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提高央企上繳利潤比例】的歷史演進與誤區釋疑

前幾天一則消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財政部在最新發布的《關于2026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中明確，自2026年起對中央企業稅后利潤的上繳比例進行普遍上調。

盡管“合理提高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要求此前已被寫入了《“十五五”規劃綱要》和《2026年預算報告》，財政部在2025年也曾下發過一份《關于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通知》全文尚未公開），但對于中央企業上繳利潤比例究竟提高到多少卻還是首次官宣。

在2024年之前，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分5類執行：

第一類為煙草企業，上繳比例25%；

第二類為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壟斷型、資源型企業，上繳比例20%；

第三類為有色冶金采掘、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型企業，上繳比例15%；

第四類為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郵政集團、國鐵集團、中央文化企業、中央部門所屬企業，上繳比例10%；

第五類為政策性企業即中儲糧集團，以及符合小微企業認定標準的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不足10萬元的企業，上繳比例0%。

但從2026年（實際為2025年）開始，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改為了分4類執行：

第一類為煙草企業和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壟斷型、資源型企業，上繳比例35%；

第二類為有色冶金采掘、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型企業，上繳比例30%；

第三類為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郵政集團、國鐵集團、北大荒集團、中央文化企業、中央部門所屬企業，上繳比例20%；

第四類為政策性企業即中儲糧集團，以及符合小微企業認定標準的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不足10萬元的企業，上繳比例0%。

可見，除了最后一類中央企業繼續執行免繳政策以外，前面幾類中央企業的利潤上繳比例普遍都提高了10到15個百分點，相較此前的同比提高幅度從四成到一倍不等。

受此影響，盡管央企們創造的利潤總額并未發生多大變化（2025年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約為2.5萬億元），但央企上繳的利潤已經出現了大幅度提升：

從2020到2024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決算數依次為1786億元、2007億元、2343億元、2264億元、2252億元，基本都徘徊在2000億元規模上下；

但在提高了利潤上繳比例之后，2025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實際完成數達到了3903億元，2026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預算數達到了3716億元，較此前年度猛增了約80%。

對此，財政部在《2026年預算報告》中給出的解釋就是“經批準，2025年執行中提高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相應增加了收入”。也就是說，雖然提高后的中央企業上繳利潤比例是在近日才官宣的，但事實上從2025年起便已經開始照此執行了。

【一】

首先，我們來談談本次提高央企上繳利潤比例的考慮是什么，這一上繳比例到底算不算高。

眾所周知，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長承壓，土地財政風光不再，地方隱性債也已叫停，可財政剛性支出卻在持續增加，國家給予生產和消費的補貼、投入民生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也在逐年提高；因此如何緩解財政收支矛盾、增加政府可用財力、彌補財政收支缺口就成了當務之急，這也是提高央企上繳利潤比例的最主要原因。

202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1.6萬億元，相較于預算值的完成率是98.3%，比2024年下降了1.7%；

202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2.1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30.0萬億元；考慮到調入資金及使用結轉結余后，仍有財政赤字5.89萬億元，比2025年增加2300億元。

此外，提高央企上繳利潤比例，對于防止國企利潤只局限于企業內部循環、減少企業重復建設和盲目擴張的風險，對于國資管理部門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等要求對這部分資金進行統籌使用，對于政府對這部分資金進行統一調配、補充民生福利支出、形成政策合力，對于倒逼國企提質增效、挖潛經營空間、改善盈利能力，都會或多或少地能產生一些作用，這些也都可以視為政策出臺背后的考量。

2025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猛增到3903億元，同比增長了73%；但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支出卻只有1297億元，同比還下降了17%；

而在這差額的2600多億元盈余中，有多達2400億元的去向都是“調入中央一般公共預算”，也就是俗稱的上繳財政，這占到了當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總額的61%。

這還只是中央本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如果把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考慮進來的話，那么2025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實際完成數為8547億元，同比增長了26%；全國國有資本經營支出實際完成數2647億元，同比還下降了15%；

而在這差額的約5900億元盈余中，總計有5741億元的去向都是“調入一般公共預算”，也就是上繳財政，這占到了當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總額的67%。

但不管怎么說，每年總計幾千億元的央國企利潤上繳規模，相比起動輒幾萬億元的財政赤字規模、動輒幾十萬億元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總規模來說，比例其實并不算高。

