何指？望兄教。墨子文題“試論”“初探”（就用初探吧）之類均可。香山會很愿意參加，但需秋冬方可最后決定。匆匆祝好。

李澤厚（1984.9）

【編按：信中“所考大九州”一語，指何新先生所撰《鄒衍考》一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學習與思考》1984年第5期。“墨子文題”一語，指李澤厚先生所撰《墨家初探本》一文，收入李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何新先生早年對墨子亦有深入研究，撰寫了關于墨子的樸學考據文章，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學習與思考》1984年第4期，題目為《釋“巨子”-兼證墨子出身及職業》。】

【附圖】（略）

何新同志：

信悉。吾于孔孟荀及“誠”（“中庸”主要觀點），拙略有妄說，以后發表時請兄教。

墨子文何日可有校樣？研究生院想有復印機，能復制一份給我否？

匆匆祝好。

【殊按：以上短札，寫信確定日期不詳。“拙略有妄說”一語，指李澤厚先生所撰《孔子再評價》（附論孟子）、《荀易庸記要》等文章，“墨子文”指《墨家初探本》，均收入李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何新同志：

尊作拜讀。“德”字考析甚佳，頗開茅塞。拙作幾文中曾疑“氏族習慣法規”，今如加上“共同遵循”則豁然矣。動詞（功能要求：循），轉而為名詞實體（德）。

序承不棄，無異議。

敬禮！

李澤厚

十、十二（1985）

【附圖】（略）

【殊按：序，指李澤厚為《諸神的起源》所寫的序言。】

何新同志：

大作拜讀，獲益良多。

尤其《五行》一篇，頗具新意，“以五為極”說甚佳。于我心有戚戚焉！

容后詳敘。握手

李澤厚（10/1985）

【編按：“《五行》一篇”指何新論文《重論“五行說”的來源問題》（載《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期。）《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以《“五行說”形成于東周》為題摘要介紹。后收入《諸神的起源》附錄“文史新考”，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版，題目為《論五行說的來源》。

何新本文試圖重新考訂和分析典籍中關于五行說的原始資料。在折中近人成果的基礎上，對五行說的起源和演變問題，提出幾點新的認識。古人關于五行的各種說法雖歧異且混亂，但有一點則是諸家一致的。即皆本“五”數而立說。這種對于數位“五”的崇拜，可以看作諸家五行說為共有母題，而關于五行所附令的各種說法，卻均是此一母題的變體。對于某種數字的特殊崇拜，是人類原始期文化與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數位崇拜的起源，很可能是由于觀察到某一數位在某些重要事件中多次重復地出現，因而認為這個數本身具有某種“靈”性。】

【附圖】（略）

何新兄：

大作拜讀，可惜原作未讀，只能就君文談談了。

此文神采飛揚，文辭漂亮，出我意料。

非常同意所說“中國青年沒有玩世不恭的權利”。如果用我過去說過的話，即我們還沒有資格和條件搞“現代派”也。因此我也就并不擔心此派將有何巨大作用和影響，聊備一格，未嘗不可，倒可作為歷史現象看。

當然，如過分吹捧，作為榜樣，我是不贊成的。不知討論會上情況如何？

電話仍要安裝，主要是經費問題，鄙人并不闊，還是得靠所里解決。前已答應，但現在沒錢。

周六去海南，下旬可返，搬家當在年底之前，甚望暇日一敘，來前請先函告，以便等候。

匆匆，祝

李澤厚

十二、八（1985）

【附圖】（略）

【附注：信中談及的何新文章，指《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余者-讀《無主題變奏》隨想錄》，發表于北京三聯書店《讀書》雜志1985年第11期。

此文和《“先鋒”藝術與西方現代文化精神的轉移》、《當代中國文學中的存在主義影響》等三篇文章，均系何新寫于80年代的重要文藝研究論文，發表前文稿清樣曾送請胡喬木、胡繩、錢鍾書三位前輩審閱。三老親作校改，并作手書及通信。文章發表后，震動文壇，引起對西方現代派文藝的廣泛討論。

本篇是何新80年代中期著名作品之一。也是何新與國內“西化派”開始分道揚鑣的前導之作。曾收入“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1985年編下冊］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編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學評論中，何新率先在文藝界發出了復興中華民族之先聲。他在文中批評了當代中國文學中由“現代派”、“先鋒藝術”小說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嬉皮、厭世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悲觀消極的頹廢主義。指出，中國當下急需的不是那種毫無道義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消極個人主義夢囈，而是需要英雄主義人格和尋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奮斗精神。】

