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穆濤兄寄來最近幾期《美文》（上半月刊），讓我津津有味地一口氣讀下來。其中，香港作家彥火的《在橋上看風(fēng)景的卞之琳》一文（2015年第6期），更是讀來饒有興味，從其細膩優(yōu)美的行文中，獲知了卞之琳生活、創(chuàng)作的許多細節(jié)和趣聞。因為文中有兩處提到了艾青，不免引發(fā)了我的好奇心，順手把書架上的《艾青詩選》取出，對照瀏覽了一番，有所感觸，于是信筆寫了下來。

彥火文中轉(zhuǎn)引了卞之琳的一封信，其中寫道：“首先讓我祝賀你們能發(fā)表到《時間》這首詩，我個人認為是艾青年來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也為國內(nèi)若干年來少見的好詩。”這封信，寫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信中對艾青當年七月份在《海洋文藝》上剛剛發(fā)表的《時間》一詩，評價甚高，認為是“艾青年來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這里所謂“年來”，可以理解為“當年”，也可以理解為“近年”。考慮到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是七十年代末，那么，“年來”的時間概念，至少可以涵蓋到七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說，卞之琳認為，《時間》一詩，是艾青在這樣一段時間里“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艾青在一九八四年修訂再版了《艾青詩選》，共收詩作87首。此書是按照年代編排的，其中，三十年代33首，四十年代17首，五十年代12首，六十年代0首，七十年代25首。這樣編排，既反映了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水平和成就，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曲折起伏。從中可以看出，三十年代是其創(chuàng)作的最為輝煌的時期，進而延續(xù)到四五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場災(zāi)難，讓他“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七十年代則形成了他的又一個熱情噴發(fā)的創(chuàng)作期。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的25首，沒有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以《燒荒》（未注明年月）開始，以《光的贊歌》（1978年2——12月）結(jié)束（這也是全書的結(jié)束），顯然是有其寓意的。盡管其中過半數(shù)未注明寫作時間，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詩全都作于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這短短兩年之間。這其實不難理解。艾青本人即曾自述：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又經(jīng)過約兩年的時間，有人鼓勵我重操舊業(yè)——寫詩。”于是才有了《紅旗》、《魚化石》等詩作的發(fā)表。

很有意思的是，當艾青本人從其七十年代最后兩年井噴似的詩作中精選出25首作品的時候，讓卞之琳贊嘆為“艾青年來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的《時間》，卻并沒能夠入選。

為什么呢？顯然，艾青本人并未感到《時間》一詩是自己“年來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棄選此詩，實際上意味著它還沒達到作者設(shè)定的入選標準。那么，是否卞之琳此說不過是表示客氣的溢美之詞呢？卻又不然。因為“卞之琳是一個治學(xué)十分嚴謹?shù)娜耍梢哉f達到一絲不茍的地步”（彥火語）。如果僅僅是出于客氣和禮貌，那他只消說《時間》是“很好的一首新作”，也就足夠了，大可不必說成是“最好的一首新作”。由此可見，對于艾青的《時間》一詩，艾青本人和卞之琳的審美評價是有所不同的。作為作者的詩人艾青認為，此詩尚不足以入選自己最優(yōu)秀的作品之列；而作為讀者的詩人卞之琳則認為，此詩是“是艾青年來發(fā)表過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他們的審美評價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為他們的審美趣味是很有差異的——說到底，艾青是一位更富于激情的詩人，而卞之琳則是以理趣（即哲理性感悟）見長的詩人。所以，卞之琳才會更鐘情于像《時間》這樣以“時間與空間/有一個共同的母親/叫做‘無限’”開頭的哲理詩。由于審美趣味的差異，兩位詩人關(guān)于同一首詩的審美評價有所不同，也就非常自然了。古人云：“詩無達詁。”這里平添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證。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譚獻《復(fù)堂詞集序》）一首膾炙人口的詩作，詩人自己卻并不特別得意，并不當成自己的代表作，甚至不愿收入自己的詩集中去，這在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上是有其先例的。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一詩，當其寫成之后，無論是詩人自己，還是他的摯友杜衡等人，都沒有感到怎樣出類拔萃。可是，等到著名作家葉圣陶大加贊賞以后，很快成為風(fēng)靡天下的名篇。盡管如此，戴望舒還是沒有把這首詩收到自己的詩集《望舒草》中去！且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的記述：

那個時期內(nèi)的最顯著的作品便是使望舒底詩作第一次被世人所知道的《雨巷》。說起《雨巷》，我們是很不容易把葉圣陶先生底獎掖忘記的。《雨巷》寫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編輯《小說月報》的時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牠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這首詩就有信來，稱許他替新詩底音節(jié)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薦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詩人”這稱號，一直到現(xiàn)在。

然而我們自己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卻并不對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見；等到知道了圣陶先生特別賞識這一篇之后，似乎才發(fā)現(xiàn)了一些以前所未曾發(fā)現(xiàn)的好處來。就是望舒自己，對《雨巷》也沒有像對比較遲一點的作品那樣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歡《雨巷》的原因比較很簡單，就是他在寫成《雨巷》的時候，已經(jīng)開始對詩歌底他所謂“音樂的成份”勇敢地反叛了。

原來，此時戴望舒的詩學(xué)主張，已是“詩不能借重音樂。”“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疇形的。”（見其《零札》第一、五、七條）眾口傳誦的成名作《雨巷》，因為音樂性、韻律性過強的緣故，竟被詩人自己刪去了，沒能入選《望舒草》。

順便說一下，艾青于一九七八年“重操舊業(yè)”不久，就在《文匯報》上發(fā)表了帶有哲理意味的《魚化石》一詩。要說他寫作此詩時，腦海里沒有閃現(xiàn)過卞之琳早年所寫的愛情哲理短詩、也是其代表作的《魚化石》，那是不可想象的。兩位杰出詩人的境界，畢竟有著某些相通相契之處。不過，如果說“在中國老一輩的詩人中，可以問鼎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除了……艾青，卞之琳應(yīng)是不二之選”，把兩人等而觀之，總還是讓人感到多少有點兒過于偏愛了吧？

2015年8月21日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