另外，如果跟發達國家相比的話，我們國家央國企上繳利潤的比例其實也不算高。比如，法國國有企業利潤上繳的比例是50%，美國是30%到50%，新加坡是35%到70%、個別能達到90%，意大利是65%，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最高可達到75%，隔壁的韓國最高也能達到60%。

相比之下，我國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目前還只有20%到35%，地方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大多也是參照中央企業制定、即10%到35%不等，這與發達國家的水平相去甚遠。

另外，按照財政部和國資委最新發布的數據，2025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超過4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5萬億元；

然而前面說過，2025年全國國有企業、中央企業上繳利潤中劃撥公共財政的部分分別只有5741億元和2400億元，這占全國國有企業、中央企業創造利潤總額的比例分別只有不到15%、不到10%。

也就是說，盡管從2025年起普遍調高了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上繳利潤中也的確有超過60%都貢獻給了公共財政，但由于上繳利潤比例并不算高，因此全國央國企創造的稅后利潤總額中最終只有大約10%到15%劃撥進了公共財政大池子。

由此觀之，通過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例來彌補財政收支缺口的操作空間還相當之大。

當然了，過高的利潤上繳比例勢必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積累和利潤留存，影響企業對擴大再生產和前沿創新科技的投入，也不利于國有企業履行國家要求的充當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投資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布局事關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關鍵產業領域，所以在利潤上繳比例的提升節奏上一定會循序漸進，提升幅度上也會選取一個平衡。

【二】

其次，我們來梳理一下央國企上繳利潤這種做法在歷史上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上繳比例在過去這些年里發生過幾次調整。

第一段歷史時期，是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

在上世紀70年代末之前，各級國營企業事實上就是上級政府下面的一個“部門”，政企不分，所有國營企業的財務都是“統收統支”、“收支兩條線”的，所有營業收入都要如數上繳，所有成本費用開支也都要仰仗上級劃撥。

因此在那個時期，國營企業對自己的利潤沒有任何截留與操控的空間，即便是存在所謂的“利潤”，那也是要全部上繳的。

第二段歷史時期，是改革開放之初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年代。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啟動后，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經濟責任制、允許國營企業利潤留成、后來又改為利潤包干逐漸成為了趨勢。

在此背景下，國家于1983年正式推行“利改稅”，把過去國營企業上繳利潤的做法改為了按法律規定繳納稅收，稅后利潤全部歸企業自主支配。自此，國營企業成為了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

第三段歷史時期，是全面建立市場經濟路線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年代。

1992年十四大上明確了市場經濟方向后，建立產權清晰、政企分開的現代企業制度就成為了國企改革的主線。此后十幾年里，引入社會資本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股份制改造成為了主題，那些被改制了的國有企業自然不需要再上繳利潤，未被改制的國有企業在“利改稅”的方針下也無需上繳利潤。

更現實的是，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由于背負著沉重的體制機制包袱，經營效益是遠遠落后于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的，所以國家既不宜、也無必要向它們征繳利潤。

1993年，國家出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明確規定國企只需上繳稅收、暫時不用再上繳利潤。

第四段歷史時期，是國有企業進入良性發展的年代。

世紀之交的國企改革激發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力，“抓大放小”的國企改制思路讓中央和各級地方手里留下來的國有企業都成了行業里的佼佼者、甚至是壟斷者，2003年新成立的各級國資委開始對國有企業實行經營績效考核評價制度和職工工資薪酬與實現凈利潤掛鉤制度，這些舉措都讓國有企業的經營面貌一改往日頹勢。在歷經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這些國有企業逐漸都變成了一個個不可小覷的“巨無霸”。

2006年，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發布了一份名為《國有企業的分紅：原因、金額以及支付給誰？》的專題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一個讓人震撼的觀點：“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屬于公共收入，應當向國家分紅，紅利收取和支出應該納入財政部的統一預算，由全國人大審批”。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份報告喚醒了民眾的經濟權利意識，要求國企向國家分紅的呼聲傳進了決策層耳中。

2007年，國家發布了《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政府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需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

2007年開始實行的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例，按照行業劃分為了3類：

第一類為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壟斷型、資源型企業，上繳比例10%；

第二類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型企業，上繳比例5%；

第三類為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等，三年內暫不上繳。

剛開始時，需要上繳利潤的國有企業僅限于國資委監管企業，那些沒有被納入國資委管理名錄的國有企業是無需上繳利潤的。從2008年起，煙草企業被納入了上繳利潤范疇，上繳比例參照壟斷型企業標準、確定為10%；從2009年起，中國郵政集團也被納入了上繳利潤范疇。