何新兄：

十日惠函收悉。

“仁”字考證極有新意，仆甚贊同。“相人偶”乃皮相談。望文生義，久有此感。而今得兄勝解，大獲我心也。

日前在此晤香港饒宗頤先生。談及《諸神的起源》一書，渠云可惜材料不足，他可作大量補充云云。

對龍為鱷說亦存疑，并言章太炎早有此說，為何兄不提及云。

老一輩人似均如此，雖博學如饒，其實不必如此苛求后輩。

我深信兄之考證當辟一新天地無疑。匆此不一。祝好。

李澤厚

十一月十九日（1988）

【殊附注：在《釋“仁”》一文中，何新考證指出，仁字字從二人，即妊、任之同源別體字，本義即母親懷孕及哺乳也。引申而得慈愛、愛人之意。“相人偶”，乃阮元（清名儒）舊解。

2021年03月16日，何新于博客發表《仁字考釋》，認為仁有古音通善，進一步指出“仁”字之本意及其引申之意義，且仁愛本義中有性愛之義。饒宗頤與何新也是故交。】

【附圖】（略）何新與饒宗頤先生

何新兄：

來去匆匆，把握失之交臂，未能暢敘，亦以為憾。

美字釋文，《中國美學史》首卷采用“羊人為美”，亦即圖騰舞蹈之義，與吾兄意見暗合。

尊文弟亦贊賞，唯涉及哲學則有疑焉。古文字乃專家之學，不敢作門外談。

吾兄恃才傲物，指點學壇學界，庸人非議，一笑置之可也。

匆此草復，順祝近祺。盼常來信。

李澤厚

十、四（1988）

又：兄前信論及中國傳統語言釋義學，極是，極為贊賞。兄可因之開新局面。

【殊按：1988年2月1日何新撰寫《美的語源》，后以《說美》為題，收入《諸神的起源》，何新著，時事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李先生此信中提及何新對“中國傳統語言釋義學”的研究，指何新關于清代樸學的論述。該文首刊于《語文導報》1987年第11期，后以“論古典經學解釋學的現代意義”為題收入1988年版《何新集》。】【附圖】（略）

何新兄：

到美瞬又月余，想近況甚好。未見來信，是否鉆入故紙堆中，其樂無窮，已忘懷世事？

我將于8月底經香港回京赴曲阜開會，屆時或可一晤。近日有何創獲？趙國華文已看到否？一笑。余不一一，匆匆，祝好！

李澤厚

七、二十二（1988）

何新兄：

朵云南降，非我意中。

人嘖有言吾兄于拙頗多微詞＊，拙素不介意。且亦無意與兄爭奪史學天下。何況歐陽公于蘇軾有當避之之語。《九歌》新考極為聰明，拙雖外行，但頗贊成。只恐老先生們不以為然。

其實楚地雖有南方根源，然已接受中原文化，屈原其人即其明證。如今若可證實九歌亦北方神話系統，則其價值甚大，震驚學界，應可預卜。

多月未能晤談，頗以為憾。如今地北天南，只好等待來年。拙在此已近三月，一切如常，閉戶讀閑書以自娛，謝絕交往。國內情況何如，則時在念中，臨書北望，期常惠好音。

李澤厚，四月念日

【何新按：此蓋學界小人撥弄是非也。我與李澤厚初識于1981年，此后相交頗深。但平素無事不相擾，唯常以文論相見。

李氏學術淹貫博通，自成一家言。絕頂聰敏而為人誠厚，于后學不吝提攜，于我有提攜只私恩也，不可忘卻，固一代賢哲也。】

【殊按：此系1987年4月李澤厚先生寫給何新的一封信，當時他正在新加坡講學。信中談及何新對《九歌》的研究。

所謂“歐陽公于蘇軾有當避之之語”，語出宋代筆記《河南邵士聞見錄》。書中記載：“歐陽公謂梅圣俞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1987年何新撰寫《揭開＜九歌＞十神之謎》一文，發表于《學習與探索》1987年第5期，后以《＜九歌＞十神奧秘的揭破》為題收入《何新集-反思·挑戰·創造》，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何新考證指出，《九歌》中的十神系統，其來源乃是戰國末季始創于齊國而流行于中原的東、南、西、北、中五方十神系統。這絕不是偶然的。

據林庚《屈原生平年表》屈原于25（前311年）時使齊，《九歌》作于次年。在《九歌》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原五行思想的深刻影響。

