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張慶教授與北京醫院楊杰孚教授團隊在《JACC: Heart Failure》（IF=11.8）雜志發表了題為“Phenotyping HFpEF by Using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st-discharge 1-Year Mortality”的研究成果。該論文基于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衰中心數據庫，系統展現了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LVEDD）對射血分數保留型心衰（HFpEF）患者的預后預測價值，并創新地將LVEDD與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結合并衍生出不同的左心室重構亞型，顯示其與預后的相關性。

研究背景

HFpEF患者群體的高度異質性不僅體現在不同的病因、合并癥與病理生理，更被認為是大多數的HFpEF臨床研究未能取得陽性結果的關鍵問題之一。既往該領域的研究多聚焦以病因、生物標志物或合并癥分型，而常規超聲易獲取的參數往往被忽略。基于在射血分數降低型心衰（HFrEF）中的有力證據，研究者大膽假設，“左心室重構”這一心衰的共同病理生理途徑也可能成為HFpEF預后預測的關鍵因子。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衰中心數據庫（CCA Database- Heart Failure)，入選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注冊的出院診斷為“心衰”且LVEF≥50%的患者，排除標準：結構性心臟病、LVEDD或LVEF數據缺失或異常者、1年隨訪資料缺失者。研究主要終點：出院后1年內的全因死亡。通過限制性立方樣條（RCS）和Cox回歸分析LVEDD與1年全因死亡的關系，在模型中校正了年齡、NT-proBNP、合并癥（房顫、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腎臟疾病[CKD]，慢性阻塞性肺病疾病[COPD])及藥物使用等混雜因素。

研究結果

研究共納入29727例HFpEF患者 (年齡73±12歲, 51.3%男性)。將LVEDD作為分組變量（每5mm），或作為連續變量分析其與死亡率/風險的關聯，均證實二者呈U型關系（圖1A），RCS曲線顯示LVEDD 52mm為死亡風險的最低點。整合圖1A中樣本量很小的LVEDD組與相鄰組合并后成為6個LVEDD亞組，進行 Kaplan-Meier (KM) 生存分析（圖1B），再將死亡風險相似的亞組整合后形成LVEDD<40mm, 40-44mm, 45-59mm 和≥60mm四個組別。比較組間的臨床特征，隨著LVEDD增大，患者的年齡減低，女性或COPD占比減少，然而CKD、LVEF<60% 或RAASi使用占比增多。LVEDD <40mm組的患者房顫（35.6% vs. 36.8-38.7%）、高血壓（60.4% vs. 67.0-71.9%）和beta受體阻滯劑使用率（68.8% vs. 72.7-74.0%）均低于其他三個組 ( P <0.05).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LVEF<60%是HFpEF患者死亡風險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也再次證實LVEF <60% 相較LVEF≥60%有更高的校正后死亡風險（圖1C）。我們再將LVEDD（四個組）和LVEF（兩個組）分組結合形成8個左心室重構亞型，以LVEF ≥60% 且LVEDD 45-59mm (在各自的分組中死亡風險最低) 為參考組/亞型，其余7個亞型的全因死亡風險均顯著高于該亞型（圖1D）。

(A) 以連續5毫米為增量的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分組的死亡率（柱狀圖）及由限制性立方樣條得出的校正后風險比（曲線）。(B) 6個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亞組的Kaplan-Meier曲線。(C) 二分法左心室射血分數分組的Kaplan-Meier曲線。(D) 8種左心室重構表型死亡率的校正后風險比（含95%置信區間）

研究意義

LVEDD作為可快速獲取的簡易超聲指標，可用于識別HFpEF高危患者（如LVEDD<45mm或≥60mm）。尤其是極小心腔的患者（LVEDD<40mm），該類患者的常見合并癥占比相對較低，提示仍需探索非合并癥相關的病理機制。在未來的臨床研究中，或可參考本分型方法對HFpEF患者進行篩選、分層、療效評價等。

研究局限性

患者來自于全國多中心臨床注冊研究，未強制要求使用統一的HFpEF診斷標準，可能納入部分非確切病例。此外，因數據缺失較多，未計算LVEDD/體表面積指數，不能排除體型影響。結論得出的死亡風險預測LVEDD截止值是源于中國心衰患者數據，不一定適用于歐美國家具有不同體型的心衰患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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