2010年，財政部在《關于完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做了兩項調整：

一是新增了需要上繳利潤的國有企業主體，652戶國有企業被新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這652戶國有企業大多都是部委所屬企業，它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中央企業概念；

二是將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從過去的10%、5%、0%三檔，調整為新的15%、10%、5%、0%四檔。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要“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這句話的看點不僅在于明確了“2020年要提高到30%”這個量化指標，更為重要的是這里的“30%”乃是對應“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保障和改善民生”；

也就是說，只讓國有企業把上繳利潤比例提高到30%是不夠的，得讓國有企業上繳利潤中光是用于劃撥公共財政、民生保障的部分就得達到30%才行。

因此在最近這二十年里，國有企業上繳利潤便呈現出了三個主要的演化趨勢——

一是上繳比例越來越高。

2014年，中央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調高為25%、20%、15%、10%、0%五檔；然后從2025年開始，又進一步調高到了35%、30%、20%、0%四檔。地方國有企業基本也都參照執行。

二是覆蓋主體范圍越來越廣。

以中央企業為例，需要上繳稅后利潤、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不只是國資委所屬的中央企業，同時也包括了其他各個國家部委、群團組織、事業單位主辦的國有企業。

2024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中指出要“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覆蓋范圍”、“加快推進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所辦一級企業按規定上交國有資本收益”，就是在表達這個意思。

三是劃撥公共財政的比例越來越高。

國有企業上繳的稅后利潤并不會直接進入公共財政的大池子，而是要先在國企系統的小池子中運轉，上繳利潤資金首先是用于國企系統自身的支出，只有超額部分才會劃轉到公共財政、反哺社會和民生。

因此在過去，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中劃撥到公共財政的比例曾長期不超過5%；但是如前文所述，從2025年起中央企業的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了61%，全國國有企業的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了67%。

【三】

由于很多朋友對于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規則并不熟悉，所以野望谷再以問答形式來澄清幾個概念、廓清幾處誤區。

問題之一：

眾所周知，許多國有企業都是上市公司，那么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例會不會掏空上市公司的資金？會不會影響機構投資者和中小股民的利益？這部分上繳利潤在國企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中是如何體現的？

解答：

2007年《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中明文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是指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機構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即一級企業，下同）上交的國有資本收益，主要包括：1. 國有獨資企業按規定上交國家的利潤。2. 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國有股權（股份）獲得的股利、股息……”

注意，上面這句話的關鍵在于“一級企業”，只有國資委（或其他機關單位）直接持股的“一級企業”才負有上繳利潤的義務。具體來說，只有“國有獨資企業”才適用“上繳利潤”的說法；而國有上市公司作為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只適用于“分配股利、股息”的說法。

在實踐中，由于央國企們普遍采取由國資委控股集團公司、再由集團公司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權架構形式，因此相關利潤自然也就會按照先由上市公司向集團公司分紅、再由集團公司向國家上繳利潤的流轉路徑，單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是看不出上繳利潤數字的。

按照2024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的精神，對于國有獨資企業，財政和國資部門是可以直接規定上繳利潤比例的；

但對于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包括上市公司在內，財政和國資部門（或其他主管部門）只能“督促企業依法及時制定利潤分配方案”，且“利潤分配原則上不低于同類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收益上交水平”，最終的利潤分配方案則要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后決定，國有股東和非國有股東擁有按同等比例獲得利潤分紅的權利。

我們以中國石油來舉個例子：

（1）上市公司中國石油2025年實現凈利潤1573億元，全年累計分紅860億元，作為一家上市公司，這860億元分紅款是按每股派息0.47元的標準向所有股東按同等比例進行分紅的，這個數字我們能夠從上市公司公告和財報中得知；

（2）上市公司中國石油的控股股東是央企中石油集團（中石油集團才屬于“一級企業”），中石油集團持有上市公司中國石油大約82%股權，因此在總計860億元的分紅款中，中石油集團可獲得大約705億元（860億元×82%）的分紅款，這個數字我們可以很方便地計算得出；

（3）中石油集團作為管理和控股平臺，自身也會發生不少開支，還要將所得收益在集團內部不同子公司之間進行平衡調劑，因此2025年中石油集團層面的稅后凈利潤可能就只有400億元（假設值），這個數字通常不屬于上市公司需要公告或者在財報中列示的內容；