何新認為《九歌》是屈原吸收當時先進的中原文化，特別是陰陽五行思想后完成的一種偉大的藝術創造。屈原是戰國未季一位文化革新者。對于直到晚周仍保留著較多先古文化色彩的楚民族來說，屈原在文化上是一個勇敢的叛逆者。雖然他出身于楚國的舊族世家，但他無論在政治上、宗教上、哲學上都曾銳意進取，試圖矯世變俗。

不幸的是他失敗了，從而成為繼吳起之后在楚國勉力變法而滅身的另一位悲劇性人物。事實上，也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屈原這一崇高而不朽的歷史人格形象。

《九歌》是戰國末葉偉大詩人屈原的一部著名詩篇。圍繞著這部著作，歷史上一直存在一系列疑難問題未得解決。例如，《九歌》名“九”，但實際上卻有十一篇。這些篇中，是否都是屈原的原作？“九”，究竟是一個什么意義？《九歌》中的群神，許多名號不見于其他先秦典籍，這些神從何而來？是不是楚文化所獨有的？它與中原各國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幾千年來一直聚訟紛紜。有些海外學者（如臺灣凌純聲、蘇雪林）甚至認為，《九歌》中的諸神乃是由東南亞或古巴比倫輾轉流傳到楚國的。

在本文中，何新對這些問題，作了獨特的新解答。何新指出，若將《九歌》中的十位神靈，按東、南、西、北、中的五方排列成圖，而與《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方十帝觀念相比照，可以明顯地看出一種結構性的相似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實際上，《九歌》十神，五男五女，正體現了古人的陰陽觀念。十神分別分配在東、南、中、西、北五個方位，又體現了五行。五方位的觀念為：東皇太--黃帝（皇天上帝）；云中君（太陰君）-后土（高母神）；湘君-炎帝（舜）；湘夫人（女娥）-祝融；河伯（龍神）-太昊（青龍）；東君（日神）-勾芒（春神）；少司命-少昊（秋神）；大司命-蓐收（刑殺神）；山鬼-顓頊（冬神玄英）；國殤（蚩尤、兵主）-即玄武、真武大帝（戰神）。

由此，何新不僅揭開了《九歌》群神之謎，而且找到了《九歌》十神與華夏五方五帝概念的深刻關系。何新還指出，華夏、中華從來不是單一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形態概念。《九歌》十神與中原五行、五帝十神觀念的契合，證明了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深刻關系。

【何新補案：漢代出土瓦當及文物有“黃神”，即太陽神黃帝。后來我進一步的研究認識到，東君不是太陽神而是啟明星。】

【附圖】（略）

李澤厚先生推薦信復印件

【附圖】（略）

李澤厚研究員關于推薦何新破格晉升的信

何新同志是近數年來在文史領域有突出學術成就的中青年學者，特別在上古中國神話等方面的研究，如關于龍鳳的考釋，眼光敏銳，多發前人所未發，雖或有疏漏，畢竟無傷大雅。我一直認為何新同志早就達到研究員水平，特此推薦。

簽字：李澤厚

1987年12月14日

【附注：此信是李澤厚研究員1987年就何新破格提前晉升副研究員給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的專家推薦信。】

【附錄】《諸神的起源》初版李澤厚序

記得已經兩次寫過，我雖不搞考據，卻特別喜歡讀一些考證精當的文章；這似乎有點象我從小就不愛猜謎，卻一直欣賞那些做得很好的謎語一樣。因為它們確乎是相當高級的智力游戲：一語破的，快何如之？可以給人以智慧的愉快。何況讀精彩的考證文章，又遠不止于智力游戲，而且還有一種發現真理的強烈快感。所以，我說過，我非常贊賞和羨慕這些能考出“絕對真理”來的朋友們。何新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好讀書，求甚解，斐然成章，多才多藝，除辦事利落絕無書生氣外，文章寫得也不少。涉及面相當廣。但我最喜歡的卻仍然是他的那些考據訓詁文章。

例如他對“儒”、“德”等字義之考證，文章極短，卻頗有新意，使我油然而生“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

這本對太陽神的古史考證，我雖未及細讀，但大意是知道的。何新把上古神話歸結為日神崇拜，倒使我想起臺灣的杜而末先生依據德國學派的理論，把中國古代神話歸結為月亮神話。他們二人正好交相輝映，可以競賽一番。

我不懂上古史，更無權裁判。不過我的感覺，何新的考據和論證似乎比杜先生的要遠遠高出一籌。門外狂言，不知專家學者們以為然否？

考據是中國的傳統學術之一，古已有之，于今雖未為烈，但仍有不少治者。可惜其中平庸者，考了半天仍不知所云者相當之多。對比起來，何新就顯得尤有特色了。

之所以有特色，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何新有現代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和觀念背景，這樣就可以改變角度，突破傳統，邁越前人，不再停留在乾嘉以來或《古史辨》以來的那老一套上。