（4）按照當前中央企業上繳利潤比例的最新要求，中石油集團作為資源型企業適用第一類行業標準，即按35%比例上繳利潤，因此中石油集團2025年需要向國家上繳的利潤就是140億元（400億元×35%，假設值），這個數字我們亦無法公開得知。

當然了或許有人會說，即便是從央國企集團公司（即一級企業）層面上繳利潤，那也勢必會減少央國企自身的現金儲備，從而削弱央國企擴大再生產、投資新設備新技術、培育新興增長點的潛力。

這話乍一看沒有錯，但不要忘記了，國資委對各級央國企的利潤考核指揮棒還在，在做大利潤這件事上，國資股東、企業管理者、中小股民的利益訴求是一致的；

再者說，上繳利潤比例較高的央國企往往也是依靠資源、依靠壟斷來經營的成熟型企業，它們普遍現金流穩定、盈利波動小、新增開支可控，屬于典型的大盤股、紅利股，提高些許利潤上繳比例對它們未來的增長潛力往往并不會造成多大沖擊。

【四】

問題之二：

為什么說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并不會完全劃撥到公共財政？沒有劃撥到公共財政的錢都去哪了？這些錢都是怎么用的？

解答：

我國財政預算向來有“四本賬”的說法：

“第一本賬”是指一般公共預算，比如各種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債務收入，和行政管理等經常性支出、固定資產投資等資本性支出、捐贈補貼等轉移性支出，它們都屬于一般公共預算的范疇；

“第二本賬”是指政府性基金預算，這其中占比最大的一項就是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各類地方政府基金投資也是從這本賬里支出；

“第三本賬”是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比如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就是進入這本賬，國資委為國企注資、補貼、紓困、清算、補償所發生的開支也是從這本賬里出；

“第四本賬”是指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居民和單位繳納的社保費都會進入這本賬，彌補養老金開支也是從這本賬里出。

從角色來說，“第一本賬”居于中心主體地位，其他“三本賬”居于從屬配套地位；

從流轉來說，“第一本賬”與其他“三本賬”之間可以相互劃撥，其他“三本賬”相互之間也可以相互劃撥，比如當以中央財政補貼社保基金時，就屬于“第一本賬”的支出、“第四本賬”的收入；

從規模來說，“第一本賬”體量最大，“第二本賬”和“第四本賬”次之，“第三本賬”最小。

顯而易見，既然國有企業上繳利潤進入的是“第三本賬”，那么這部分資金也就會首先用于“第三本賬”自身的支出，也就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開支。比如，國資委或其他主管部門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國有企業發展要求、國家戰略和安全需要所安排的資本性支出，用于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費用性支出，就屬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開支的范疇。

像是對國企職工棚戶區的改造建設，對歷史上國營廠辦大集體的改革，通過政府兜底采購來化解國企過剩產能，支付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人員安置費，支付國有企業離退休干部職工的醫藥費，向產業投資基金注資，充實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諸如雅江集團之類的新成立央企是資本金，對國有企業進行補貼、紓困等等，都屬于常見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開支項目。

按照規定，“第三本賬”不列赤字，因此過去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的95%以上都被用在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開支上，也就是“取之國企，用之國企”，“體內循環”的特點非常明顯；只有少數超額結余部分才會被劃轉到“第一本賬”，也就是俗稱的“上繳財政”。

這種現象直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之后，才逐漸有所改變。畢竟按照“四本賬”的分工定位，“第三本賬”收到的錢只有被劃轉入“第一本賬”或者“第四本賬”之后，才能被用于民生福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支出，進而實現“取之國企，用之于民”。

前面講過，2025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中已有超過60%資金的去向都是“調入一般公共預算”，這其實就是把錢從“第三本賬”劃轉到了“第一本賬”的意思。也就是說，眼下國有企業上繳利潤中已經有超過60%都被用在了彌補財政缺口、補充民生福利和社會保障支出上，這已經遠遠超出了2013年時設定的不低于30%的目標。

但這里還需要注意兩點：

第一，以國有資本直接充實社�；鸬牟糠�，其收益不會進入“第三本賬”，而是直接進入“第四本賬”。

從2013年起，一些原先由財政部（及中投公司）、國資委、其他部委持有的國有企業股權，都被劃轉到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含旗下各類投資基金）的名下；后來，全國社�；鹜ㄟ^二級市場增持的方式，又逐漸取得了越來越多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權。

這部分由全國社�；鹬苯映钟械膰衅髽I股權所分配的股息紅利，是直接進入“第四本賬”（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的，而不會進入“第三本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因此自然也就不屬于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范疇。

對此，2024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曾有明確規定：“劃轉充實社�；鸬膰匈Y本，其收益不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

第二，中央單位特殊上繳利潤的部分，也不會進入“第三本賬”，而是直接進入“第二本賬”。

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屬于常態化操作，但在一些特殊年份，國家也會組織特定國有金融、專營機構一次性上繳結存利潤，這部分利潤會以“中央單位特殊上繳利潤”的名義直接進入“第二本賬”（政府性基金預算），再按需轉入“第一本賬”（一般公共預算），而不會再通過“第三本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流轉一道。

比如在2022年，國家曾要求中國人民銀行、中投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一次性上繳歷史年度形成的結存利潤1.81萬億元，其中有9000億元都直接用于補充當年公共財政。

【五】

問題之三：

哪些國有企業會被納入需要上繳利潤的范疇？納入財政預算“第三本賬”的“中央企業”跟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企業”有何不同？

解答：

眾所周知，目前納入國資委央企名錄的中央企業不過只有100家左右，即便是把未列入國資委央企名錄但也由國資委直接持股的企業、由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行政類央企、由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文化類央企全都算上的話，也不過就是300到400家左右。

然而在財政部《關于2026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中，被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范圍的中央企業數量卻高達2433家——

二者的差異之處，就在于對“中央企業”的定義不同：

我們平時所說的“中央企業”更多是從股權和管理角度作出的定義，側重強調這家企業是不是由國資委或者財政部直接代表國家出資持股，是不是由國資委或財政部直接代表國家實施監督管理，企業負責人是不是直接由中央或國資委進行任免；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管理企業與部委管理企業就不是一個概念了，中央管理企業的管理權在中央（可以通過國資委或財政部來實現），而部委管理企業的管理權卻在主管部委機關、群團組織、事業單位，部委管理企業的數量要遠遠大于中央管理企業。

但被納入財政“第三本賬”編制范圍的“中央企業”更多是從財政預算角度作出的定義，側重強調這家企業是不是需要被納入中央財政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與這家企業的級別有多高、管理權屬于誰并沒有多大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中央管理企業還是部委管理企業，也不論這家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相當于部級、還是局級、還是處級，都需要被列入“中央企業”范疇，這樣做才方便與中央財政的口徑相對應。

地方上也是同理，比如被納入省級財政“第三本賬”編制范圍的“省屬企業”，既包括狹義上的“省屬企業”、即由省國資委直接監管的省屬國企，也包括廣義上的“省屬企業”、即由省直廳局機關（群團組織、事業單位）轄屬的國有企業。

2015年《關于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中要求“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制度”，2024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中要求“加快推進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所辦一級企業按規定上交國有資本收益”、由“財政部門匯總建立本級國有企業名錄”，背后反映的都是這個道理，這也是過去近20年來被財政“第三本賬”覆蓋的國有企業范圍越來越廣的原因。

但是，有兩類國有企業屬于例外情況：

第一，金融類國有企業無需被納入財政預算“第三本賬”范疇。

按照《政府收支分類科目》，金融類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直接進入“第一本賬”（一般公共預算）項下的“非稅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科目，而無需通過“第三本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再周轉一道。同時，國有金融機構的利潤上繳比例也是單獨確定的。

也就是說，金融行業的央國企所上繳利潤天然就是100%用于補充公共財政的，不存在資金先“內部循環”、再調出給公共財政使用的問題。國有金融機構上繳利潤的比例，也不會完全比照普通央國企。

2024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中對此有明確規定：“憑借國家權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機構所形成的資本和應享有的權益，納入國有金融資本管理”。

第二，國有企業如果存在虧損情形的，則無需上繳利潤。

按照2016年《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的規定，國有企業在核計應上繳利潤的基數時，可以先行扣除以前年度的未彌補虧損和應提取的法定公積金，調整以前年度損益的也當相應補交或抵減應繳利潤。

因此，對于存在虧損情形的國有企業來說，不僅無需上繳利潤，反而還有可能成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轉移支付”的輸血對象。

參考資料：財政部官網、央廣網、第一財經、國資報告、大國資觀察、李迅雷金融與投資