看來，雖考據也在隨時代而變化，也須憑借近現代科學成果來開拓新局面，致使一代有一代之所勝，這是值得欣喜的。

我是搞哲學的，剛講幾句話便又發起不相干的議論來了，趕緊收住，以免敗壞了某些人的清興。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夜草

【附注】據《何新社科院日記》（1985年11月08日）記，李澤厚序言發表于1985年11月04日《文匯報》，原題《為何新＜諸神的起源＞序》。

何新評此序說：“澤厚兄思維力超人敏捷，讀書多，極靈活。知我非籠中物。我請其寫序時他言：“再版時你可能就不要這個序了。”此序寫得漂亮，話里有話，巧妙玲瓏，也堪稱一篇經典也。”（參看《何新早年日記（2）》，2019年08月29日原載何新博客）

【附圖】（略）

【附錄】何新：中國傳統文化一心理結構的新探索

-讀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發表于《人民日報》1985.11.29

中國傳統文化一心理結構的新探索

-讀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何新

新的中國古代思想史是較為難寫的。不僅由于材料的浩瀚，而且由于許多材料的熟知性，更由于圍繞著這種熟知的材料已有過那樣多千篇一律基本雷同的議論。使得初入這個領域的人甚至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已被前人探索窮盡的領域，后來者將很難在此找到別開生面的待開拓空間了。

但是，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之后，我們看到李澤厚又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聯系他的其他幾部專著-《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他的哲學似乎正在組成一個令人饒有興味的思想環。在這部新著中，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在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中獨辟蹊徑的一條新的探索軌跡。

這本書中可注意的東西很多。但是這里只要提出兩點。第一點是著作本書的主旨。李澤厚在后記中說：當代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流行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要求徹底打碎傳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種意見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繼承。

李澤厚的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針對這場爭論而作出的回答。他著眼的既不是繁瑣的材料考據，也不是為了論證某種先驗的理論框架而剪裁和評定歷史。他的目的是要探索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試圖“科學地把握和描述這一現象”，以解答中國文明這個獨特的歷史之謎--個“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時空實體”，何以能如此長久地生存延續到今日。

在本書的寫法上，作者突破了舊式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二分法的框架。他沒有去辯析孔子、孟子、老子或禪學的哲學本體是物還是心，以便據此簡單地貼上一個“進步的”或“反動的”標簽。相反，他所著眼的是這些思想形態所曾生存的活生生的歷史空間，那種“文化場”-“作為理性凝聚和積淀的倫理、審美遺產”。而對于這種遺產的評價，他清楚地意識到這里可能常常會發生“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所以在面對每個具體人物，每一種具體的思想遺產，他都努力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態度，而力避簡單化和教化主義。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本書何以會對一些似乎已有“定”論的人物和問題，提出一種與前人截然不同的見解和評價。例如對于孟子的“存心養性集義致氣”的學說，前人多以為這是唯心主義的本體論而一棍子打死。但李書則指出，在孟子的這種學說中，高揚了作為道德人格主體的獨立精神。它構成古代中華民族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這種理想和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神美性灼灼光華的現實品格”。“孟子由于強調自律，從而極大地突出了個體的人格價值及其所負的道德責任和歷史使命。”這種精神后來發展成為古代儒學中所謂“內圣之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重要精神遺產。對孟子的這種評價，可謂獨標卓識。在經過十年動亂，我們民族正面臨著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讀來頗有振聾發聵之感。

除此之外，李澤厚對莊禪哲學中“瞬間永恒”審美狀態的深刻分析，以宋明理學與康德哲學的主體價值觀所作的結構比較，邊讀邊思，其議論之新穎和對于人們思考的啟發性，都令人嘆為觀止。

黑格爾曾經說過：智慧之神的貓頭鷹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開始起飛。一百多年了，古老的東方文明一直處在與另一種異質的文明-西方文化的沖突和相互作用之中。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就其意義之偉大來說，也許可以預測，終將導致一種既不同于古典傳統，但也絕不同于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的產生。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由于時代的紛擾，政治斗爭的尖銳，現實任務的緊迫，使我們民族幾乎沒有時間和條件沉下來反思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而現在，歷史終于給我們創造了這樣做的文化氛圍和條件。

“認識你自己”-歷史正在這樣要求我們。毫無疑義，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在這一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引人深思的一步。所以，這本書值得推薦給學術界和青年朋友認真讀一讀。

（原載《人民日報》1985年11月29日。《新華文摘》1986年第2期轉載。）

【附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